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一位享誉世界乐坛的男低音歌唱家、歌剧演员菲奥多・夏里亚宾,他曾被高尔基誉为“象征性人物”,他“体现着俄罗斯民主的一切特征”。高尔基所说的“象征性人物”,据笔者的理解,意思是夏氏是俄罗斯声乐艺术的象征,就如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一样。
今天在艺术家逝世7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敬意来回顾其生平和成长过程以缅怀其为我们所作的艺术贡献。
1873年夏里亚宾生于喀山地方自治局一名书记员家庭,祖上是穷苦农民。青少年时他当过皮匠、木匠和装订工的学徒,还当过抄写员、脚夫。他童年时就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爱听民歌,经常和着母亲哼唱。9岁时他参加了教堂唱诗班,12岁时,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碰巧一个歌剧团来喀山演出,小菲佳(夏氏小名)有幸登台跑了一回龙套。1890年他参加了乌发的一个剧团的合唱班,就在同年12月,演唱了波兰作曲家莫纽什科(1819-1872)的歌剧《哈尔卡》中的御前大臣,这是他当歌剧演员所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从1891年起,菲佳随一些小剧院、剧团辗转漂泊于伏尔加河沿岸、中亚细亚、外高加索等地的城镇。1892年在第比利斯遇到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莫斯科大剧院独唱演员乌萨托夫(1847-1913),此时乌氏刚离开舞台来到第比利斯从事声乐教学工作,夏氏拜师门下近两年,获益匪浅。1893年9月28日,这是夏里亚宾艺术生涯中难忘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他在第比利斯官营剧院的歌剧舞台上先后扮演了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的歌剧《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托费尔、俄国作曲家达尔戈梅斯基(1813-1869)的歌剧《水仙女》中的磨坊主、柴可夫斯基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格雷敏公爵、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音乐教师巴西里奥、意大利作曲家列昂卡瓦罗(1857-1919)的歌剧《丑角》中的托尼奥等。
在第比利斯不到一年的演出,年轻的夏里亚宾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歌剧演员,从而于1894年夏就登上彼得堡的歌剧舞台,1895年4月在马利亚剧院演唱梅菲斯托费尔,1896年夏,在著名大企业家、艺术赞助人马蒙托夫(1841-1918)的歌剧团演出,9月应马氏之邀,加盟其莫斯科私营歌剧院(该剧院对传播俄罗斯作曲家,尤其是“强力集团”作曲家的作品起了很大作用),不久就成了剧院的担纲领衔的角色,先后塑造了俄罗斯歌剧中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普斯科夫姑娘》中的伊凡雷帝、穆索尔斯基的《霍凡斯基之乱》中的多西台乌斯、《鲍利斯・戈杜诺夫》中的鲍利斯・戈杜诺夫、谢洛夫(1820-1871)的《犹滴》中的亚述统帅霍罗夫纳斯等。
此时夏氏25岁,著名音乐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斯塔索夫称其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25岁的夏里亚宾已头角峥嵘、名闻遐迩,这说明他拥有出众的艺术素质,但马蒙托夫歌剧院里的同事功不可没,其中有著名画家、舞台美术家波列诺夫(1844-1927)、瓦斯涅佐夫兄弟(兄1848-1926,弟1856-1933),风景画家列维坦(1860-1900)、肖像画家谢洛夫(1865-1911,前面提到的作曲家谢洛夫之子)、莱蒙托夫长诗《恶魔》的插***作者弗鲁贝尔(1856-1910)。这些画家多为巡回展览派成员,思想先进,都有独具一格的艺术见解,他们对夏氏才华的施展给了很大帮助。
更需要指出的是,夏氏于1901年结识了高尔基,多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夏氏的思想艺术原则,此外,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克留切夫斯基(1841-1911)、著名作曲家、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权威音乐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1824-1906)、巡回展览画派重要成员、大画家列宾(1844-1930)等对夏氏进步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1899年9月,夏里亚宾荣任莫斯科大剧院独唱演员,同时经常去彼得堡马利亚剧院演唱,定期举办音乐会,其中不乏慈善义演。
