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田汉留日归国后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获虎之夜》,一直被视为我国独幕话剧创作臻于成熟的一个标志。一些评论认为,《获虎之夜》是通过写婚姻来体现贫富差别的阶级对立的社会问题剧。事实并非如此,它是田汉戏剧创作初期感伤情怀与悲剧意识的体现,是一出心酸的社会性悲剧。
关键词:社会悲剧 生产力水平 家长制 殉情
一、悲剧的诱因: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长期以来,人们对《获虎之夜》的内蕴与剧作者创作初衷的理解,大多是从社会婚姻现实切入, 认为它是表现阶级对立的社会问题剧。权威性的观点有:“在田汉作品中,用另一种生活表现阶级对立的是《获虎之夜》”,“剧情写一个富农的女儿莲姑爱上一个流浪儿黄大傻,莲姑的父母却要把女儿嫁给地主,贫富悬殊终于造成了这对青年人的恋爱悲剧。”[1]有评论指出,“20年代初,田汉在思想上,并不那么激进,在艺术上却是个不愿意吃别人嚼过的馍的人,更何况在《咖啡店之一夜》中,已经涉笔贫富阶级对立与婚姻恋爱的冲突。如果《获》还是赓续这一主题,那么田汉不是在重复别人,就是在重复自己,这显然不是锐意创新的田汉的性格。”[2]由此可知《获虎之夜》并不是写贫富悬殊造成的阶级对立。从根本上来说,导致莲姑和黄大傻这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的爱情悲剧,不是阶级对立的问题而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获虎之夜》的历史背景是辛亥***后某年的一个冬夜。我们知道,辛亥***虽然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一定程度上***了生产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辛亥***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仍十分低下,经历了***运动后,人民生活更加的艰辛。《获虎之夜》中,以下对话就很好体现了:
魏黄氏: ……费去了好多心血总算为她挣了这点点陪奁……
魏福生:也感谢仙姑娘娘,难得这几年运道还好,新近又一连打了两只老虎。不然,事情那又这样顺手?
魏黄氏: ……只要再打到一只,莲儿又可以多添一件嫁妆了……[3]
剧作者还有意设计了甲长李东阳的二姑娘即将出阁金鸡坡侯家的对话,
魏黄氏:侯家里!那真是好人家呀。三十几人吃茶饭,长工都请了七八个,二姑娘嫁到那样的人家真是享福啊!
李东阳:嗨!分得她有什么福享?不过可以不挨饿罢了。他家的媳妇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早,睡得晚,纺纱绩麻,斟茶煮饭,浆衣洗裳不在讲,还得到坡里栽红薯,田里收稻。一年到头劳苦得要死。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烦了。
魏黄氏:不过也要这样的人家才是真正的好人家。越是一家人勤快,越是兴旺。[4]
作为甲长的李家尚且如此,更何况魏家呢?魏福生是当地富裕的猎户,为给独生女儿筹备嫁妆,也只能靠一次又一次的打虎。可见,人民的生活的贫困。因此,希望能过得好的愿望就寄托于下一代。所以李东阳把二女儿嫁到侯家里只是希望“不过可以不挨饿罢了。”魏福生无视莲姑与黄大傻的爱情,给女儿找了个好婆家。这不仅显现了无爱婚姻在农村的普遍性,昭示了农村重物质而轻感情的择婚价值观念。长期以来,普遍性的婚姻观念都认为,婚姻中要紧的不是其当事人,而是家长制权威主导。
二、悲剧的体现:封建家长制权威
我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家族是以男性为中心,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因此,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就是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庭。家长就是父系父权的代表,在家庭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封建家庭中,父亲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作为家庭的主宰,他有支配全家财产包括妻子儿女的绝对权力,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子女对家长不但不能反抗,而且还要尽孝道。《大戴礼记・本命》称,女子“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
《获虎之夜》虽然发生在辛亥***后某年的一个冬夜,但是历史积淀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仍旧束缚和禁锢人心。猎户魏福生是魏家生活的支柱、经济的来源,是魏家权利和地位的代表。他决定着家魏家家庭成员的命运,代表着无可争议的支配权。因此,魏福生左右着魏家的发展,主宰了莲姑的幸福。黄大傻和莲姑从小青梅竹马,但由于黄大傻的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遭到了莲姑父亲魏福生的嫌弃。魏福生不许黄大傻和莲姑见面,要将莲姑嫁到陈家去。
当黄大傻误中抬***身受重伤被抬到魏家时,莲姑见心爱的黄大傻受了重伤,流血不止,便一连几声地喊,“黄大哥!”哭着说不出话来。这真实有力地表达了她内心的痛苦。这时魏福生不是想办法给大傻止血,及时救治,却硬逼着女儿走开,破口大骂“你这不识羞的东西”。可是莲姑却哀求父亲:“我今晚要着护他一晚。女儿这一辈子只求爹爹这一件事”,说得情深而又斩钉截铁。魏福生却“(暴怒地)不能!莲儿,快进去,这里有我招呼,不要你管……”[5]
甚至李东阳劝阻他,“福生,让她招呼一下何妨呢?病人总得姑娘们招呼好些。”[6]
魏福生也不许,“(见莲姑还握着黄大傻的手)你还不放手,替我滚进去!你想要招打?”
