学文网[摘要]《明太祖实录》通过有选择地直书和增饰朱元璋的事迹，来刻画和塑造太祖的正面形象，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使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儒雅，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不过，实录作者对皇帝形象的增饰和塑造，既依据自身所处***治环境的需要，也遵照实录传主的性格特征和基本经历来进行。表明了史学本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 形象塑造 史学主观性
[中***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097－09
《明太祖实录》中的朱元璋形象，关涉历史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颇值得探讨。学术界对《明太祖实录》和朱元璋均分别作过相当多的研究，对《明太祖实录》的讳饰和不实也多有论述，对朱元璋的真实面貌与历史形象之间的差异也作过一些凌散的讨论，然而，对《明太祖实录》刻意塑造朱元璋正面形象的系统研究，迄今未见有突出的成果。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究。
一、《明太祖实录》的纂修与主观性渗透
《明太祖实录》是记载朱元璋事迹及其朝***的实录，经历过三次修纂。第一次修于建文朝，从建文元年正月庚辰至三年十二月乙卯，历时3年。其修纂情况，明官修史书多讳言之，只有私修史书加以披露，如谈迁《国榷》和查继佐《罪惟录》等均有记载，由此而知初修时的总裁官为礼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和王景彰，副总裁官为太常寺少卿廖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高逊志，纂修官有王绅、胡子昭、杨士奇、罗恢、程本立等。惠帝对修实录颇为审慎和重视，初修之前，特地征召并遴选了一些儒生进翰林院充纂修官，如杨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为“集诸儒修《太祖实录》”，“遂召人翰林，充编纂官”，通过“试翰林院官，奏杨士奇第一”。(《明史》卷48、151)《太祖实录》在南京修纂了3年，前方与燕王朱棣打了整整两年半的仗。及至南京陷落，初修本落人朱棣手中，其册数、卷数和字数均成千古之谜，其关于朱元璋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也不得而知。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月已未至永乐元年六月辛酉，朱棣对《太祖实录》进行了改修。朱棣攻下南京后，在百废待举中一直关注实录问题，指责初修本“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又称：“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于是令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常为正副监修，重修《太祖实录》，并告诫他们“务在详备”，“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朱棣重修的目的是为自己篡位夺权制造合法根据，为了让纂修者听从指挥，便升实录纂修的总裁、翰林院侍读解缙为本院侍读学士，侍讲胡靖(广)、编修黄淮、检讨胡俨皆侍读，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皆为侍讲。重修工作只花了9个月，撰成183卷，缮写成165册。当实录进呈时，朱棣当作盛大的节日予以庆祝，其隐衷在于去掉了自纂位以来的一块心病。但随着监修李景隆、总裁解缙的失宠被囚，疑心病很重的朱棣便开始对重修的《太祖实录》产生怀疑和不满，认为李、解等人心术不正，遂决定第三次修纂《太祖实录》。
三修本《太祖实录》于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始修，至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完成。为了删改彻底，朱棣任命其亲信、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以及胡俨、黄淮、杨荣为总裁官，杨士奇、金幼孜等为纂修官，“皆赐敕勉励”。此次改修费时6年7个月。二修本只有183卷，而三修本则达251卷，装成205册，补充了《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等一批史料。但是，这次篡改得“仔细”，也为前两次所不及，故朱棣在阅读三修本《太祖实录》时，“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少副朕心。’”《太祖实录》经这次改修后遂成为定本。
