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全球治理范文第1篇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围绕全球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全球治理的源起，治理主体延伸到全球治理途径。目前学界对于全球治理理念的来源有应对全球化挑战以及国际秩序的调整两种看法，治理主体的几种派别主要包括以国家为主要治理单元，多主体合作以及公民社会参与治理，未来治理途径的研究主要有促进治理理念的革新，推进多元多层治理，重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以及通过国际制度改革优化治理四大方面。未来全球治理的研究可以在治理与金融危机后世界变化的关系、权力的作用方式与具体制度表现、治理体系的基础与结果以及治理体系变化的历史阶段性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 全球治理；文献综述；源起；主体；途径
[中***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4-0009-06
全球治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概念成为国际事务研究和实践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不断与其他的全球化新动态融合发展。目前对国内外全球治理研究做文献综述的学者却不多，蓝剑平（2008）[1]曾对国内全球治理理论进行梳理，但是仅对国内有关全球治理概念的研究归类辨析，没有对全球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途径等研究内容深入阐述。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研究出现以来大量国内外学术文献的搜集，力***对此主题进行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述，为进一步研究的学者提供借鉴。
一、全球治理源起
1. 全球化问题与挑战需要全球治理来应对
全球治理的理念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Keohane& Nye （1977）[2]将全球化描述为一个“复杂性的***”时期，看到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正与日俱增，呼吁国际制度、其他国际组织管理这种“复杂的***”。Rosenau（2002）[3]也看到全球化突破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而国家的弱点，人口的流动，以及现代生活的复杂性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种秩序，一种有效的权威以及一种改善人类境遇的潜力注入到治理中显得愈发紧急。于是Rosenau（1992）[4]在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正式提出全球治理的定义，把它定义为对高度复杂和范围各异的行为进行管控的体系，这些行为可能是一些广泛隔离的有相应目标的机构通过共同努力而成为国家的补充或者替代国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治理源，这些行为可能在世界范围达到和谐的顶峰或者可能崩溃成为普遍的混乱。这一从规则治理理念出发的定义为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UNCGG）也对全球治理做出定义，相对于Rosenau的定义，联合国的定义更加强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最高地位。Baratta（2004）[5]对于上述全球治理的定义，从国际组织的角度做出评论：认为全球治理是国际组织在试***不断努力达到理想和实际的目标的辩论中，取代“世界***府”的一个容易让人接受的术语。这种术语可以避免让人回想起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府的术语，那时候的世界***府主要建立在对原子弹的恐惧上，几乎没有为世界人民的***行为转变的实际计划。然而，Chanda （2008）[6]并不赞同全球治理出现的急迫性在于这个术语本身，而是在于“失控的全球化”，即一些重要的权利***治权威和国际经济组织引起了公民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WTO，EU等多个组织中掀起了反全球化运动，最终的结果是要对全球化进行治理（Hall，1998）[7]，Vayrynen（1999）[8]，Harald（1994）[9]也都Υ吮硎救贤。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治理的出现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所出现的全球化问题要求建立新的超越国家体系的***治机制来应对世界的复杂性和全球挑战，管理新的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环境。
2. 国际秩序的调整使全球治理成为必然
另一种对全球治理源起的解释是全球治理产生的大背景是国际关系的变化，暗示全球治理是一种从国际秩序（无***府社会）到世界***府的可能的治理持续。Held&Mc Grew（2002）[10]指出全球治理是为了适应没有超国家的高级***治权威的情况下建立的国家之外的管理机构和程序。Yunker（2000）[11]、Hewson & Sinclair（1999）[12]划分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重要变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冷战之后；第二阶段，复杂的经济、***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第三阶段，***治权力从国家和国际组织向日益兴起的民主社会转移，即私人、非国家参与者，包括跨国公司（MNCs）和NGO，暗示了全球治理在第三阶段中产生。
目前对全球治理理念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致的观点，也没有满足这个动荡的时代进行分析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思考全球治理究竟有哪些构成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二、全球治理主体
全球治理是定义、构成以及调和在国际舞台的公民、社会、市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策和机构的总和，包括一系列广泛的合作问题解决安排。因此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间组织、非***府组织、私人企业以及其他的公民，他们通过更加正式的，采取硬原则（法律和条约）的方式或者其他有管理架构或者有管理集体事务行为的机构通过广泛的合作完成治理安排（Weiss& Thakur ，2010）[13]。
1. 以国家为主要治理单元
在全球治理的各个主体研究中，相对较早的研究将国家视为主要治理单元，称之为现实主义派。Cochrane（2003）[14]、Gilpin（ 2002）[15]、Duffield（2014）[16]是这类观点的代表，这种观点强调国家、权力在治理中的作用。Kagan（2003）[17]特别指出除了美国没有其他的主体能够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一个全面的和持续的影响。这些研究成功的分析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应当承担的角色，但是却轻视了争端以及争端与全球化之间的冲突。
2. 多主体合作
