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司马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倘若如此,《诗》必定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可是。后来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倘若如此,至少《诗》中的《风》就谈不上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如此,历代经师的诗说反倒阻碍了我们欣赏清新淳朴的民歌。朱熹的《诗集传》作为宋儒解《诗》的集大成之作,统治后世七八百年,为什么这位宋代大儒会主张《国风》出于民间说?为什么《诗经》乃至五经,在宋代的地位与解释路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前,见《诗集传》出了新的点校本,朱熹:《诗集传》,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这些问题霎时又变得新鲜起来。
勘察两千多年来经解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经学解释其实不外两条路:汉学、宋学。“上古之时学必有律。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189―190“盖宋儒改经其弊有二:一曰分析经传,二曰互易篇章”。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见《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11―119
汉学治经经世,宋人明经治心:
汉:宗经(古)――崇《五经》――依传解经,疏不破注(古)――(对经书作)***治哲学的解释――体贴孔子(古)――经世――经典与国家
宋:疑经(今)――崇《四书》――离传解经,直指本义(今)――(对经书作)理学文学的解释――体贴自己(今)――治心――经典与性理
可以看出,汉宋两家守住的东西非常不同。汉人宗经,体贴的是孔子,揣摩的是圣人制作的意***;宋人疑经,体贴的是自己,发明的是宇宙―人心的理;汉人治经经世,圣人经书对他们而言就是人世间的“法”;宋人明经治心,经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得意忘言”的那个言,言虽不可废,却不再是根本――从“得意忘言”到“六经注我”再到“束书不观”,皆不过一步耳。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人的理学,其实是把经学哲学化。
经学解释的哲学化转向为什么会在宋儒身上发生?换句话说,宋儒为何要把经学哲学化?宋儒当时面对着怎样的困境?要摸透这些问题,可能首先得理清中国文化的纹理。孔子定六经,为后世制法,其宏旨与其说是宗周,毋宁说是为了维系华夏民族这一***治共同体的统一。汉帝国建立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教经书治国,正是经旨所在。这一局面到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最要紧的是佛学入华。佛教并非***制性的宗教,而是义理性、关乎个人伦理的宗教。因此,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佛教以其对个人伦理的关怀,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中迅速流行。正式的佛经翻译,早在东汉便开始,隋唐之际已灿然大备。如果,佛学在进入之初还要靠与中国文化“格义”一番,那么,到隋唐,佛教俨然已自立门户,成了庞大***、完全与儒、道对峙的宗教。唐初,***修订《五经正义》,不能不说有某种抵制佛学、匡护儒学正统的味道。但《五经正义》成后,经解难越雷池,经学日渐死寂。相反,佛教理论至深至浅,其对个人身家性命的细腻看护,使得佛教伦理老少皆宜,况且,佛学思想绵密高超,又颇得高雅之士欣赏。因而,当佛教在中唐大盛之际,就有儒教士站出来“排佛卫道”。
理学的源头远可追到王弼,近可想到韩愈。宋儒接过韩愈“排佛卫道”的任务,并从王弼的说经方法中得到灵感,大有当年孟子距杨、墨的气概。宋五子之所以重《易》,可以说是他们对佛教义理系统的对抗――儒学也是如此精密玄奥!宋儒竭力发明《易》,不过是要为儒学自身的思辨体系打下基础。
宋儒对付佛学的方式,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他们从佛教那里借用大量阐释义理的方法,来重新解释五经――五经***教性太强,故表彰四书。宋儒借用佛教,打造与佛教相匹敌的思想体系,无意之间,把儒学哲学化、或形而上学化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齐物论》)――儒学发展到理学、心学,已在大谈宇宙。
观理学家之尊孔,基本有得于孟子。孟子去圣亦有百年,随即上溯到子思的《中庸》、曾子的《大学》,最后通孔子的《论语》。
理学以求孔颜所乐之鹄的,实有二氏之学在其中。……惜颜渊先孔子卒,外王之事未用,……故理学之境,即使认为以及颜渊,尤未及孔子,其间同与异,岂可不辨?潘雨廷:《论孔子与“六经”》,见氏著《易学史发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3―24
宋儒表彰《四书》义理,对付佛教,正儒学之道。《四书》的次第最终通向《论语》,而对于重视内圣的宋儒而言,当然更重视颜子。“故理学之境,即使认为以及颜渊,尤未及孔子”是什么意思?《论语》中,颜渊是唯一触及内圣外王之核心的学生――“颜渊问为邦”(《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仁”(《论语•颜渊》)。“惜颜渊先孔子卒,外王之事未用”――宋儒如此关心颜子,其实只不过行到儒学的中途。宋儒虽心怀经世之心,然“排佛卫道”这条路走得过于偏激,以致让佛学蒙了自己的眼。说理学之境“以及颜渊,尤未及孔子”,说的是宋儒的经学,止于内圣,未及孔子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境界――《春秋》。
舍外王而求内圣,是否还是儒家所谓的内圣?
