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杀是北野武的电影中不能绕开的情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悲剧情节,日本人也不能例外。“物哀”作为日本文化中的血脉之一,在现实真实的无奈与痛苦中,达到极致。无常的哀愁和残酷的美感,对自杀崇拜的生命态度是日本物哀美的真髓。
【关键词】物哀;日本;自杀
《花火》的结尾,面朝蓝得令人心疼的大海,西杀妻然后自杀。
想起海子的名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中洋溢着一种类似于梵高在给他弟弟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生活的强烈渴望:在海边有一所房子,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在尘世获得幸福。
这与面朝大海杀妻然后自杀的西,是何其不同啊。
然而,在现实中,写出这样温暖诗句的海子,最后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这结局似乎表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悲剧情节,犹太人为惨遭杀戮的历史而悲,中国人为近代百年的耻辱而悲,就连以自信乐观著称的美国人也时时长吁短叹,对那些为“民主”而失去生命的前辈缅怀不已。日本人也不能例外。禅是日本文化的基石,弥漫在茶道、花道和书道中的,不仅仅是远离物质文明的空寂与幽玄,不仅仅是素雅和淡泊,还有一种淡淡的悲哀。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禅宗的基本精神是人生无常、生死幻灭,是对世间万物来去匆匆的哀伤,也正是从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出发,才提倡在短暂而喧嚣的尘世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态。用惠能的话来说,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日本人没有达到惠能的境界,他们的“哀”是“物哀”,就是在现世真实的无奈与痛苦中,所感受到的哀愁。达到极至,便是整个民族对于生命的物哀――自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尘世获得幸福,对日本来说,只是一个梦想,一个乌托邦,而自杀才是他们事实上的选择。从紫式部到川端康成,日本的物哀犹如一场浮世绘的盛宴,在浓艳暧昧的情爱世界中“哀”升华到目空生死的“物哀”。物哀成为一种生死观,不惜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的静寂”。川端康成既认为“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也“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认为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叶渭渠更指出:“日本人的美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瞬间美’的理念,即赞美‘美之短暂’。”古代日本人“更以樱花自比,将那‘瞬间美’的观念转变为视自杀为人生之极点的行为。他们的殉死,其意义也在于追求瞬间的生命的闪光,企***在死灭中求得永恒的静寂”。因此,追求生命的一瞬闪光,是物哀的重要特质。从《大逃杀》,《玩偶》,《座头市》,北野武无疑是当代继承这种悲剧审美精髓的导演。
如果说,《花火》中的西,是因为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所以才选择了死亡,这种选择多少还有些被迫的意味。那么,《奏鸣曲》中,村川在扫平对手赶回与情人约会地点的途中突然举***自杀,这个结局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而这恐怕只能认为是导演北野武的意志使然。与其说是北野武的个人意志,不如说是他对人生运命的悲观认识。对于哈姆雷特那个著名问题:“to be or not to be”,北野通常都会让他的主人公选择后者吧。
苏格拉底在他最后的日子,放弃出逃而甘愿接受法庭宣判的死刑(尽管他并不承认判决的理由),并留下话说:“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天知道。”
也许,北野在内心是认同苏格拉底式的选择的吧。――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可以看见日本与古希腊的神秘相似?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中曾说,日本古今不变的特性有两点:“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如此说来,三岛由纪夫在醉心于日本古典美的同时,又对希腊之美倾慕不已,也就不足为怪了。
《花火》与《奏鸣曲》中,都有在海边放花火(即烟花)的场景,在前一部电影里,花火被摄影机长久地凝视,而成为全片的一个象征。看得出来,北野对花火是不无迷恋的。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细想来,花火的绚烂与短暂,都可以与樱花相媲美,甚至还有过之,而花火更是人发明出来的一种东西,也许,它比樱花更能显现人造之物的美丽与无常。北野对花火的迷恋,与日本人传统的对樱花的欣赏,在美学上应该具有同样的旨趣吧。
当宁静的海边响起两声***响,《花火》的观众已经完全沉浸于唯美感伤的物哀之中,而忘了这个事件背后的杀戮与血腥。美原来可以使人暂时忘掉道德法律这些社会因素。
无独有偶,在诗人顾城那里,也发生了杀妻然后自杀的事件。然而,公众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对他发出了谴责。作为一个以美为宗教的诗人,顾城错就错在他生长在道德唯上的中国。
这倒不是说,在日本,顾城就一定会受到舆论支持,只是,在那里比在自己的故土,顾城可能会找到更多的同道――在日本的文学家当中,自杀的实不在少数。有的文学家虽然在理智上也知道自杀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但实际上还是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最明显的例子是川端康成。
在《临终的眼》里,谈到三十五岁就自杀的芥川龙之介,川端不表赞赏与同情:“无论怎样的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想要达到圣境也是遥远的”。然而,川端自己却在七十高龄以口含煤气管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川端康成没有写遗书,但他10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却正好可以来解释这一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无论对自杀是怎样的态度,我想,在川端心底,自杀一定是反复考虑的问题,就象他评论的芥川一样。后者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何时能毅然自杀呢?这是个疑问”。
既然“to be or not to be”已有定论,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以何种方式何时去死?山口百惠在演艺事业最辉煌的时刻急流勇退。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在文学创作顶峰之际自杀。武宫正树、大竹英雄在棋赛中,宁愿全***覆没,也不愿放弃“美的棋形”。塞班岛战败,七百多日本女生以跑步方式集体跳崖。尚武的三岛在壮年剖腹,柔弱的川端在暮岁开煤气,而《花火》中的西,则在抢劫复仇陪妻子周游之后,面朝大海,举***自裁。
这些人的自杀,或早或晚,或刚或柔。残月、花蕾、花落是物哀;短歌,徘句,浮世绘,歌舞伎,是物哀。无常的哀愁和残酷的美感,对自杀崇拜的生命态度才是物哀美的真髓。加缪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生命的物哀也许并不是张爱玲的眼中,“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而是似乎都在证明三岛由纪夫的那句话:“死亡像一件丝绸睡衣,优柔地滑落在黑夜的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