《明太祖实录》虽然始修于朱允桑但经过朱棣篡位后的两次改修，已经面目全非，因此该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前者的态度已不可考，只能探讨后者的态度和目的。今本《明太祖实录》为明太宗朝官修，反映了朱棣君臣的观念和思想，其中对明太祖朱元璋形象的塑造，自然也贯彻了***的意志和用意。清人徐乾学指出：“《太祖实录》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乐之初。今所传者永乐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诰令、文集未尝讳也。今观此书疏漏舛误，不可枚举。”所谓“成祖为亲隐讳”，就是为乃父朱元璋重塑形象。吴晗也指出，《太祖实录》三修的目的，除了抵消建文帝遗臣对他的指斥，歌颂自己的靖难为应天顺人外，还有一个重要意***就是“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也是十分顾及朱元璋的形象。
《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一是据实直书，朱元璋大部分的活动都是成功的。通过直书其事实就能完成其正面形象的塑造，实录中的朱元璋就是历史上的真实形象；一是有意地粉饰和打扮，对于朱元璋在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予以篡改和修饰，反映了太宗君臣的主观动机。当然，前一种途径，表面上看实录只是真实描绘了太祖的形象，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修史者意欲塑造太祖如此形象的选择性意***。他们在修史时，本可以更进一步谀颂，或用微言大义予以贬斥，但却作了据实直书朱元璋的历史形象的选择，既遵守了儒家的史学观念，又表明了修史者突出太祖此等形象的主观目的。由此看来，《明太祖实录》中的朱元璋形象，其实是主导修史的明太宗朱棣及其史臣们心中的形象，客观的历史演变成主观的历史，历史上客观的朱元璋，经过修史者的主观处理，已经成了他们心中的朱元璋了。有学者指出：“历史是客观的……但从认识的角度言，历史又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人类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何况，对这种历史的记忆和记录。又经过了***治强权的干预。于是，《明太祖实录》中的朱元璋形象，不可能是全然客观的历史形象，而是太宗君臣心中的那种光辉形象。
事实上，《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的形象进行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本处特指人性化)的处理和塑造。所谓神化，是把朱元璋从一个普通的人，神化为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天神之子(天子)，从宗教迷信上提升太祖的形象。所谓圣化，是将朱元璋从一般的人，圣化为有着非凡的帝王气质和道德情操的圣人，从伦理和道德上提升其形象。所谓雅化，是把朱元璋从一个粗鄙的半文盲，雅化为一个文化修养很深的知识精英，从文化上予以提升。所谓“人化”，是将朱元璋塑造成一个颇具人性和人情味的家人和乡亲，从人性上给予塑造，在这一点上，表面上是在还原其本来面目，实际上经过了修史者的选择性处理和精心设计。
二、《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的神化
朱元璋本是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东乡的一个布衣和普通的农民，能够成为一个王朝的***者，固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莫测的机遇，但也不至于像《明太祖实录》的史臣所记录的那样充满神 助，或干脆将太祖塑造成非人而神的形象。该录神化朱元璋，是从以下三方面人手的。
第一，通过神化其出生，证明朱元璋具有神性。据该书卷l载，朱元璋的母亲就是梦中服用了神授的药丸而怀上他的，以证明朱元璋并非一般的人，而是神的后代和天之娇子：“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朱元璋父亲)，口尚有香气。明日，上(朱元璋)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也。”这段描写，既沿用了简狄吞鸟蛋而生契(商王始祖)、姜踩巨人脚印而生弃(周王始祖)的模式，又照顾到父权时代朱元璋父亲的作用。其用心的确良苦。实录还刻画了朱元璋出生时的异常景象：“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为了将神化进行到底，实录将朱元璋一辈子的隐痛――做过和尚的行为进行了神化，把他写成天生与佛有缘、受佛保佑的超人：“常遘疾，抱之佛寺。寺无僧，复抱归，见室东檐下一僧面壁坐，顾仁祖曰：‘来!’乃以手抚摩上顶，旦日，疾遂愈。后复疾。仁祖念前梦之异，欲俾从释氏，不果。既而徙居钟离之西乡，后迁太平乡之孤庄村。太后常谓仁祖日：‘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将朱元璋的生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甚至在皇觉寺当了和尚后，实录还称“上所居室，夜复数有光，僧皆惊异”。
