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摘要】 《三体石经》刊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衒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棐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关 键 词】《三体石经》；汉刻；魏刻。
【作者简介】宋廷位，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技
法与理论及书法文化研究。
一、《三体石经》刊刻时间断代概况
《熹平石经》的刊刻情况在历史上记载甚详，其中没有一字（体）、三字（体）的具体记载，但有古文、篆、隶三体的记载，后来人们把《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分别称呼，更多的把《三体石经》称为《正始石经》，也称为《三字石经》《魏石经》《魏三体石经》等。《后汉书》中有两处记载《石经》的语言：
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1]。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2]。
这是主汉的最早依据，也是以后主汉者大多引用证明的最有力依据。杨衒之在《洛阳伽南记》中记载：
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赞学碑》一枚，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存，高祖题为劝学里[3]。
北魏刘芳被人称为“刘石经”，《魏书》的记载也认为《三体石经》是汉朝所刻：
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4]。
唐朝张参作《五经文字》，认为《汉石经》即《三体石经》，北宋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说：
春，三月，召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学者车乘日千余两（现在写为“辆”，作者注），填塞街陌[5]。
主魏者立论依据最早为《晋书·卫恒传》：
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6]。
同样的内容在《魏书》中也有，《魏书·九十
一·曹崇、江式等十三人》中有近似的记载，其中动词“立”变成了“建”：
陈留邯郸淳亦与揖（魏初博士清河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7]。
另外，郦道元（约470-527）生活的时间与杨衒之（547年到洛阳时面对佛寺的凋敝有感而作《洛阳伽南记》一书）同时而略早，在其书《水经·榖水注》中也主张魏立三字石经之说：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古文出于……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下列石龟，碑载蔡邕、韩说、堂谿典等名。《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8]。
在这之后唐朝时期把《三体石经》的学习列为书法的学习科目，规定学习时间为三年，比《说文》和《字林》的时间都要长，可见《三体石经》在当时的重要性。要足够三年的学习，其资料应该比较丰富，但魏征收集到的《熹平石经》及《三体石经》字数（拓片）已经十不及一，即使是不到原碑的十分之一，还可以学习三年，学习时间是《说文》时间的一倍半，可见资料应该与《说文》相当（《说文》只有篆书没有古文）。
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脩之礼，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9]。
宋朝金石学兴起，欧阳修的《集古录》没有《三体石经》记录，但其子欧阳棐在《集古录注》中定《三体石经》为汉刻。略晚于欧阳棐的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中定《三体石经》为魏刻，这也是校订《二十四史》的乾隆朝重臣杭世骏校正《后汉书》的依据之一：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臣世骏）按赵明诚《金石录》云（后汉书）《儒林传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蔡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10]。
略早于杭世骏的阎若璩也持此观点，后世就基本持以为定论了。如顾炎武、刘传莹、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马衡等人。其中王国维和孙海波还为《三体石经》设计了碑石***，以二十八碑为基础，每碑的内容模拟推定[11]。他们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民国时期出土的《尚书·君奭》和《尚书·无遗》，其中有两部分的碑石残片正好吻合为一碑，给他们的推定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并且有一块残石正面标号为“第廿二”，背面标号为“第七”，也为他们模拟碑石内容提供了参照。
最有力的证据出自于***后。***前后在西安市先后出土了两块《三体石经》残石，一次是1945年出土的《尚书·康诰》六行三十五字残石，单面刻字；第二次是1957年出土的残石，正面为《尚书·梓材》十行三十三字，背面为《春秋·成公元年二年》十行五十字。此与孙海波的碑石***有出入：按照孙海波的推测这两处内容应该在正面第十六、背面第十三，此处却是第十七和第十二，但已经很接近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孙的推断[12]。后经台湾邱德修补充修正就更加充实了，碑的正背两面更加符合西安出土的残石，但这还是推测并非定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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