称作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中的许多国际组织研究学者弥补了现实主义派的研究缺陷，开始关注国家之外的其它主体的作用，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在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在Cox（1997）[18]看来，全球治理意味着在世界（或者区域）层面为了管理***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而存在的程序和实践。一种假定形式的治理可以被看作有等级的协调，不管是中心的或者去中心的。另一种假定形式的治理是没有等级的协调，称之为多边。他由此将多边主义作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方式。Cerny（2008）[19]基于国内***治力量已经不起决定作用的缘由认为全球治理模式需要从“国家中心”向“多极化”转变，并提出了 “***策空间”作为分析工具以及多重空间的可能性，这样治理参与者通过跨国境的多边层面协调活动以及享有多种权利可以获得权利的自然增长。Stone（2008）[20]也强调了国家机构不应该作为***策的唯一组织核心，并从全球公共***策的角度创新提出全球公共***策的三种核心***治参与者：国际化的公共官员（工作在某个国家机构，代表国家参与全球范围的***策讨论）、国际公民（由国际组织雇佣，管理国际机构运营）以及跨国***策专家（包括顾问、NGO领导人、公司执行官以及领先的科学专家）。他认为全球***策的改变是由这三类因素相互作用而决定。Bexell（2010）[21]聚焦在全球治理中的跨国主体，以分析国际间机构、公私合作关系、跨国主体的组织和运营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和责任的方式，评估了跨国主体在全球***策制定中的参与是提高全球民主化的方式这一理念的希望和缺陷，并得出了积极的证据。丁鸿（2006）[22]、刘清才（2006）[23]建议非***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因为这将有助于促进和监督国际规则的发展和履行、发现治理中忽视的问题，增强治理中的民主性，弥补了***府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缺陷并具备小规模、富有灵活性和创新性的优势，提高全球治理的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前发展。此外，全球精英的作用也被在全球治理主体中加以强调，McGrew（2002）[24]指出许多常规领域或者一些关键的专业领域构成了拥有共同知识的专有领地即专家网络（职业性网络），各类专家对于特定知识的理解和积累会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以及对规则的应用已经被赋予了合法性。但是这种专家***治会导致治理的单一和排他性。
在承认国家重要性和强调多主体合作的基础上国际组织派学者也注重全球和区域层次上的治理，尤其是国际制度在全球治理中的研究。O，Brien（2000）[25]指出全球治理的规则和机制是由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参与者和机构（包括国家和非国家主体）通过行动和协议创造的，Held（1997）[26]指出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因为缺乏民主和正义而扭曲的，以世界上大多数人以居民利益为代价来反映强大的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以民主为基本原则，提倡构建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发挥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作为世界主义民主的实现支撑作用。全球治理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如碎片化导致的现行规则与体系无法有效充分发挥全球治理的功能（王明国，2014）[27]，目前的治理制度在充分表达许多国家以及非国家主体的意见上的缺失（蔡拓，2012）[28]，治理制度的路径依赖、内在改革难以推进导致了全球治理制度安排出现低效和僵化（邓若冰，2016）[29]等问题也陆续被讨论。
3. 公民社会参与治理
随着对全球治理认识的深入，全球治理不仅被局限于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如国家***府、***府间国际组织，还意味着其他的组织和集团，他们也在试***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施加影响（Held，2001）[30]。这些组织和集团包括公民迁移、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市场等（卡尔松，1995）[31]。其中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逐渐被更多地强调。Ruggie（2010）[32]把全球治理看作是脱离***府的行动，Bernstein（2007）[33]指出目前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国家和***府间机制应对全球性的问题，私人的选择包括自我管理，公司和社会责任，而公私合作关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还证明了非国家市场驱动（N***D）***治上的合法性和实现的步骤与框架。Scholte（2004）[34]也证明了公民社会为全球治理带来更多的公共责任，公民社会通过提高全球治理运营的公共透明度、监督和审议全球***策，为全球机构的错误或者带来的伤害寻求救济以及通过推进全球治理中的正式责任机制来提高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易承志（2011）[35]把公民社会的研究延伸到跨国公民社会，指出跨国公民社会虽然有着不少局限性如在经验层面和规范层面的合法性的制约、在统一名称下隐藏的差异性影响统一行动的能力，以及内部参与不足，但是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国家、跨国公司等难以实现的作用，要努力克服这些局限性，激发跨国公民社会的作用。庞中英（2011）[36]甚至认为国际制度的渐进性改革在解Q全球问题上是不充分的，全球治理根本路径在于超越国际制度的改革，在全球民主的基础上尝试全球民主***府的解决方案，以其为指导原则。
三、全球治理途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在应对和解决全球化问题中当前的全球治理在管理全球事务上表现出效率不高，有效性不强，应对挑战乏力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进一步探寻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式来实现有所作为的全球治理。
1. 促进治理理念的革新
在改善全球治理过程中，治理理念的革新首当其冲。林永亮（2011）[37]从价值观的角度论证了全球治理规范形成的难点在于至上的理念根深蒂固、各个功能领域规范存在差异和冲突以及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全球公民社会意识，他认为未来的全球治理规范需要整合“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规范领导者要兼顾“适宜性”和“导向性”。吴畏（2016）[38]从哲学角度探讨了突破全球治理理念困境在于全球治理能否把全球正义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准则，需要寻找到与之相应的场合存在，并且在治理实践中找到定位。王奇才（2011）[39]从法律的角度指出全球治理有法律的渊源，需要将“合法律性”作为规范性要求，要坚持法治的主张，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秦亚青（2013）[40]指出全球治理理念的滞后是目前治理失灵的原因之一，原有的一元主义的治理观、工具治理以及二元对立思维都难在全球问题上达成协议，需要融合各种文明思想的新治理体系，重建理念原则，包括多元主义、伙伴关系和实践参与。
2. 推进多元多层的全球治理
在对全球治理层次的推进研究中，学者们对治理路径的认识逐渐清晰，认为多元多层的网络治理才能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以及均衡的方向发展，也可以避免个别国家出于本国利益逃离国际合作的猎鹿困境（潘亚玲，2005）[41]。
20世纪Keohane& Nye将全球治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 超国家的（MNCs-跨国公司，IGO-***府间组织和NGO-非***府组织）；国家的（公司、国家中央***府，民主社会）；次国家的（地方公司，当地***府和地方民主社会）。Reinicke（1999）[42]从全球公共***策的角度理解将经济地理和***治地理结合起来的全球治理，在Keohane& Nye的垂直层面的基础上加入了水平层次，即把治理分为致力于高层次和低层次治理的垂直型治理和致力于非国家的多方主体治理的水平行治理，并进一步指出全球治理的垂直分支包括内部代表和国际治理机构。Kacowicz（2012）[43]在全球治理的动力的研究基础上依据权利的水平和垂直流动将全球治理细化为6种类型：类型一――从上至下（等级的）、类型二――网络治理、类型三――从下至上的治理、类型四――并行治理、类型五――市场类型治理和类型六――万维网治理，他指出类型六是目前全球治理的状态，即包括垂直的以及水平的权利流动以及混合的正式和非正式结构，这种对全球治理的层级描述比Reinicke的更加复杂。
在认识到全球治理复杂的治理结构基础上，学者们对实现全球治理的模式给出自己的答案。吕晓莉（2005）[44]赞同全球治理的三种模式即国家中心治理、有限区域治理和网络治理，提出最有意义的全球治理方式是多元多层合作治理。金融危机之后，姚璐、刘雪莲（2013）[45]针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提出市场、国家、社会三个层次的金字塔式构***，国家位于金字塔顶端，是全球治理最有利的推动者，实施必要管制，处在金字塔中间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同时受到国家和在金字塔底端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双重监督，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顺利进行的关键。Ikenberry（2013）[46]进一步指出在全球治理的根本性变革中最紧要的是建立***府之间的关系，它将对有效的全球治理发挥突出贡献。并创造性地提出未来在面临全球挑战时与有意愿的国家，跨国网络以及公司之间建立潜在的联系。