第二，通过相面的描写，突出朱元璋的神异。既然朱元璋的出生受到神赐药丸的作用，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受到神运的支配，其夺取天下、当上皇帝也就早有宿命。《明太祖实录》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展开叙述的。该书卷1载道：“及上稍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一日黎明，仁祖坐于东室檐下，上侍侧，有道士长髯朱衣，持简排垣栅直人，遽揖仁祖曰：‘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仁祖初见道士突人，颇不悦，闻其言异，乃留之茶。道士不顾而去，既出门，不见，时莫知所谓。及上即位，追上遵号，推其年数，适符其言。”用宿命论的观念，来塑造朱元璋出生的不凡和神异。这种相面的经历不断出现，《明太祖实录》卷1又载，朱元璋遭逢不幸，连丧三亲后，游方至六安的朱砂镇，遇一老儒，对他说道：“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朱元璋具以实告，老儒默然良久后叹道：“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于是“历告以未然事甚悉”。朱元璋“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字，皆不答”。通过相面，预言朱元璋命理最贵。又《明太祖实录》卷3载，乙未年六月乙卯朔，朱元璋率***攻下太平，“耆儒李习、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上，安见上状貌，谓习等日：‘龙姿凤质，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通过陶安的相面。直言朱元璋非常人，是真命天子。《明太祖实录》还通过马皇后的相面，来旁证朱元璋真命天子的命定性。当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郭子兴“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遂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实录称“马公有季女，甚爱之，常言术者谓此女当大贵”，马皇后当大贵，那么朱元璋亦必大贵。看来实录是很用心地在神化朱元璋的命理和运程。
第三，通过朱元璋占卜和祈祷灵验的描写，证明太祖的行为受神灵昭示和护佑。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人起兵，自称元帅，攻拔濠州。朱元璋在离开皇觉寺投***前，“祷于神”道：“今兵难如此，吾欲出避兵，志无所定，愿于神卜之。出与处孰吉?明以告我!”结果“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朱元璋又道：“出与处既不吉，无乃欲吾从雄而后昌乎?”结果“一投卜而吉”。朱元璋自忖道：“今豪杰纷纷，孰堪与御乱者?况从雄非易事。”重新占卜道：“兵凶事，从雄吾甚恐，盍许以避兵?”结果“复投卜交跃而立”。于是“上知神意，必欲从雄也”。正巧“有故人自乱雄中以书来招”：“今四方兵乱，人无宁居，非田野间所能自保之时也。盍从我以自全?”朱元璋读后，将信焚毁。几天后有人复来相告：“前日人以书招公，旁有知者，欲觉其事，当奈何?”朱元璋慨然叹息道：“吾惟德命于天耳!”过了三天，旁边知其事的人来了，但并无揭发朱元璋的意思。然而，过了十天，又有人来告诉他：“先欲觉者不欲自为，今属他人发之，公宜审祸福决去就。”朱元璋迫不得已，“乃以闰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投奔了郭子兴，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明太祖实录》卷1)实录通过反复描写，将朱元璋被逼造反写得十分曲折，证明他是受神的支配，并非自己愿意投身造反行列。除了为他投“贼”开脱外，更是意在说明他受到了神的启示。《明太祖实录》卷1还载，甲午年冬十月，“上以四方割据，称雄者众，战争无虚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饥馑，死者相枕藉，心甚忧之。乃祷于天曰：‘今天下纷纷，群雄并争，迭相胜负，生民皇皇，坠于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愿天早降大命，以靖祸乱。苟元祚未终，则群雄宜早息，某亦处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元祚已终，群雄之中当膺天命者，大命早归之，无使生民久阽危苦，存亡之几，验于三月。’及u三月，上兵益盛。”这段叙述旨在证明朱元璋反元是神的旨意。实录的上述记载对朱元璋起到了神化的作用。