夏里亚宾的音色优美,演唱俱佳、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因此,不到10年的演唱实践(从1890年演第一个歌剧角色起算),就使年轻的歌唱家名闻俄罗斯大地,更由于他出色地演唱了西欧作曲家作品中的人物,从而引起了西方乐界的关注。1901年夏氏应邀在意大利米兰“拉斯卡拉”剧院,由著名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与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1873-1921)同台演出意大利作曲家博伊托(1842-1918)的歌剧《梅菲斯托费尔》,夏氏饰演魔鬼,卡鲁索演浮士德,这是夏氏在国外打响的第一炮。随后在罗马、蒙特卡洛、柏林巡回演出,1907年参演俄罗斯戏剧和艺术活动家佳吉列夫(1872-1929)举办于巴黎的历史歌剧音乐会以及1908年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1908至1914年还参加了涅吉列夫在巴黎和伦敦举办的“俄罗斯季节”的歌剧舞剧演出活动。夏里亚宾国外的频繁演出为自己确立了世界性的声誉,因而也成了欧洲名闻遐迩的人物。
夏里亚宾高超的歌唱技巧、动人的低音歌喉、宽广的音域、优美的音色都极富表现力。他对音乐语言的理解极为精确,作为歌剧演员再现人物形象时,善于深刻而真实地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秘密,这些使夏氏登上俄罗斯声乐学派最伟大的代表之宝座,被誉为歌剧艺术真正的创新者。此外又由于夏氏对当代民族乐派的著名作曲家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以及对整个俄罗斯音乐的景仰,他为当时不受***重视的祖国歌剧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这是夏氏艺术活动对祖国乐坛的重要贡献。此外,他的艺术活动还为现实主义艺术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原则,他写道:“我认为真实是通向尽善至美的唯一道路。”他塑造众多的典型都是舞台上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上有正面的、负面的,有激情的,有痛苦的,有欢乐的;作为一名演员,他精心塑造人物的外貌、仪表、衣饰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在他塑造的伊凡・苏萨宁和磨坊主身上体现出俄国庄稼汉胸怀的宽大,通过伊凡雷帝、鲍利斯・戈杜诺夫、霍罗夫纳斯(歌剧《犹滴》中的亚述统帅)等典型,夏氏深刻揭示出统治者内心与情感的两面性。面对高尚的品德典范,统治者内心的空虚与脆弱暴露无遗。由此表明夏里亚宾对专制独裁深怀厌恶,他的舞台观念中也就饱含着揭示俄罗斯社会生活实质的激情。
夏里亚宾不仅蜚声歌剧舞台,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室内声乐诠释者,涉及的曲目达四百余首,主要是室内歌曲和民歌,由于夏氏的热情演唱,俄罗斯作曲家和西欧作曲家的许多声乐作品得以广泛流传。他演唱的精品中有穆索尔斯基的《跳蚤之歌》、《被遗忘的》、《统帅》、《特列帕克》,格林卡的《夜巡》,达尔戈梅斯基的《老***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预言家》、舒曼的《两个近卫兵》,舒伯特的《孪生子》等,对民歌的演唱他也很专注。由于夏氏在1905-1907俄国***高潮期间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唱,一首名为《杜宾努什卡》的民歌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
夏氏多才多艺,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剧导演,1910年导演了法国著名歌剧作者马斯内(1842-1912)的《堂・吉诃德》,1911年导演了《霍凡斯基之乱》,1917年导演了《堂卡洛斯》,1915年导演了电影《伊凡雷帝》,1932年导演了法国摄制的影片《堂・吉诃德》。此外,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雕塑家和素描、版画家。他还有不凡的文学素养。总之,夏氏不仅对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和整个音乐戏剧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一些相关领域也颇有贡献。
夏里亚宾在***治思想上厌恶专制统治,因此对当时俄国的***运动深怀同情,经常为工人群众演出,为***组织义演筹募基金,因而自认为自己也是***运动的参加者。十月***后,夏氏积极参加演出活动,当选为大剧院和马利亚剧院领导成员,并任马利亚剧院艺术指导,制定歌剧团改组方案,力求提高创作质量和演出的艺术水平,聘请有才干的指挥、年轻的著名导演、后来的苏联人民艺术家、苏联国家奖获得者帕佐夫斯基(1887-1953)进入大剧院。夏氏在忙于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演出活动,每个演出季节他通常要演唱八十多场,而且几乎都是为工人、红***战士、中小学生、工会的专场演出。他还经常下厂,去各个社会组织、喀琅施塔得等地进行义务演出。
1918年,夏里亚宾荣获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他是俄罗斯艺术活动家中首获此殊荣的人物。
正当功成名就,在苏维埃祖国艺术家前程似锦之时,1922年春,他在一次出国演出时侨居下来,1938年病逝巴黎。在十余年侨居期间,他总自认为是暂时逗留国外,但他却再也没有返回祖国。
夏里亚宾未能在祖国终其一生,据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性格上的矛盾和***治上的不成熟,以至不能全面理解十月***的历史意义,再加上亲友的影响,最终客死异国他乡。16年间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享誉海外,但已无创新。对祖国的思念和对俄罗斯戏剧的关切,始终萦怀于夏里亚宾的心间。终其一生,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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