3. 重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治理中国家作为重要主体之一发挥的作用是受到公认的，随着国际权利体系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卢静，2014）[47]。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新兴国家的壮大和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部分国家的混乱都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何帆，2013）[48]，学者们看到以美国主导的以霸权主义为特征全球治理旧形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应当被相互依存平等互利的新形式取代，广泛参与的共治为核心的体系才是未来的方向（，2013）[49]。
因此，学者围绕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提升展开论证。Humphrey（2009）[50]指出印度和中国是全球治理中崛起的重要主体，他们将和世界经济一起把现在的类单边的世界秩序变革为一种多极化的权利结构。至少到2025～2030年，美国、中国、印度和欧洲将构成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四大核心权利。全球治理中这些核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跨边界的和全球问题将如何解决以及发展中的国家将在世界***治和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Nayyar（2016）[51]对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结果进行分析，认为金砖国家随着经济和***治地位的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陈伟光（2014）[52]从新型大国关系对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规范的影响角度论证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手段。韦宗友（2011）[53]提出现有治理机制中新兴大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够。刘再起（2016）[54]特别提到中国有必要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探索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推动更加平等的全球治理。
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如ACHARYA（2011）[55]指出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缺陷在于在全球治理上没有一致的思路，只是以一个关于世界秩序发展的集体区域观念出现，更关心发展和国家权利的合法化而不是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如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亚洲领先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以帮助自己的形式展开，未来应当在亚洲层面更多对全球治理中的话题做出回应。Miles（2013）[56]分析全球治理中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竞争格局的影响因素包括全球治理中新兴国家的优势，新兴国家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新兴家在影响全球治理中采用的策略，以及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议价结果，并预测了未来新兴国家在撼动守成国家治理地位过程中产生的争端的可能来自三种：系统摩擦、分配冲突和机构有效性。
4. 以国际制度改革优化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需要国际机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治理的效率和成败与否由有效和完善的国际机制决定。在理论层面，全球治理可以通过全球层面、区域层面以及次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制度化治理实现（乔卫兵，2002）[57]。田野（2002）[58]赞同全球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供给，通过将制度供给中的交易费用中最重要的因素（权力结构和行为主体的数量）引入国际制度的供给模型，进一步得出了全球治理的四种治理实现方式，包括外溢型、强制-诱导型、联合型与参与型。张宇燕（2015）[59]也特别强调了制度设计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制度非中性和选择性激励的提供有助于激发全球治理制度的活力。然而这种国际制度的改革和优化是有难度的，Orsimi（2013）[60]就通过对全球治理中国际机构复杂性进行分析，论证这种机构复杂性（其特征为***、中心化，密集）譬如越来越多相互覆盖甚至相互冲突的国际条约会为全球合作带来障碍，并通过案例研究得出按照领域内或者行业（能源、贸易或者环境）划分的组织复杂程度要比按照功能（难民、食品安全）或者主体（隐私）划分组织复杂程度稳定，从侧面说明了变革国际制度推进全球治理的复杂性。
在实践层面，针对如何对现有的国际制度做出变革，Rasche（2011）[61]提出了联合国全球合约这种全球治理的方式反映了多主体（***府和公民社会），多层面（通过对话和学习的国际间层面、通过地方网络的国家层面和通过参与者的地方层面）和网络基础的治理，未来可以通过提高公民社会的参与度、密切全球和地方层面的联系以及操作层面的努力优化以联合国全球合约实施全球治理。李宝俊，金彪（2008）[62]也指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主导者，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与非***府组织的密切合作，一方面借助体制创新途径，优化与非***府组织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容纳更多的参与者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有意义。Cooper（2015）[63]指出了当前G20在全球治理中是存在缺陷的， G20在全球治理中虽然仍以俱乐部的方式保持活力，但是也繁衍出许多寡头，G20机制在效应上倾向于抑制全球变革和巩固现存秩序，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在全球治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将全球治理聚焦到更加具体的领域，譬如环境、安全等全球化问题日益严重的领域，希望解决这些单个国家再强大也无法避免的全球性威胁。Kirchner（2010）[64]对国家安全的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Woods（2010）[65]以IMF为实例研究了IMF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生的变革，指出看似许多新兴国家已经参与到治理之中，但是IMF真正的变革有限，并未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时代。Bernstein （2012）[66]尝试提出了一个框架，将通过不同的主体和机构影响国内***策、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以及市场干预等方面的四种路径加以区分，提出了如何在各种路径下实施，并将此框架应用在复杂的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森林治理中。Zelli （2013）[67]探讨了在环境领域全球治理的机构***的原因结果以及应对。
四、小 结
可以看到众多国内外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治理的背景、定义、主体、结构、实现途径等展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都难以取得共识，但是研究成果很有价值。当前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深入：