三、《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的圣化
尽管实录开篇便将朱元璋作了神化，但朱元璋毕竟是人，不能通篇当作神来描写。于是，《明太祖实录》的作者在神化太祖的同时，也对朱元璋进行了圣化，即将朱元璋当作圣贤来塑造。圣贤是异于常人的人中之杰，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古代常将有德的帝王称为圣人，像尧、舜、禹就是如此。
《明太祖实录》也把朱元璋当作这一类君主加以刻画。
第一，实录将本为龙凤***权将领的朱元璋当作***的帝王来塑造。《明太祖实录》开卷即对朱元璋的身世进行了圣化，声称他是颛顼之后：“其先帝颛项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颛顼是古代的圣人，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就顺理成章地将朱元璋写成了帝王式的圣人。据陈权清称，朱元璋原为韩林儿大宋龙凤***权的部属，但做了皇帝后，出于***治上的需要，完全否认他与大宋龙凤***权长达十余年的隶属关系。***文书中有关的龙凤史料被销毁一光，他当年在镇江打败张士诚***队的纪功碑，因有龙凤年号，也被捶毁灭迹。他死后所编的《明太祖实录》更是“讳言龙凤事”，相反，“却按照帝王形象把朱元璋乔装打扮”。事实上，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便接受了在毫州(安徽毫县)建立大宋龙凤***权的韩林儿、刘福通的册封，担任左副元帅，与韩林儿保持了十余年的君臣关系。然而，《明太祖实录》却抹去朱元璋接受过“左副元帅”一职的事实，称在听到龙凤***权的任命时，“上日：‘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明太祖实录》卷3)此后，对朱元璋隶属龙凤***权的种种事实完全抹杀。显然，《明太祖实录》是有意将朱元璋塑造成***地夺取天下的帝王形象，耻于与造反的红巾***搅在一起。一般来说，成就帝业的人必有大志，为此，《明太祖实录》便突出了朱元璋的宏伟志 向。据该书卷3载，乙未年六月，朱元璋率领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等将领乘船渡、江，攻克了采石。这时，“诸将以和阳饥乏，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朱元璋“察诸***无进取意”，便对徐达等说道：“今举***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诸***大惊问故。上日：‘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果然攻下了太平，为夺取集庆府(南京)奠定了基础。
第二。实录将朱元璋描绘成对人民和百姓仁慈的道德高尚的贤人。《明太祖实录》卷l载，朱元璋“行至六安，逢一老儒负书箧，力甚困，上闵其老，谓曰：‘我代翁负。’”卷2又载，乙未年春正月，“初，诸将破城暴横，多杀人，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上偶出，见一小儿立门外，问曰：‘尔何为?’儿曰：‘候我父。’曰：‘尔父安在?’曰：‘在官养马。’问其母，曰：‘亦在官门下，与父不敢相顾，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窃候之。’上为之侧然，即召诸将谓曰：‘比诸***自滁来，多虏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无纪律，何以安众?凡***中所得妇女，当悉还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妇女于州治前，至则令妇女居内，男子列门外两旁，纵妇女相继出，令之曰：‘果夫妇，相认而去。非夫妇，无妄识。’于是夫妇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悦。”这段记载或是事实，但实录作者保留这段事实，则有明确的圣化企***。
第三，实录将朱元璋粉饰成对降敌和***敌都宽容和大度的人。真实的朱元璋实际上是一个心胸狭隘、本性残忍的人，但《明太祖实录》却掩盖了他的残忍，把他写成了一个仁慈、有器量的善人。对待降敌，《明太祖实录》卷4是这样记载的：丙申年三月辛巳朔，朱元璋率诸***攻占集庆时，先击破陈兆先大营，“尽降其众，得兵三万六千人，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惧不自安。上觉其意，至暮令其悉人卫，屏旧人于外，独留冯国用侍卧榻旁。上解甲酣寝达旦，疑惧者始安，乃相语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尽力***报?’及攻集庆，多先登陷阵。”夏玉润认为这条记载“疑点颇多”，《明兴野记》、《国初事迹》等皆不载，且此行为与其多疑的性格也不符合。笔者以为，此是实录对朱元璋人格的有意塑造，是将之圣化的结果。
