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产阶层的画家代言人
“我总是幻想我在导演一部危机四伏的电影。”南京艺术家徐弘近两年集中于“中产”题材上的挖掘，使之成为受人瞩目的话题性人物。
徐弘并没有穿着衬衣、打上领带。也许，在西方越来越温和的知识分子那里，这样的装扮才显得比较中产阶级。西北大学的教授艾本斯坦在《势利》一书中说：“人们频繁地使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其实从来没人好好定义一下什么是中产。”
中产到底在哪里？7月的一天，徐弘的个人画展《中产迷津》正在北京798的季节画廊展出，画廊的南边竖立着一位韩国艺术家的最新作品，一个巨大的包装纸盒屹立在那儿，北边是一家咖啡馆，外面的马路上尘土飞扬。
对中产的描绘
从南京赶来的徐弘留着短发，穿着上没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他站在周围挂满自己作品的场地中央，有着大学教师般的平和，与来宾在小声交谈，神色间略显忙碌。
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意识到，在北京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是何等重要。在宋庄、798、北苇、草场地、环铁、中国电影博物馆附近，可以看到外地艺术家甚至是艺术评论人的身影，他们为了选址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而现身这些地方。
徐弘则坚持在南京呆着，他认为远离艺术的话语场对于艺术的创作会更纯粹一些。
随着时尚产业、世界名牌对艺术区的侵袭，商业与艺术的合谋使得原创艺术变成可复制的标签，对每个艺术家而言，这仿佛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徐弘的绘画也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有评论家称他为“中产阶层的画家代言人”，认为他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风貌进行了多重描绘。对中产阶级的道德困境、传统承继和文化断裂，以及个人价值的艰难取舍等等问题进行了自觉反思”。
真的是如此吗?“言重了。”徐弘说，“中产阶级代言人?或许我是第一个在绘画范畴内探讨和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艺术家。”
徐弘认为，自己的画作不承载为任何特定群体服务的功能，它们的背景从来都是自我所生活的世界及其本身。“代言人的立场并不适合我的画作，它们更多的是反思和批判。”
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柏有着广为人知的倾向，即从外面透过窗户框架(即使框定物体的窗户并不存在)去描绘那些在夜晚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的都市居民。这种强光照耀下的美国式孤独是非常都市化的产物，也使之成为美国一个阶层的内心写照。
另一位佼佼者菲谢尔，表现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外在的悠闲富足与内心的恍惚不安，实际上体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失败，以及面对欲望和道德冲突的尴尬和无能。
徐弘的作品能做到这一点吗?
揭示中产者的精神境遇
在名为《镜花园》的一系列作品中，他尝试着把视域投向一个更为隐蔽的秩序中去：在人们生活的后园、日常场景的内部都发生了什么。
《双休日》是这样一幅代表作：一对夫妇在一楼的室外看报、休憩，一个小女孩在二楼正提起一只猫要往楼下扔。这个故事化的场景中，母亲的脸像面具一样并无细节，而父亲在专注地看报纸，孩子在二楼给观众制造着精神上的紧张感。夫妇之间、大人孩童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冷漠和疏离处理得恰到好处。
相较于他的另外一幅作品《晚餐前的时光》――主人和厨师们在室外游泳池边看一只猪在水池中央游泳――有意识地减少了拼贴与挪用，因为拼贴、挪用和符号化的方式在当代艺术中已被采用得太多，渐渐成为了恶俗的代名词，它对画作造成的损害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割裂，而是在减少观者“读”画过程中情绪的酝酿和达至欣赏。
他的这一系列作品，采样就在身边。常见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就发生在他身上：住着大HOUSE、养着大狗，以实用美术为依托，挣了足够的钱，然后回过头来追寻艺术，把时间耗费在作品与日常生活中。许多艺术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赚完钱后，又回过头来“搞艺术”。
徐弘是其中比较清醒的一个。他敏锐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存在着一种危机，在看似和谐美满的背后，精神上的焦虑事件比现实中的窘境更令人不安。所以，他画了许多背影或侧影的人，似乎要从背后来看出一个阶层的核心秘密。他的画面故意有一些晕的色彩和漫画感，甚至连房子也是歪斜的，仿佛随时会坍塌。
评论家朱其说：“画面描绘了新一代中产阶级子女身上的神经质和虚空感，以及他们的自我沉湎和琐碎化。这些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景象在当代绘画中几乎没有太多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徐弘开拓了一个新的主题领域。”
社会学者王海洲则称：“徐弘表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伪中产的普遍形象，他们沉醉在资产增值与身心奢欲中，并将之作为中产阶级的应然标签，挂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为什么说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具有普遍的“伪”?评论家认为，相比较的是他们对西方式的“真”的无知：西方中产阶级并非是一个数据群体，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有着正义道德追求的价值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徐弘正是在这个切面上，找到肢解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刀锋了。
《新周刊》：有人说你从“中产迷津”这个主题中，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你自己怎么认为?
徐弘：是这样的。确切地说，从“中产迷津”这个主题中，我找到了我自己。
《新周刊》：如果要将你的绘画历程分成三个阶段，你愿意如何描述?