一是全球治理研究重在关注治理这个术语本身和它与20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之间的联系，但是忽视了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二是P于全球治理体系主体的研究表现在重在关注或强调某一主体的作用，下一步研究不仅是厘清治理主体是A而不是B的问题，而是权利的具体实施方式，譬如应当像Hellenier（2011）[68]一样，在Ikenberry （1992）[69]和Ruggie（1994）[70]对当前国际机构和美国权利研究的基础之上反映更多更细致的制度性表现。在多主体合作中有关权利作用的各种方式，利益分配和追逐的形式也有待深入。
三是许多研究都在以研究全球治理的一般形式为目的构建或者解释全球权利结构，但是对区域、国家和地方体系的相互作用与整个治理体系的关系研究不充分。目前许多研究中提出的多边以及多层的全球治理途径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起点，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是将主体和程序简单加入到国际组织中混合，对于这种治理形式的建立基础和所产生的结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此外，对于治理理念如何帮助建立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如何维持和使治理体系永存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加强。
四是对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结果以及驱动力量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现状的分析，时间跨度不够，不具有历史阶段性，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从历史的视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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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范文第2篇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在经济、***治、文化、安全、科技等各个领域全面踏上国际舞台，和国际社会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世界，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发展正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中国应该怎样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至今还没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在2016中国***与世界对话会上，就全球经济治理这个问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辛本健的一些观点在与会代表中广为传阅。会后，我社记者对辛老师进行采访，将他的观点整理如下。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体系框架
（一）中国崛起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也离不开中国的智慧与贡献。伴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脚步也不断加快。中国崛起对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在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之下同其他国家通力合作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还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之中，从过去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进而成为积极的构建者。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各个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全球安全方面，中国积极倡导裁***，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常任理事国中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全球经济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勇于承担责任，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仅在金融危机时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力保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和其他国家通力合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稳定全球金融和经济增长贡献出重要力量。中国***府还不断加大对外扶贫和开发援助方面的力度，以负责任的大国承担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中国开始利用自身的发言权逐步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改革和完善，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仅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内容和经验，还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内在动力，这对于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意义重大。中国在充分发挥影响力的同时，正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全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与改革中的中国贡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与改革。中国不仅已经意识到自身应该在全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中贡献应对具体问题的方案和经验，更应该在推动国际***治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积极推动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及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改革，尤其是积极承担起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任，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改革，中国份额从原来的3.99%升至6.39%，投票权从3.65% 升至6.07%。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使得国际储备货币越来越多样化，也是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同时，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基础之上推动“增量”改革，积极提出促进全球***治经济平衡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参与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主导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丰富了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并积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新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模式。同时，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是对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可以有效的弥补现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使其更有效的服务于各国的金融需求。
