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喜:“聚元号”弓箭第十代传人

弓箭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一种远射兵器。如今，弓箭虽已退出了兵器的历史舞台，但其制作工艺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北京，有着300年历史的弓箭铺――老字号“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杨福喜，是中国目前唯一用传统工艺制作弓箭的手艺人，他也是弓箭制作技艺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聚元号”起伏300年

“聚元号”制弓的历史久远，但最初并不叫“聚元号”，只是在弓上印着掌柜印戳。因其所制弓箭装饰精美，专供宫廷使用。当年乾隆皇帝在行围射猎时用了他们的弓箭，颇为赞赏，还专门为“聚元号”题写了一副对联。于是弓箭铺的掌门人取对联每句第一个字，也就是“聚”和“元”作为弓箭铺的名号。

到了清朝末年，洋***、洋炮基本取代了弓箭，位于北京东四、专为皇宫和满清贵族制作弓箭的几十家弓箭铺，开始面向民间出售弓箭。“聚元号”弓箭铺第七代传人小王夫妇因为吸食鸦片，迫于无奈只得转让百年名号。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得知这个消息后，向亲戚借钱盘下了“聚元号”，并在老伙计们的帮助下，把“聚元号”正宗制弓技艺传了下来。

在杨瑞林的精心经营下，“聚元号”的弓箭在民国初年，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了奖。抗日战争爆发后，弓箭没有了销路，杨瑞林被迫卖起了豆汁。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当时14岁，也只能辍学了。在家里，杨瑞林把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杨文通。

新中国成立后，杨文通又让“聚元号”重获新生。上世纪50年代，弓箭订单一度如雪片飞来，全家人齐上阵也忙不过来。公私合营那阵，“聚元号”还专门给制作了一套上乘的弓箭。

1956年，“聚元号”第一批参加合作社，“聚元号”从此销声匿迹。1958年开始，杨家停止了弓箭制作。直到1998年，40岁的杨福喜重拾被冷落40年的弓箭制作手艺。

杨福喜当过知青，在工厂当过工人。1998年，他的父亲已经69岁了，身体又不好。杨福喜看着在屋里摆放的弓箭，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便辞职回家，从此跟着父亲杨文通学起了制作弓箭手艺。杨福喜说：“我就是觉得这门好手艺不能在自己手上失传了。”

做成一套“聚元号”弓箭需要200多道工序

“聚元号”的弓箭制作过程的复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要做成一套‘聚元号’弓箭，总共有200多道工序，你得会木工、漆工、画工、皮具制作很多手艺。制作材料都很讲究，特别是牛角的选择，必须是60厘米以上长的水牛角，现在这东西很多不得不从越南、柬埔寨进口。”在制作弓箭的过程中，最难的工序是铺牛筋，杨福喜说：“铺一层干透了再铺一层，赶上气候湿润季节，铺一层牛筋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干透，铺5层牛筋就要一个半月。而且，只有七成能做成成品。”

漫长的制作时间，也是制弓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殊性。杨福喜说：“按我爷爷和父亲他们的老理儿来讲，弓要在我们手里放春夏秋冬四季，等它经历了不同的气候条件之后稳定了，才能交付给顾客。即便是现在，做弓的半年加上调整的3个月，至少也要9个月以上。”杨福喜随手抄起一张制作完成的弓对记者说，“做弓跟做家具不一样，要不断地调，要拉要拽。这个过程必须在我们手里完成，要是放到顾客手里，可能一没弄好，这张弓就废了。”

艰难中的薪火传承

杨福喜从1998年开始跟父亲学习制作弓箭，可是刚恢复“聚元号”弓箭铺那阵子，却没有人认可这一行。杨福喜回忆，那时他去王府井工艺美术大楼等处推销，总是四处碰壁。

就在几乎走投无路时，杨福喜认识了两位贵人。一位贵人是当时的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徐教练把杨福喜引荐给时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的谢肃方。谢肃方虽是一个英国人，但对中国传统弓箭十分喜爱，他第一次到“聚元号”就买走了20多张弓，还为“聚元号”建立了英文网站。很快，弓箭爱好者们纷纷慕名而来，“聚元号”原先库存积压的弓箭全都有了着落。

另外一位贵人，是中国科学院研究中国冷兵器的博士义德刚。2003年，义德刚用8个月时间，每天到杨福喜家观看杨福喜做弓，完成了论文《北京“聚元号”弓箭制作方法的调查》。后来这篇论文获了奖，影响很大，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也由此知道了“聚元号”。

2006年，“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福喜也被命名为传承人。

弓箭制作是个苦差事，杨福喜先后带过20多个徒弟，一般都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杨福喜的儿子杨最初也不愿学做弓箭，为此，杨福喜和儿子进行过几次长谈。现在，杨已经对制作弓箭这门传统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跟着父亲学习了。杨福喜希望，杨能成为“聚元号”第十一代传人。

现在，“聚元号”制作的弓价值少说一把要数万元，弓中极品甚至要高过10万元，而且都是排着号的。各地甚至国外的买主络绎不绝，订单都排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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