对待***敌，实录也将拥有病态嫉妒和敌视心理的朱元璋粉饰成仁慈、大度、宽容的圣明之人。在李善长一案上，《明太祖实录》百般为朱元璋粉饰。该录卷202载，监察御史劾奏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罪状，说李善长对参与胡惟庸谋反的封绩被俘一事隐匿不报，为人告发，审出封绩谋反的情状以及李善长给他的私信。审刑官请逮问李善长，太祖“诏勿问”。监察御史又称李善长“柔奸隐匿”，杨宪谋叛时，“若罔闻知”；胡惟庸等***谋不轨，“又为谋主”，“皇上累加曲贷，恬不知恩”，现在查出封绩往来沙漠私书中有李善长的手迹，“大逆不道，罪状甚明”，要求“罪在不赦”，朱元璋竟然“不报”。当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李伸被捕后，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也告发李善长平常与胡惟庸密切往来的情状，还说“及惟庸欲谋反，善长阴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惟庸”。此时，吉安侯陆亨的家奴封帖木等也告发陆亨及延安、平凉、南雄侯等“皆与惟庸、善长结为***比，尝谋约日为变”，太祖还是不太相信，“上曰：‘太师辈果有是耶?’命廷臣讯之，具得其实。群臣奏善长等当诛，上又不许。”实录还记载说李善长深感“危惧”时，“上诏慰谕之，复召诣奉天门，与语开创艰难之际，为之流涕。复至右顺门，上谓群臣曰：‘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师。太师年老，旦暮无以为怀。”结果李善长还是“自经”而死，“上命以礼葬之，厚恤其家”。在这些记载中，朱元璋成了一个极念旧情、一再宽容的大善人。其实，李善长之死正是朱元璋有计划地诛杀功臣的“杰作”，而实录有意识地掩盖了朱元璋的险恶用心，粉饰并维护了朱元璋的形象。吴晗认为：“《实录》纪李善长狱事，尤暖昧支离，使人一见即知其捏造。盖其所述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其不可信，又无待究诘。”对于蓝玉案，实录的记载也竭力表现朱元璋的宽容和优待。据《明太祖实录》卷225载：胡惟庸谋反时，蓝玉“尝与其谋。上以开平之功，及亲亲之故，宥而不问”，反将他升为大将，统兵征伐，但蓝玉“见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专恣暴横”，“捶逐御史”，“纵兵毁关”，私纳元主之妃，“上切责之，玉漫不省”，与朱元璋会面或侍宴时，“动止傲悖无人臣礼”。及征西还，觊觎太师之位，见只升为太傅，“玉怒攘袂”，并以太祖“疑我”为由“乃谋反”，为锦衣卫指挥蒋所告，“命群臣讯，状具实，皆伏诛”。但据吴晗等明史学家考证，蓝玉谋反案与胡惟庸谋反案一样，都是朱元璋为了铲除功臣所制造的冤案。而这里竟然一口咬定蓝玉谋反，并说朱元璋在知道蓝玉参与胡惟庸谋反后，竟然“宥而不问”，显然是在有意塑造太祖宽容豁达的形象。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同时也是作者对朱元璋的刻意圣化。
四、《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的雅化
朱元璋作为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农民，受出身和环境的限制，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都比较粗鄙，由于只读了两个月的私塾，缺乏足够的教育，故他在成为龙凤***权独挡一面的将领之前，一直处在半文盲状态。即使成了大明皇帝后，他的文化水平也比较有限。然而，《明太祖实录》却通过史臣的润色和粉饰，将他塑造成文质彬彬的儒雅君主。
第一，实录将朱元璋的名字进行了雅化处理。据《明太祖实录》卷1载：“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名元璋，字国瑞，名与字都极其文雅和响亮。其实，朱元璋原名重八，相当土俗。宋元时期，民间无官者多不取名字，蒙古人规定汉人或按出生时父母年龄相加的数字取名字，或按出生的时间数字取名字。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生他时是46岁，其母亲陈二娘生他时是42岁，加起来是88岁，因此便按习惯将朱元璋取名为重八。朱重八参加红巾***后，当了元帅，觉得“重八”名字太土，就自己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明太祖实录》沿用了朱重八自己改的名字，但在记载他改名之前，仍然称他为朱元璋，且从不提他的原名，无疑具有对他进行雅化的意***。