中国还将当前全球***治经济形势与中华文化中的治理理念相结合，推动全球治理理念新发展。中国提出并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中国还丰富发展了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提出“新安全观”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三）“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治理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力量对比，要求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走在了变革之路的最前面，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中国改革完善现行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尝试。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其概念范围涵盖的是中国及亚太地区，最远延伸至欧洲地区，以互联互通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以及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都表明这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合作倡议，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内容丰富等一系列新特点。
其次，“一带一路”配套设施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推动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这些配套融资平台不仅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可能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当然，亚投行并非颠覆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是对其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现有机制加快改革和完善制度设计。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二十国集团相互促进和发展。一方面，G20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持。G20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决议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分享建设技术和经验，通过多种方式打通资金瓶颈。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深化G20内部的互利合作，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
全球金融治理：融入中国智慧
对中国而言，全球金融治理应当体现中国金融的作用、吸收中国金融的经验、融入中国金融的理念，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对外的发展理念、蒸蒸日上的中国金融也为国际金融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未来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依托中国智慧
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和整体，呈现四大基本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全球治理转型升级的目标是共同和平发展，仅靠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思想和理念，显然不能够解决问题。中华文化四大基本特点契合全球治理变革的需要，为全球金融治理指明了破题的方向。
从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新时期下，进一步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系统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这些都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新愿景。
在当前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已经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金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抓手，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几年来，西方央行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甚至出现了负利率，但仍然未能改变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这说明，全球经济秩序，尤其是国际金融秩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失调。中国金融正是依靠深厚的中华哲学滋养，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不断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既是实力的展现，更是责任的体现，中国金融为破题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新的动力。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途径
首先，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启了全球治理改革的先河，中国开始首次进入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核心圈，并成为FSB、BCBS等国际金融组织和俱乐部的新成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在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中，积极发挥与其经济金融规模相适应的重要作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推动人民币更深入参与全球资产配置。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序幕正式拉开后，中国一方面通过改革国内制度，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全球层面的外交努力与地区层面的制度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保障。以制度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提供合法性保证，以国力和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提高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和动力。
第三、对内对外双向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提升以及对外拓展加速，中国金融业开放也应进入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新阶段。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将在资源配置、投资和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融通效应，提升金融业的开放质量，完善能够支持“走出去”和“走进来”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良性互动。中国应从实现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良性互动角度出发，在审慎管控风险的前提下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统筹国内改革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出中国的思路和路线，制定于中国有利的国际新规则。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建议
第一、坚定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策信号。十以来，我国金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降低门槛、放开市场、完善监管等方面***策频出，已经得到国内外各界的充分认可。今后，要始终强调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向国际社会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策信号。
