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关键之年经济降速既是经济转型之果,也是海外环境之弊,在困局之中看到更多的衰退风险,如何实现突破仍需找到衰退节点。
本刊曾在预测2012年初宏观经济的《降速与猜想》一文中,提到2012年“稳字当头,尤其凸显当前中国经济的升降波动与调控任务之艰巨。……2011年中国的国外环境水深火热。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样的国际环境得以改善的可能性极低。”从现实来看,这样的预测依然显得过于保守,2012年初提出的GDP增速“保八”的目标、中国外贸进出口“保八”的底线终究没能变为现实。
不过,2012年中国经济以翘尾结局了全年的走势。2012年12月CPI同比涨幅达2.5%,好过此前专家与机构预测的2.2%-2.4%,重回2时代。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终于回到荣枯分界线50以上,达到50.6,创下年内新高。
如果将时间拉长,也许不就那么乐观。假如说2011年CPI在上演“过山车”行情,那么2012年的CPI则是自杀式的“拦腰斩”。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预测2012年CPI上涨4.6%,而实际涨幅只有2.6%。
衰退风险
在诸多数据面前,到底向左向右,向好向坏,倒不取决于数据本身,而取决于看数据的角度。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告诉记者,“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价格下降有几种原因,一是货币的供给小于货币的需求,导致市场的货币量少;二是,产品的成本下降;三是,产能a过剩,导致产品供给大于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归纳是部分产业相对过剩,生产过剩,导致物价下降。”
在谈及如何看待CPI与PPI的走势关系时,刘迎秋表示,一般来说,先有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再有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反过来的情况只有一次,1988年通胀的时候是从消费资料开始,那次价格涨势很猛,1988年底中国第一次启用保值储蓄,1994年的时候CPI达到24.1%,一直维持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通缩时代才结束。目前来看,中国走势与1988年并不相同。
刘迎秋曾经做过测算,用纵轴代表经济增长,横轴代表通货膨胀,划一个曲线,物价是3.6区间,物价的较小变动带来经济的较高增长,因此国民愿意接受这样的增长。这个区间物价变动的经济效率比较高,低于3高于6都会带来负的效应,3%—6%才是比较合理的物价变动区间。所以,CPI到2时代,低于中国正常的物价水平,是经济衰退的信号之一。
从国际形势看,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实行货币宽松***策,往经济中注水。中国也实行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策,透支未来十年货币需求量的说法不绝于耳,由此引发各界对经济过热和通胀的担忧。
刘迎秋表示,除了考察CPI与PPI,宏观经济形势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标,比如M1和M2。2012年,M2的增长目标为14%,而实际增长率为13.8%,增长率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M1的增长率比M2更低,M1同比增长仅为5.6%。
一般说来,M1是指狭义的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支票存款,M2是M1加上储蓄存款。在刘迎秋看来,通常在经济繁荣周期,M1的增长比较高。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009、2010年M1同比增长超过38%,M2增速则达到24%以上。但此时M1的增速要高过M2。而在衰退的时候M2增长快于M1。
M2与M1的比例的合理区间在哪里?刘迎秋表示,繁荣和衰退不一样,衰退的时候不仅要看M2也要看M1。我们计算的结果,M2的增长率,应该等于经济增长的两倍左右。如果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7.4,如果全年7.7-7.8,M2或者是M1应该是15.6%,14%的增速,货币供应仍然是紧缩的,所以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没有配合。如果衰退的时候M1更低,货币的紧缩度尤其显得比较大。从这组历史规律来看,2012年的货币供应量变化是经济衰退的表现。
此外,刘迎秋认为还需要将进出口作为考察指标。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是带有出口导向特征的国家,现在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60%,一度达到66%。
根据海关数据,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我国出口总值增长4.8倍,比同期全球贸易额年均10%的增长额高出1倍。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从2002年的6207.7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36418.6亿美元。然而,2012年中国外贸增速持续下降。尽管2012年12月中国外贸额同比增速达到10.2%,但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仅增长6.2%,未完成全年目标。
对于“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2012年12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20%-21%的区间。然而,根据刘迎秋的测算,合理的增长区间应该处于23%—25%。低于23%则属于投资偏冷,高于25%则是投资过热。
破局求解
刘迎秋认为,物价之所以降到2时代,原因在于市场的货币流通量不够。当局在应对流动性紧缺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外汇占款。虽然通过外汇占款投资了二十万亿元,但并不是直接从银行出来。银行的准备金率达到20%,维持在历史高位,形成资金的堰塞湖。这是在货币***策上有利于外币增益而有损于国内货币的关系,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过高。