徐弘：我自己没有什么明确的分阶意识，因为我的作品是我对社会现实持续不断的体验和发现。1990年的时候，由于对现实的失望，促使我自发画了一些所谓的“玩世现实主义”作品，1992年，我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玩世”作品，《聚会》、《女人们》等。1994年―2005年，是我创作上的低谷。社会的飞速发展，让我越来越意识到“玩世”正不断地失去它原有的力量。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现实，这一直是我寻找的，这期间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后集权主义”色彩，《笑傲江湖》、《肉联厂的春天》、《红色摇篮》、《晚餐前的时光》等。《晚餐前的时光》是一个转折，我突然意识到我是站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分析问题的，2006年以后的作品就像他们所说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题的，这些作品看起来虚幻却是真实的，画中的场景大多出自于我居住的小区、散步的公园、迷恋的园林，“虚幻”是在那一瞬间发生的，有可能但又极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切离我很近，我比别人更早抓住了它。
《新周刊》：当你的绘画转入对社会阶层的描摹时，你看到了什么?
徐弘：这个问题很大，简单地说，中国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异***突起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价值秩序是什么?而回答是它没有自己度身定做的***治纲领，没有界域明晰的道德诉求，也没有一个对中国传统和社会文化的正确认识，并且在其情感体验中极度缺乏***鲜明的个体价值持存。而西方社会***治演化的过程已经
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只有在一个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才能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
我们批判他们，是因为寄希望于他们。
《新周刊》：你跟南京画家群体的联系紧密吗?你如何评价在南京搞当代艺术的群体。
徐弘：南京是一个生活舒适的地方，也是一个内敛的城市，这里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这里没有北京紧张的气氛，也没有四川那种万众一心的斗志，这里的艺术家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艺术家们的关系非常和谐，但又相对***。这里的口号是“不团结就是力量”!
《新周刊》：在你的画作中有一部分是跟南京这个城市有关的，南京对你施加过什么样的影响，你对这座城市有什么看法?
徐弘：我在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这是一个悲情城市，总是阴霾和潮湿的，很多东西让你无法看清，而你又实实在在地生活在里面，它容易使你失去勇往直前的斗志，闲散让你不断地反省自己和你周边的一切。
《新周刊》：你平时作画的习惯是什么?
徐弘：对我而言，每幅作品我都是深思熟虑才动笔，我总是幻想我在导演一部危机四伏的电影，我的作品只不过是电影的片段。
艺术评论人朱其：在花园中观望
徐弘的新绘画以“镜花园”为题，他描绘了一系列的花园中的观望。有青年人在花园中的驻足和观望，也有一个午夜观望者在画面外观望花园中的离奇景象。实际上，徐弘的画远离了时代的观看和表现，而开始观望一个内心的花园。
徐弘的绘画描写了一个寓言式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精神不安和茫然，以及造成这种精神状态的神秘场域。一切景象都发生在一座中国古代的花园或者一个现代中产阶级别墅区内、古代花园内，湖面绿色而浑浊，湖岸连排的假山石成骚动不安状，亭子在夜色中显得孤寂空荡，背后的月光使翻滚的云层明暗交叠，夜空仿佛阴霾突明，闪现某种潜在的灵光。有时候干脆就是一片静默的风景屏风似的长卷，展开在一个穿着格子呢短大衣的背对着画面的现代女孩前，花园已经空无一人，逝去的人恍如气息犹存，经由新一代的眼睛与现代的存在接续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70后绘画的自我表现，徐弘所表现的这种危机感和自我困境并不完全是个人危机，而是对于一个新兴阶层的自我经验具有深刻的概括力，即他们已经拥有了房舍和花园，但他们没有能够享受现代花园，而是感到深深不安，似乎提前预感到古代花园的霜降危机，那一幕好像就在远方。经由内在化的场域表现，徐弘向内观望并反省着一座内心的花园。
青年学者王海洲：没人擎反讽之旗
徐弘是第一个在绘画范畴内探讨和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画家。在《捕鼠记》和《双休日》这样无任何掩饰的作品中，他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氛围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来：舒适的环境、光鲜的衣着和养着宠物的家庭，一切都似乎其乐融融完美无缺。但就在这样一个符合财产衡量标准的中产家庭里，其精神生活中却看不到任何美好的印记：大人们的冷漠和空虚、孩子们若无其事的杀戮欲望，在画面上势不可挡地蔓延开来。
徐弘明白无误地指责了在中产阶级问题上，整个社会在其道德建构中的不在场。同时，他也质疑在完美数据和完美生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由此推衍出去，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并不只限于一个特定的群体，而是证明了整个社会在道德导向上的一败涂地。对中产社会的大肆宣传过于强调了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对于其良善道德的内在要求和***治责任的坚决担当则不屑一顾。
他的绘画是以敏锐的眼光和敏感的心灵去反思和表现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道德困境，以***治责任感和个体良知拒斥道德沉沦的庄重绘画。对他而言，这种创作的出发点并没有擎着反讽的旗帜，因为根本没有可供打击或嘲讽的敌人――除了一个我们自身努力构建的而且无时无刻不为其道德浪潮所冲击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