第二，实录将朱元璋出家的寺庙也进行了雅化处理。据《明太祖实录》卷1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疠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与仲兄极力营葬事。既葬，念仁祖、太后常许从释氏，乃谋于仲兄，以九月人皇觉寺。”又载：“壬辰春二月……辛丑，乱兵焚皇觉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文中所记均作“皇觉寺”，其实“皇觉寺”是朱元璋当皇帝后改的名字，原名叫於皇寺，位于钟离县太平乡东十四五里。始建于宋朝，金兵与元兵先后南下时，两度遭到破坏。元朝初年由宣和尚重建。朱元璋登基后，才改为龙兴寺。据《明太祖实录》卷156载，洪武十六年九月甲子，“建凤阳大龙兴寺成。寺即旧於皇寺也。自宋有之，为金所废。元时有僧名宣者，复创寺。宣卒，德祝、高彬继之。元末寺复废，至 是重建，经始于四月朔，是日落成，去於皇旧址十五里。于是赐名日‘大龙兴寺’。上自为文记之。”然而，《明太祖实录》卷1在记载朱元璋出家的寺庙时，只说是“皇觉寺”，而不提“於皇寺”之名。“皇觉寺”较之于“於皇寺”，更加雅致，有“皇帝在此觉悟”的含义，表明了实录史臣对朱元璋形象保持雅化的心理趋向。
第三，将朱元璋撰写的文章作了雅化的修改和润色。据《明太祖实录》卷82载，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朱元璋亲自为《祖训录》写了一篇序：“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已长者，甚相远矣。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剿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治。旧习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而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曩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这篇序文用文言写成，文雅清丽。如果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序文，不会如此典雅，因为朱元璋的文言水平不是太高，而且他为了让读者能够容易读懂，一直坚持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写作。显然，这篇序文的文雅面貌，应该是太宗朝修《太祖实录》时，由史臣进行润色的结果。
第四，将朱元璋的口语也润色成了雅致的文言。《明太祖实录》卷82载，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上因谓侍臣日：“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细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又说：“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口。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这两段对话，颇为文雅，显然不是朱元璋原来的口气。事实上，朱元璋的白话是十分土俗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曾载录了朱元璋的一篇口语体圣旨：“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府]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的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比到其间有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这道圣旨在载人《明太祖实录》时被改得十分文雅典丽，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流氓神韵”：“辛亥，核民数，给以户帖。先是，上谕中书省臣日：‘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于是，户部制户籍、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为令。”
张德信指出：“朱元璋家境贫寒，生活无着，自然无力投师求学，接受系统教育。只有在他当小沙弥和尚，脱下僧袍，换上戎装，且有所发展之后，亲近士人，好学不辍，才识了些字，读了些书。尤其是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务之暇，吟诗作文，留下了大量文字。而其诗文水平如何?评价起来实在困难。”他认为，“朱元璋作文不多加推敲，而任凭情思流灌，故而朴野自如，常得天然之趣。但也往往看出它的草率乃至拙劣。看朱元璋所写的东西，你会发现，有的诗赋写的相当有韵味，可以说措诸名家而无愧；有的散文写的也很有章法；也有的则半通不通，大类冬烘架构。这一来是因为他半路出家未受过系统训练，文臣们又不敢轻易改他的文章。另一方面，也因朱元璋没有时间和精力精雕细刻，喜欢一种明白简朴的文风。”㈣那么为何《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的文字和口语都比较文雅呢?显然并非当时人所改，而是太宗朝改修时由史臣们润色而成。这表明，实录对朱元璋的形象实施了雅化的处理。