第二、更加重视完善法治建设和优化市场环境。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的立法、***与司法建设。同时，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和公开力度，健全全社会诚信体系，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创造必要的信用环境。
第三、提高金融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一方面，要建立有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提高对于跨境跨业新型风险的管理能力，强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M一步扩大风险监测和管理的覆盖面，确保其建立与其业务、机构相应风险程度相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对于更开放体系下国别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监测、防范和管理作出提前性、适应性安排。
第四、构建开放型金融体系下的安全保障体系
我国要完善对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于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或削弱国家对金融业实质性控制力的外资并购或投资行为要加以限制。要建立对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深入评估并购或投资的***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并加强对境外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
同时，要形成适应开放需要的金融监管新制度。高度重视国内监管与国际制度框架的接轨，加强“以开放促改革”的顶层设计，完善监管制度设计和执行，防范违规监管套利和资金跨境流动风险。
第五、要加强跨国性金融机构培育，在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治理中寻求最大公约数。通过组建跨区域金融集团、保险业联合体等复合型金融机构以增大资产规模，并借助投资参股方式建立区域性清算银行及其相关金融机构，在充分利用外部资本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金融领域前沿信息、先进经验和技术，提升我国金融国际化运营能力。
全球国际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同世界紧密联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一直参与着全球经济治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也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实力地位的提高和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客观必然，又恰逢其时。在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这一领域内也同样如此。
粮食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不可缺少。但是自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就总是伴随着周期性的粮食危机。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分别发生在1972-1974年与2007-2009年这两个时期。这两次大的粮食危机以及多次小的粮食危机对全球人口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为了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建立各国之间合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体制机制，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建立协调促进粮食安全的国际机构组织，随着这些机构组织的发展以及各方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持续努力，逐步建立了粮食安全全球治理的体系。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和跨国公司三大部分。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这些国际机构是国际粮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第一农业生产大国，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也极具话语权，对国际粮食安全治理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在粮食安全领域，有几家极具实力的跨国公司成为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他们就是ABCD（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粮商，对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也具有很大影响。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力不断增长，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也不断上升，在各个国际组织和合作中都发挥了引领的重要作用。在Z食安全这一领域内，中国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
第一，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理事国，也积极了参与其他国际粮食安全治理机构和平台的合作事项。同时通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治经济合作、粮食贸易往来，稳定了国际粮食价格，有效缓解了国际粮食危机。
第二，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说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
第三，近些年，中国还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在亚洲、非洲、拉美、太平洋等地区近100个国家，中国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先后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3万余人次，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
升级多边贸易体制与中国的贡献
全球贸易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作为各国间最为传统的经济往来，是各国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纽带。在二战结束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主要目标，关税贸易总协定及之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全球贸易治理的新时代。
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各国间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不断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生产环节分工深化，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贸易治理的机制和方式也随之不断调整，二十国集团（G20）的成立以及欧盟、北美自贸区等区域经济协定的不断签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WTO多边贸易体系在众多成员国间难以取得协调的困境，民间非***府组织也成为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新生力量。
国际贸易新规则调整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中国应利用国际贸易规则重建来倒逼包括促进服务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许多方面的国内重点领域改革。
全球治理范文第3篇