孔子手定六经,志在宗周,亦为后世制法,六经从根本上讲就是***制性的,或说首先是***制性的。汉儒去古未远,圣人微言未绝,对经书做***教化解释,分明就是宗经。宋儒言义理,讲格致之修养工夫,拔四书于六经之上,冷落经书,其实是对经书的***治本性没什么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汉宋之争―古今之争的要害就在于,是否懂得经书的***治本性。
内圣与外王在儒学中是二而一的。光有外王而无内圣,便是霸道;无外王之心,徒修内圣,与《论语•微子》中的隐士何异?
儒教的经典在《六经》,《六经》讲的根本上是***治哲学。可以说,***治哲学是儒教经典解释的地基,不从这个地基起步,怎能建筑大体?
摸清了宋儒经典解释学的处境,再来看朱熹的《诗集传》,应该会多几分把握。
“若不得其真实,吟咏个甚么”?《朱子语类》卷八十,中华书局,1986。朱熹一生的心血全在解经。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不仅集宋学大成,也是集儒学之大成。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一大成的地基是什么?经解的路向在哪里?
朱熹少时,聪明过人,天生就有个哲学头脑,据他自己说:“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个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朱子语类》卷四十五)后来果然成了大器,而且做了很多前人不敢做的事情:“朱熹补《大学》真正是重要之举,宋人破经于此一见”(潘雨廷先生语)。增补《大学》“格物”章,程子不敢做,而朱子敢。但朱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据说,“朱子一生奉行的道德总则在孝,而其思想结构的核心是《易》,且对《易》的认识建构在格致上,亦就是须了解客观世界的究竟”。潘雨廷:《易学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46要了解世界的究竟――“天体是个如何?外面是何物”,当然需要格致工夫。看来,朱子天生的哲学头脑,并没有受到儒家清规戒律的束缚。
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在先秦两汉的经师看来,六经已经涵盖天地之道,人间万世之法尽在六经之中。可在朱熹哲学家的眼光看来,“虽圣人不作,这天理自在天地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九)。于是,经书成了“得意忘言”的言。
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学者能深味其言,而审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云为,莫非天理之流行。朱熹:《诗集传》,前揭。278
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於解,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十一)
可以看出,朱熹经解与其说是发明经义,不如说是发明天地之间的那个“理”。可是,如何在经义中发明“理”?“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知晓”,“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朱子语类》卷十一),“或问:‘为学如何做工夫?’曰:‘不过是切己,便的当’”(《朱子语类》卷八)。得“理”在于读经时“切己”?若是这样,岂不容易恣意空疏?朱子增补《大学》“格物”章,实在胆大,却也见得出谨慎。在“切己”与得理之间插入“格致”工夫,无疑,拉开了“切己”与得理之间的距离,通过格致工夫来切己、来得理,把本来容易主观肆意的“切己”客观化,从而让理学的体系变得牢固。王阳明后来攻击朱子的格致之学过于繁琐,认为“心外无理”,故“致良知”即可,兴许是没有看透朱子的用心。
朱子积40年之功注《四书》(义理之书),拔于《六经》(***教之书)之上,其内在动力,不言而喻。然理学开山有云:“先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164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之儒学义理,最终还是要去读《春秋》。朱熹高标《四书》,注《四书》尤宗二程,但其《春秋》之志,已经鲜见。
宋儒解《诗》,多以反《序》为主。朱熹解《诗》,一生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皆与对《序》的认识有关:
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朱子语类》,卷八十)。
可见,如何处理《序》,是朱熹说《诗》的关键。朱子反《序》是因为《序》阻碍对《诗》的理解。朱熹总前人之说,以为《小序》是汉人卫宏所作,模糊经义,《大序》也非子夏所作,“煞有碍义误人处”。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庚,有不可胜言(《朱子语类》卷八十)。