五、《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的人化
朱元璋被神化、圣化和雅化的同时，也被实录的修纂者们作了人性化的处理，保留了朱元璋作为人的基本形象，总算让人觉得明太祖还有人性的一面和具有人情味的地方。
第一，实录记载了朱元璋重视亲情的一面。虽然朱元璋在诛杀众功臣上冷酷无情，但在对待自己的亲人上，却具有似水的柔情。对于因瘟***夺去生命的父母和兄长，他多次在提起时涕泗交流，泪如雨下。据《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1367年)四月辛亥是朱元璋父亲的忌日，“上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上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中，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因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丁卯日是其母亲的忌日，“上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吾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臣莫不感恻。”(《明太祖实录》卷23)实录还记载了他对于姐姐和外甥的深厚感情。据《明太祖实录》卷1载：“甲午冬十月，上姊夫李贞携其子保保自淮东来见。上以姊早殁，见之甚喜，因养为己子，俾姓朱氏，更名文忠，教之读书，常使居左右，随侍出入，虽马上亦随事诲之。文忠时年始十四。”这条记载便突出了朱元璋对已故姐姐的怀念之情和对小外甥的钟爱之意。
第二，实录还保留了朱元璋作为农民的质朴形象。朱元璋虽然在做红巾***和当和尚上比较忌讳，但在出身寒门这一点上，却从不讳言，经常称自己“朕本布衣”和“朕起寒微”。《明太祖实录》卷29载：洪武元年春正月丁丑，上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余悉列宴于丹墀。宴罢，因召群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明太祖实录》卷53载：“癸亥，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鼎沸，土宇***，声教不同。朕奋起布衣，以安民为念。……”他还在诏告天下时，称自己是布衣出身，未***书。《明太祖实录》卷73载，洪武五年五月，是月诏天下日： “朕本布衣，失习圣书，况摧强抚顺，二十有一年，常无宁居，纪纲粗立，故道未臻，民不见化，市乡里闻尚循元俗，天下大定，礼义风俗可不正乎?”《明太祖实录》卷109载：洪武元年闰九月庚寅，以天灾诏求直言：“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与群雄并驱，险阻艰难，更历备至。……”对着新征召来的儒士。也要表明自己出身低微。《明太祖实录》卷133载：洪武十三年九月己亥，徵儒士王本等至京，敕谓之日：“朕本布衣，遇天更元运，偶与群雄并驱，逢多难，遇深艰。……”他还称自己是出身“寒微”。《明太祖实录》卷241载：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丁酉，免山东税粮，诏曰：“朕起寒微，备知农事艰难。”这是朱元璋对内直言出身低微时的情形。
在对外诏谕时，朱元璋仍然喋喋不休地自称是“布衣”。其实，一般帝王只需宣威海外，传布天恩即可。实录对太祖在诏告海外时不讳言自己出身的详细记载，正好反映了朱元璋农民出身的质朴和率真。《明太祖实录》卷44载，洪武二年八月丙子，朱元璋派遣符宝郎契斯，赍带诏书及金印诰文，前往高丽封王颛为国王，在诏书中称：“朕本布衣，君位中国，抚诸夷于八极，各相安于彼此。”卷46载，洪武二年冬十月，遣使致书北元君主：“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赖承平之乐。”卷47载，洪武二年十二月壬戌朔，派遣翰林院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赍带诏书晓谕安南、占城国王，诏书称：“朕本布衣，因天下乱，起兵以保乡里，不期豪杰云从，朕将之数年，辟土日广，甲兵强盛，遂为臣庶推戴，君临天下。”卷77载，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又遣使赍书，对元幼主说道：“朕本布衣，生长君朝承平之时，混于民间，犹勺水之下沧海，一粟之在大仓，岂有志于今日哉?”处处表明自己的卑微出身，表露出朱元璋的质朴性格，实录连篇累牍地予以记载，显示出修纂者对朱元璋质朴人性的赞赏和张扬。
第三，实录还记载了朱元璋勤劳和节俭的本性。作为凤阳的一个农民，朱元璋尽管做了皇帝，身上仍然打上了很深的农民烙印，特别是在节俭上面更是如此。据《明太祖实录》卷37载：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上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卷57载，洪武三年冬十月丁巳，“是日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上见，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著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吃苦耐劳、自食其力和珍惜东西，是实录对朱元璋形象塑造的重点之一。