“我偏要你离开他。偏不许你们在一起……你这不孝的东西!(猛力想拉开他们的手,但他们抓死不放)”
“(暴怒如雷,猛力扯开他们的手,拖着莲姑往房里走)你这畜生,不要脸的畜生,不打你如何晓得厉害!(拖进房里)”[7]
魏福生终于用暴力拆开可这对恋人的手,把莲姑拖进屋里毒打。黄大傻目睹此情难以自制,“忍痛回顾,强起,取床边猎刀”,“自刺其胸而死”。 [8]
作者以辛亥***作为背景,有着深刻的寓意。辛亥***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大地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文化观念仍深深的禁锢人民的思想。封建家长制的的余毒依旧残留于人们头脑,封建家长制下的婚姻关系,仍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是无权决定自己配偶的,必须由父母包办。魏福生的家长地位不容动摇,他对莲姑必须嫁到陈家去的决定,莲姑只能遵照执行,不许有半点的违抗。他无视莲姑与黄大傻两情相悦,却一厢情愿执行自己的意愿。黄大傻唯有殉情进行抗议,这对青年的恋情成了封建家长制下的又一牺牲品。
三、悲剧的结局:殉情
唯美主义文艺观对田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唯美主义的表人物波德莱尔说:“我发现了美的定义,那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我不认为愉快不能与美相联系,但是我说愉快是美的最庸俗的饰物,而忧郁才可以说是它的最光辉的伴侣,以至于我几乎设想不出一种美是不包含不幸的。”[9]这是田汉剧作感伤情调的最直接的艺术源泉。并且田汉把唯美主义融入了现实人生,他说:“我们做艺术家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Art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Beautify),使人家忘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法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10] 然而,艺术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没有办法真正美化人生、改造社会,因此生出了普遍而浓厚的感伤情怀。早期田汉创作的悲剧中主人公面对黑暗现实的压迫,即使是殉情也不放弃对爱与美得追求,显示了主情性和悲壮感。
《获虎之夜》中,魏福生为了断绝女儿与黄大傻的相思之情,他粗暴地剥夺女儿的自由,杜绝了女儿与黄大傻会面的一切机会,并费尽心机要将黄大傻逐出本乡。“……那是颠子的娘刚死不久我荐他到王家F田家去看牛……”“本想把他驱逐出境,可是地方上见他年纪轻,少爹没娘的,也并不为非作歹,都不肯赶他……”[11]
黄大傻误中抬***,生命垂危,魏福生不是积极救治,而是粗暴地干涉女儿对黄大傻的照料。莲姑握着黄大傻的手,“……黄大哥,可怜的黄大哥,我是再也不离开你的了。死,活我都不离开你!”“不,我是死也不放,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 [12] 魏福生暴怒如雷,猛力扯开他们的手,把莲姑拖进房里毒打。黄大傻听着哭打声,新创旧痛一起发作,忍痛强起取床边猎刀殉情自杀。
康斯坦丁・东在对田汉早期戏剧的研究中认为:“黄大傻的形象虽然部分地采用了田汉家乡的一个农民‘罗大傻’为模特儿,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并不是傻子。事实上,田汉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射了他自己的许多问题―――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摆脱,以及人如同死去双亲后的‘叫化子’那样进行自身的社会斗争的强烈意识。”[13]他的剧作中,主人公对爱情或艺术的追求无一不受到黑暗现实的压迫,然而他们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决不放弃对爱与美的追求。“田汉正是借黄大傻抒发了他的失落感与无所归依感,也表达了他的追求意志与殉道精神。”[14]
注释:
[1]唐|.《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79年
[2]邹言九.《:命意与悲剧意识》.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3]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5]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6]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7]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8]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9]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10](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1]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12]田汉.《获虎之夜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上海良友***书印刷公司,1935年
[13]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14]康斯坦丁・东(Constantine Tung).《孤独地探索未知:田汉1920-1930年的早期剧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田汉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84年。
[15]邹言九.《:命意与悲剧意识》.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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