既然《诗》已经被《序》穿凿坏了,使得经义不明,那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废《序》言《诗》,还原《诗》的本义――以《诗》说《诗》。朱熹本着理学家求真的精神,在《诗》经的诠释史上同样做了很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废《序》言《诗》,还原《诗》的本相――单独照看远古诗篇,(1)自然怀疑《国风》的作者;(2)既然《国风》多出于民间,那从《诗》中揪出“***诗”,也不算奇怪;(3)更进一步说“***诗”非“刺***”而是自作,也顺理成章;(4)那么,所谓的孔子说《诗》“思无邪”,就“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朱子语类》,卷八十);(5)所以,《诗》中善恶皆存,读者当明辨。既然如此,读《诗》方法就当讽诵吟咏;于讽诵中见义理。
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 则亦可以得诗之本矣(《诗集传• 关堆》)。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朱子语类》卷八十)。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朱子语类》卷八十)。
宋儒废《序》言《诗》的解释方法,在朱熹的《诗集传》中集其大成,完成了《诗经》解释史的转向――从以《序》解《诗》到以《诗》说《诗》。朱熹的《诗集传》颠覆了1000多年来《诗经》解释的路向,《诗集传》又为元、明奉为权威,之后七八百年作为***教材,地位无人撼动。
诗《序》是先秦两汉解《诗》的门户,在宋儒看来,《序》反而阻碍了对《诗》的理解,换句话说,宋儒认为以《诗》说《诗》才能发明《诗》的本义,才能真正理解《诗》――宋人认为他们自己能比《序》更好地理解《诗》。
要比较汉宋之间《诗》解的高低,首先得搞清楚《诗》的品质。
《诗》乃***教之书。孔子编订《诗》以设教,其实行的是为***之事。汉儒对《诗》的***教化解释,并非自创,而是沿袭孔子诗教。《汉书•儒林传》记王式语曰:
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
宋儒废《序》解《诗》,当然无法体会《诗》教的《春秋》之旨――“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诗》正是为此,才得以为“经”。孔子的诗教引导着汉儒对《诗经》的“***治化”诠释,因此,《诗经》作为“诗”,首先却是***治性的。
朱熹一生解《诗》凡三变,结果是对《序》的摒弃越来越彻底,朱熹义无反顾地转向,也许在于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孔子――两汉为什么要这样解《诗》?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对《诗》的品质的理解,更关乎民族教养的品质。
***治,是理解经典的地基,只有在***治的语境中,才能恰当地理解经书。“学《诗》不求《序》,尤欲入室而不由户。”(《程氏经说》卷三)也就是说,《序》就是理解《诗经》的地基,同时又是理解《诗经》的导言。《诗》由于其体裁的特殊,解释最容易任个人性情,所以得有规范。郑樵当时的忿忿之言,如今看来颇为反讽,他称《毛传》、《郑笺》“乱先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始”(《诗辨妄》),恐怕,这个惑人心目、支离大道的名头,挂在反《序》的宋儒身上更合适。
宋明理学发展到最后,流于空疏狂妄,实不足怪。明末至清,对汉学的复归其实已经表明,宋儒经典解释的路,如果一直走下去,无疑是自毁经典,背离大道。汉儒宗经,体贴的是孔子,故经义不失;宋儒疑经、改经以至删经,体贴的是自己,故经义成自家发明。宗经,并体味圣人制作之旨,才能守住经典解释的地基;宋儒疑经、改经、删经,以己意衡经义,明显是在破坏经典解释的地基。
宋儒敢于疑经,背后靠住的或许是自己的理性判断。朱熹在为孟子的“以意逆志”下注时写到: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以己意解经不外是对自己理性的信任:“虚心涵咏,切己省察”(朱熹),“沉涵熟复,切己致思”(陆九渊)――皆在发明自己。对自己理性的信任,说不定正是被佛教的方法蒙了眼睛――禅宗主张:禅道唯在妙悟。
宋儒如朱子,在疏解经典之时,也许确实是“虚心涵咏,切己省察”而有得。兴许,朱子“虚心涵咏,切己省察”之方,在他那里,的确能对经义有所发明。但问题在于,像朱子这样的鸿儒,实在凤毛麟角。朱子是否想过,他的方法也许只适合寥寥几个和他一样有哲学头脑的人,一旦变做“方法”行诸于世,不仅难以承续古老的经解传统,经义本身也难有所发,更有甚者,便糟蹋自家经典。朱熹后来的门生如王柏,便干起了撕书的“壮举”。
靠住经典、靠住历代注疏,悉心理解古人经解,还是离传解经,六经注我,轻薄典籍,不仅能看出这人的解经路数,亦能看出这人的心性高低。
如果宋儒到天上去拜见孔子,夫子会对谁说“始可与言诗已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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