第四，实录记载了朱元璋体恤下民人性化的一面。《明太祖实录》卷47载，洪武二年十一月辛酉，真州王昭明等18人***谋不轨，按律“其***幼子皆当连坐”。但太祖说：“昭明不可得释也。其诸老幼何预焉?”于是“命戮昭明而释其余人”。朱元璋是滥用刑罚的典型君主，但实录却突出他在宽待下民上的仁慈，表明了作者对明太祖实行人性化塑造的努力。卷73载，洪武五年三月戊申朔，应天府上言运输官物都是征发在京之民，“其力甚劳”。太祖谕省臣道：“京师之民自***以来皆其供亿，劳费倍于外郡。今天下太平，正当休养之，岂可重扰耶?凡有差役，宜悉免之。”同卷又载，洪武五年五月丁未朔，“上以辽东地寒，戍卒艰苦，命中书预以衣鞋三万往给之。仍以绵裘加赐将校。”这段记载，表明了实录是在塑造朱元璋具有人性和人情味的正面形象。若不然，只需载“上命中书预以衣鞋三万往给之”即可，而特地加上“上以辽东地寒，戍卒艰苦”数语，无疑表明了修史者的用心和深意。
六、余论
明太祖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太宗朱棣的生父，对朱元璋形象的维护，能够加强明王朝的稳固统治，自然也能强化太宗对***局的控制，为其篡位后的统治找到合理的根据。于是，《明太祖实录》通过有选择地直书和增饰朱元璋的事迹，来刻画和塑造太祖的正面形象。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后，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望重，儒雅高贵，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这正是太宗君臣想要达到的效果。
实录体史书的基本特色和相通之处都是拔高皇帝形象，那么《明太祖实录》在塑造皇帝形象上，与明代其他实录有无区别?回答是肯定的。每部实录对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会因载录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的雅化处理，在明代其他实录中便较少出现，因为明代后嗣君主都受过儒家的良好教育，无论说话还是行文，都能做到慢条斯理和文绉雅致，无待实录过多地雅化。再如《明武宗实录》，由于武宗本身爱好运动和游乐的性格特点，以及因大礼仪之争惹起妒火的世宗皇帝对其堂兄的嫉妒心理，导致史臣在修纂该书时，进行了明显的“武化”和“丑化”处理，呈现出与《明太祖实录》不同的特色。
其实，无论怎么“化”，也都是在纂修对象基本性格和客观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增饰或诬诋。也就是说，修纂者是根据对象的不同和自身所处***治环境的不同，对实录的传主进行不同的设计和塑造，不会完全不顾所载对象的个性特色和基本活动而肆意粉饰和诬诋。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过去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创作时，客观的史料与史家的主观活动之间构成共进和互动的关系，如果将二者割裂开来，“使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有优先权，你便落入两个异端中的一个里去了。要么你写的是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没有意义也毫不重要；要么你写的便是宣传品或历史小说，只是采用过去的事实来润饰一种文章，它跟历史毫不相干。”㈣历观各朝实录，虽然屡有粉饰和主观塑造，但都尚未达到完全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单纯撰写“宣传品”和“历史小说”的地步。如果去除了神化、圣化、雅化、丑化的那些饰词，仍然可以从《实录》中看到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帝王形象及其客观的人生经历。仍以《明太祖实录》为例，除了神化外，其他的圣化、雅化和人性化都是在其言行和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提升，并非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特别是其“人化”的部分，更是白描太祖的性格特点和直录其客观活动。尽管作者具有选择的意***，但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以说是主客观之间的统一与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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