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英》通过叙写读书人马子才与菊商姐弟二人的交往、联姻,展现了马生由儒而商、从贱商
到重商的转变过程。赋予了文人全新的生命意识以及新型的生活形态。
关键词:儒士 联姻 定位
蒲松龄是历代文言小说作者最为出色的作家,他以幻写真,在虚拟幻想的狐鬼精灵世界背后,力透出这位深阅世相的智者对人间百态犀利的审视与思索;在五彩纷呈的幻象中,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出对世间价值的重新理解与定位。他曲尽世态、触时感事的创作,“无论就空间还是就时间而言,都与我们相距那么遥远,同时,对我们又那么贴近。”就如写经商的,如今读来,还有意味深长之感。
蒲松龄长期做家庭教师,没有经过商。但他的父亲科举不利,靠经商成为小康之家。自幼耳濡目染,蒲松龄对商业很感兴趣,《聊斋志异》有七十多篇与商业有关,数目仅次于写狐仙的篇章。
《黄英》叙写了文人马子才与菊商陶家姐弟的交往、联姻,写出了他由贱商到重商的转化。像许多文人雅士一样,马生喜欢,种菊、赏菊是精神享受,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只要听说有好菊,无论哪里,他必往而购之。一次,在购花归途中相识了陶家姐弟黄英和陶三郎,因种菊话题投机,就邀请姐弟俩到自家居住。他虽然很佩服陶氏种植的才能,但当他们提出来卖菊谋生时,马“甚鄙之”,认为“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马生是读书人,他遵守的是文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本商末的思想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躬耕田亩为荣、经商取利为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人雅士过的是安贫乐道的高洁生活,遵循着“文不经商”的准则。经商是低俗的。种菊、赏菊纯属精神追求,这样的雅事,绝不能和做买卖那类俗事联系在一起,将赏品变成商品,以卖为生,马生自然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黄英姐弟身为精,也是高洁、高雅的化身,但他们认为以自己种花的本事经商,不为贪,自食其力脱离贫困,也不俗,这是不同寻常的新型观念。
清代虽然严格控制社会文化思想,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思想意识也在不断改变。清中期,思想家批判宋明理学,挑战世俗,发展新思想“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陶三郎的话,显示出在新思想影响下鲜明的商人意识。面对着具有地位、心理优势的马子才,陶三郎笑且反驳,姐弟俩不为马生所阻,不再与马子才一起生活,将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都捡了去。等到开放时节,来陶家买花的车载肩负,门庭若市。马子才发现陶家卖的都是他所没见过的异种,陶三郎有天才的艺菊本领,能把变劣成优,他让更多的人得到了优质的,自己有了很多金钱。马生厌恶、憎恨陶生,但又不与陶断绝的表现,显示出此时马子才内心对经商的矛盾斗争,他“安贫素介”的清高心理已显得很脆弱。他竟来到陶家,与卖菊的陶商大醉在一起,和好如初,马子才由贱商到了与商为友。
陶三郎不断变换、扩大种植与经营,从南到北地发展卖花业,积累了资金,就买地,雇佣更多人的种植,还与别人合伙经营。红火的生意,带来了天壤之别的生活,过去靠马子才接济,住马家的荒园。如今购田置家,兴建楼宇。马子才丧妻后迎娶了黄英,显示出他生活开始了蜕变。可面对黄英姐弟经商的现实,开始马生耻以妻富,埋怨黄英破坏了他的清风高名,宣称“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精黄英看透了马生自视清高的虚伪,针对他求贫不求富的想法,黄英也有了态度:求贫容易求富难。既然你安于贫穷,就在园里筑个茅屋,在那里享受你的清贫吧。口口声声“安贫”的马生,没几天就“不胜烦”,不久“一切听诸黄英”。文人由贱商、远商,到与商共友,再到文商合一,这是良变的过程,当然,读书人认同商人,是艰难不易的。
小说通过黄英反映出新型的生活劳动价值观,面对马生的责备及富裕后要“祝穷”的想法,黄英说:“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把精力放在财富上,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用劳动才能搞好生活,为陶渊明争了气,何耻之有?精黄英姐弟的先祖是高洁之人陶渊明,黄英他们爱菊、有种菊的高超本领,是高洁之人,而他们又赋予了“高洁”耳目一新的意义,高洁不等于贫穷,世人将陶渊明奉为清高安贫的典范,但不应以他的清贫作为不发达的借口,黄英用古代文人比喻清高的治富心安理得,来破解传统观念,经商不是贱业,安贫不可取。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恰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所云:“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
参考文献:
[1]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蒲松龄:《研究集刊》,齐鲁出版社,1981。
陈海丽: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