《文汇报》评论,“当前的货币***策仍然是偏紧的货币***策,并非中性的货币***策,并没有回归到常态。虽然降了几次存款准备金率,降了2次利率,但是存款准备金率仍然高达20%。虽然过去几个月央行频频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资金,但这种可放可收的操作不会给市场形成货币常态的中长期预期,在增加资金供应的效用上无法与降低准备金率相提并论。偏紧的货币***策造成了资金使用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吞食了其他行业的利润,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今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的净利润上升20%左右,而其他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下降了20%左右。因此,需要货币***策从偏紧转向中性,甚至略微偏松。建议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降低实际资金使用成本,给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输血,反哺利润给实体经济。”而这与十“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的要求吻合。
刘迎秋认为,应该从以上几个指标看破局之路。在外贸领域,首先从原来追求贸易顺差改为追求贸易平衡,容忍一定时期的贸易逆差。其次,把人民币供给过少的格局做出调整。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最后,鼓励中国企业换取的外汇大量买外国的先进技术、产品以及优质的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把商品出口换成所谓的美元和欧元。
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在2013年继续成为有力的马车,但必须更加注重投资结构优化,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中国社科院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指出,有四个方面的投资方向:
第一,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规模。中央财***可以安排更多的资金,以贴息的方式支持重点行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鼓励金融机构对技术改造项目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支持企业采用融资租赁等方式开展技术改造。
第二,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2013年应继续调整优化财***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民生支出,进一步提高所占比例,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继续加大对教育、社保、保障性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实施重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强化薄弱环节,多补社会事业“短板”。应该制定和出台一些实质性的、有效的新措施、新***策,切实降低一些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等的进入门槛,合理引导民间资本和要素向有利于民生事业发展的方向流动。
第三,适当加大对重大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2013年在稳定投资增长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增加赤字规模,应当增加中央财***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当前迫切需要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引入灵活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以吸引民间资本向重大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第四,加大对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力度。
《经济蓝皮书》预计2013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增长率可能略高于2012年,其中欧元区经济有可能摆脱衰退,实现微弱的增长。这是一个基准的预期,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从风险方面看,由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结构性的危机,而全球性的结构调整还需要持续较长时期。
2013年,以至更长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依然复杂多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有赖于修炼内功。
次高增长
对于人口红利消失、资源枯竭、国际市场萎缩等不利因素,同样能够化危为机。
欧元区危机的加深,美国的“财***悬崖”问题以及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脆弱性,都构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局因素,2012年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兴主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现两位数增长,2013年,配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各类消费刺激***策出台,消费将进一步发挥增长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保健云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异可达几十年,足以形成产业转移的梯度效应,而不需要按照历史经验大规模迁移至更不发达市场。刘迎秋说,这个差异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空间。落后的地区有内在的冲动,要求赶上中等的或者是高收入的地区,这个追赶的过程就是增长的过程。人口红利在减少,但由于我们重视教育,由于我们重视技能教育,技能劳动者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技能的增加只要快于收入增长,这种技能劳动者的红利还会增加。
此外,刘迎秋表示,中国的技术创新正在从原来的零散的不集中的非职业化的创新,逐渐转向集中的职业化的创新,这个会支持增长。加之,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行***体制乃至于***治体制,改革将带来巨大的红利。如果符合以上的条件,中国未来十年左右将处于次高增长的阶段,8.5%上下一个点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