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m傥非常之人称焉(1)。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2);屈原放逐,乃赋《离骚》(3);左丘失明,厥有《国语》(4);孙子膑脚,《兵法》修列(5);不韦迁蜀,世传《吕览》(6);韩非囚秦,《说难》《孤愤》(7)。《诗》三百篇(8),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10)。仆诚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注释
(1)m傥:豪迈不受拘束。(2)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3)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4)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5)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事家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6)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7)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8)《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9)失:佚。(10)愠:怒。
解析
本文是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少卿的书信节选,大意是: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只有豪迈不受拘束、非同寻常的人才能流芳百世;周文王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于是创作了《离骚》;左丘失明,才完成了《国语》;孙膑膝盖骨被削去,撰修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吕氏春秋》却流传于世;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这才有了《说难》《孤愤》;《诗经》共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情意郁结,不得舒展,所以才追述往事,寄希望于将来。至于像左丘明眼瞎,孙膑腿断,他们认为永远不可能被起用了,退而著书立说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想借助留传后世的文章来表现自己。我私下里不自量力,最近靠着拙劣的文字,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穷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从轩辕黄帝开始,到当今为止。写成表10篇,本纪12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也就是想要探究自然和人间的关系,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没有完成,正好遇上那场大祸,我痛惜全书未完,所以即使受最严厉的刑罚也毫无怨色。如果我著成那本书,就要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够理解它的后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这样,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了,即使被千刀万剐,我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只能对智者说,难以同一般的俗人谈的。
感言
《报任少卿书》是《史记》作者司马迁悲愤无奈的血泪之语。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率五千兵力与八万匈奴大***鏖战十余日,终因弹尽粮绝投降。司马迁仗义执言,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处以腐刑,李陵也被夷灭三族。在司马迁看来,在所有的刑罚中,腐刑是最下等最惨烈的刑罚,是最大的人生耻辱。他本欲选择死亡,却深知这样与蝼蚁无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的这句名言,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然而,死就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面对侮辱、嘲笑、误解,他选择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只是为了著成《史记》的理想。忍辱负重比一死了之更痛苦,更需要勇气,也更能显出英雄气概来,可以说,这样的生死观背后透着他的万丈雄心。
司马迁从古代先贤中找到精神依托――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诗经》的作者等,成樗发愤著书的榜样。古人的“退论书策以舒其愤”在《史记》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叙述时,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可以说,司马迁以史家的使命意识,将自己的歌哭悲欢化作了朗照乾坤、彪炳千古的历史巨著。这部呈现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理想的著作,展现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其所呈现出的恢弘格局与盛大气象,成为中国史学中的绝唱。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认为,司马迁为中国文化创建了以史立身、以人文本的传统,《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
我们今日重温《报任少卿书》,是为了明晰这样一个道理:不幸遭遇往往使那些有梦想、有意志的人们更加坚强。司马迁屈辱地活着,是为了缔造和承载重于泰山的重量。在被司马迁的精神和意志所震撼的同时,我们也会联想到,历史上有不少伟人,他们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下创造出了价值,而是在困境和挫折中,创造骄人的能够留传后世的成绩。越王勾践面对亡国的人生大耻,卧薪尝胆,终成复国大业;音乐巨匠贝多芬双耳失聪,却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演奏出辉煌《命运交响曲》;海涅在手足瘫痪,视力极弱的人生绝境下,信念不倒,笔耕不辍,吟唱出誉满人间的不朽诗篇。古今中外的无数成功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苦难重重的磨砺中,人们往往能突破樊篱与自我,书写神话般的辉煌!
人的一生,都在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首先成为人实现价值的绊脚石,它能摧残人的意志,毁掉人的尊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精神动力被苦难所碾压,导致了生活上的窒息。但这块绊脚石同样也能发挥出垫脚石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讲,它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能战胜苦难走向辉煌的,都是极罕见、极有毅力的勇士。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一个经历过苦难的真正勇士,不会被苦难打垮,他们甚至会感谢苦难,因为苦难帮助他们读懂人生,苦难让他们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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