摘要：公共危机影响和危害的广泛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是***治、经济、等多元利益的冲突是制约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关键。因此，在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治理框架成为必要。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治意***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的经济援助***策行为，是各援助国***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
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三)以联合国为核心，建立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中，只有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是超越于个体国家利益之上的合作方式，如世界银行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事业的投资，开发成员国的生产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最高水平的健康”，联合国的宗旨为“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宗旨都是为了谋取全球、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因此，我们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也应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各国家通过签订议定书或国际合作协议，明确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时机、方式、程度、权利、义务以及风险与利益分担机制，并通过建立联合国协调小组来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
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国际性的危机预警、通报和信息制度，联合国协调小组在对各国的预警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危机分级规定及时地向全球预警和援助信息，从而保证公共危机能在爆发初期就得到有效的遏制。
全球治理范文第4篇
[摘要]公共危机影响和危害的广泛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是***治、经济、等多元利益的冲突是制约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关键。因此，在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治理框架成为必要。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治意***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的经济援助***策行为，是各援助国***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
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三)以联合国为核心，建立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中，只有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是超越于个体国家利益之上的合作方式，如世界银行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事业的投资，开发成员国的生产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最高水平的健康”，联合国的宗旨为“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宗旨都是为了谋取全球、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因此，我们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也应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各国家通过签订议定书或国际合作协议，明确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时机、方式、程度、权利、义务以及风险与利益分担机制，并通过建立联合国协调小组来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
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国际性的危机预警、通报和信息制度，联合国协调小组在对各国的预警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危机分级规定及时地向全球预警和援助信息，从而保证公共危机能在爆发初期就得到有效的遏制。
全球治理范文第5篇
用谷歌学术引擎检索“global governance”，上世纪80年代仅有4640条结果，90年代增到73300条，本世纪头十年猛增至819000条。
全球治理这个领域与医疗或丧葬行业相似，遵循“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原理。在学术界变得炙手可热，恰恰说明全球治理困难重重。
曾经成绩斐然的全球贸易治理，因为WTO多哈回合谈判一再延宕而遭遇重大挫折；尽管已经受到严重危机的洗劫，但国际金融治理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善，迄今全球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中间管理机构仍告欠奉；气候治理步履维艰，全球变暖的科学基础因数据造假丑闻和人们对欧洲严寒的直观感受而动摇――尽管事后科学家们的操守得到了***调查的保证；安全治理亦不容乐观，基于制衡和威吓的安全观大行其道，效果却乏善可陈。国内争端演变为国内战争，国内战争发展为国际征伐。“自由平等”的旗帜“从胜利走向胜利”，平民的血泪和仇恨从未止息。
笔者曾从优化治理手段的角度提出一种改进全球治理效率的思路（见本刊2011年第23期《全球治理宜分轻重缓急》），虽然不无裨益，但不能期待这类简易办法就足以令全球治理呈现根本改观。如果对全球治理作一全身体检，可以发现，治理主体尤其是国家行为体，在意愿、能力和手段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缺陷。只做若干方面的修补，仍将面临其他方面的瓶颈。唯有整体或宏观地认识及弥补，方能有效推进全球治理。
先看意愿。从抽象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行为体，都有推进全球治理，实现一个安全、自由、公正、繁荣之世界的意愿或要求。但是，从具体的目标来看，不同国家的意愿又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在这些目标的排序乃至理解上，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就美国这样的所谓现状国家而言，保证自身相对领先的优势、维护美国治下的安全秩序与和平，是其更看重的目标。
美国主导之下，必定是自身的安全稳定压倒别国的繁荣进步。如，美国主流观念认为“***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和平的基石。无论是对拉美发展***策的建议，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救助中提出的条件，都贯穿着“华盛顿共识”关于私有化、自由化的僵硬要求，而“华盛顿共识”带有浓郁的美国***府部门主导并通过国际组织落实和执行的色彩。以此为内核和标准的全球治理，难以反映其他国家的意愿，也势必不能获得其他参与者的尊重与认同。
意愿能否被落实，还需要看其背后是否有能力为凭籍。不能否认，从单个国家或局部来看，其应对全球问题的能力面临较大的局限，但国际社会的有效合作，可以弥补其能力的不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维持印尼、韩国、泰国等国货币金融稳定所需资金的规模大约为1117亿美元，这超出了危机发生国自身的能力。由于缺乏一个区域性的流动性支持机制，各国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融资需求，为此不得不接受其提出的“***策指令”。事实上，接受这些附带紧缩财***以及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华盛顿共识”条件的资金支持，让一些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以后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事后发现，当时东亚各经济体持有总额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远高于维持初期危机国金融稳定所需的资金规模。以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为契机，东亚的区域金融治理机制才开始走上正轨。
全球治理的手段是一系列能得到执行与贯彻的***策和规则，以及形成这些***策和规则的机制。理论上讲，保证这些***策和规则能够被执行的因素，除了共同体成员的授权之外，也可能是个别成员的武力、魅力、谋略或权威。例如，安全治理问题上，美国的角色尤其突出。其治理的手段，是通过造成不同地区内部各国的相互制衡，一旦某重要地区内缺乏相互制衡的力量，美国则将亲自以武力镇压，即所谓“离岸平衡***策”。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节约美国的***力而维持其世界权力，但对不同地区各国来说，却背负了高昂的安全成本。尽管实现了表面的和平，但这种安全是以防备强邻的高投入为代价的。
上述旧式的手段或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国际社会治理能力分布及其支持的意愿的变化，但新的治理方式又尚未成熟，这成为限制全球治理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反映发达工业国家治理观念和发展模式的全球治理框架，其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崛起的新兴市场对全球治理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兴市场自身也缺乏一套类似于“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具备坚实理论基础并且明确而具体的行动纲领，来取代前者，指导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与器物力量变化相匹配的新型治理观念的缺失，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趋于低下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新的治理观念与方式的确立，势必需要发达工业国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本着最大的善意，相互妥协和折中。
全球治理范文第6篇
联储启动定量宽松货币***策退出计划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再一次说明当前全球货币治理的内在缺陷。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有多种货币承担了国际货币的职能，但结构很不合理——美元独大，其他货币地位相对很弱。以国际储备货币为例，截至去年6月，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61.9%，欧元23.8%，英镑3.8%，日元3.6%，瑞士法郎0.3%，澳元1.7%。这种货币结构导致全球货币治理出现了“力量失衡”的根本性问题，由此又带来责任与权利失衡、激励与约束失衡、美国和非关键货币国家之间***策失衡等多重后果。
美元超越国界为全球各国所广泛使用，承担着全球经济金融交易的定价、结算、价值储藏的职能，拥有世界性的权利，但美元又秉承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仅承担美国的国家责任。美国往往从国内立场出发来决定货币***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单方面推出量化宽松货币***策以拯救经济就是充分证明。现在美国又因为自身经济开始复苏，作出退出量化宽松货币***策的决定。在其决策清单中，国际要素考虑不多，除非是这些要素将会影响到美元世界货币老大的地位。
在现有的治理框架下，美国作为“大股东”具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发行美元，而美元的扩大发行恰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可以使美国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可以让美国消费者通过进口提升消费福利，也可以让美国的企业享受更低的资本成本，这样美国就有了强大的内在激励去发行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扩大本国货币对外发行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在历史上，世界曾经通过合约的形式约束美元的发行，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要求美国承诺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无条件兑换黄金，可惜的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毁约，制度上的这一约束荡然无存。除了制度约束之外，各国货币发行还有一个天然的约束，那就是通胀，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通胀，这一约束也在削弱。
由于美国有美元作为最强大的世界货币，拥有众多货币金融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则成为全球货币治理框架下被动的承受者，在货币金融***策上的自由度日益缺乏，甚至陷入两难困境。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新兴国家普遍出现汇率升值、外汇储备快速增加、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各国也采取了很多手段来应对，但往往因为在利率、汇率等宏观***策上投鼠忌器，首尾难顾而收效甚微。
失衡的全球货币治理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那么世界能否从失衡的货币治理走向平衡呢？如前所述，美元独大有点类似公司的一股独大。解决公司一股独大有两种选择：一是私有化，大股东成为唯一股东；二是改变股权结构，提升小股东股权比例，提升小股东在治理架构中的话语权。类似的，改变当前失衡的全球货币治理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货币一体化，一个世界，一种货币，即全球统一货币。货币统一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但就像欧元区目前出现的债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样，统一的货币如果没有统一的财***支持，很可能出大问题。如果统一的财***能实现，那么全人类都联合在一起了。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
剩下的选择就是提升非美元货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欧元的问世，曾对美元产生过不小制约，但经历了多年的债务危机，如今欧元危机重重，制约能力大降。其他货币中，英镑、日元、加拿大元的竞争性很弱，基本都是美元体系的跟随者，澳元最近几年上升很快，但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未来似乎也很难有所作为。如此，希望只能寄托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上，比如人民币。2009年以来，中国***府顺应市场需求快速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上升。但这条道路注定是漫长曲折的，人民币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对美元形成制约，只能等待时间去检验。
以上两条道路都显得过于漫长，现实中可能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在现有的治理架构下构建约束机制，就像现代公司治理中在不改变股权比例的结构下建立***董事制度一样。比如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性，增强IMF在全球货币金融事务中的监督权。这个选择相对比较可行，但其实效性很低，也很难起到平衡美元的作用。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还看不到平衡全球货币治理的前景。在这种判断下，是否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所作为呢？也不尽然，全球货币治理短期难以改变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单一主体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在这一失衡的货币治理中的一个战略选择，就是矢志不渝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既顺应了全球平衡货币治理的需要，同时也能改善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