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原始社会的终结，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但文明不是一触即发的，而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一、华夏与华夏民族
我们知道，“华夏”不是指哪个民族部落，哪个宗族国家，也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朝代，它指的是一个民族，即汉族的前身“华夏族”。
要了解华夏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首先需要了解民族。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因为实际上追溯华夏文化的历史有两条线索，在我国尚未有考古学的时候，历史主要以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方式流传，但因为大多来自道听途说，缺乏科学依据，难免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自考古学建立后，我们开始通过一些考古的依据，逐步印证现存的神话传说和文献史料，在很多方面得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但流传了上千年的传说早已在人们的内心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加之对于史前史的许多考证的解释也存在假说的成分，不可能完全客观科学，因此，神话和文献的说法依然被保留着，这两条线索都是值得参考的依据。作为我们来说，必须分清神话、历史故事、考古材料与真实历史的区别和联系。
1.民族的形成
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氏族作为主要的社会共同体，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往往用一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的***腾标记。氏族成员的地位平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财产共享。公共事务由氏族首领管理，重大事务由氏族成员组成的氏族会议决定。氏族施行族外婚制，禁止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通婚，也排斥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甚至禁止与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婚配。这样的婚姻制度，必然导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的集体秩序被打破，这是氏族社会的标志。
随着氏族内部人口的增长，氏族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向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从而产生了新的氏族。几个新老氏族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部落。部落是氏族达到一定规模的产物。
当人口的增长超过物质生产资料的增加时，生存矛盾加剧，竞争日益激烈导致部落战争频发，为了在战争中增强竞争力，一些近亲或相邻的部落走向联合，结成临时性或永久性的联盟。血缘联系逐渐被地域联系所取代，出现了有共同的语言，以及相对固定的地域的部落联盟，个体的氏族公社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便逐渐消亡。所以，部落相当于一个种族集团，由同一血缘或非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是非亲族的异姓同盟。随着联盟组织间各部落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部落活动区域相对固定下来，进一步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形成了民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
民族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来，但本质上并不同。相对于前两者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以地域为纽带的非血缘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作为民族，在血统上基本都不是纯种的，华夏民族也是如此。华夏族形成于中原的河洛地区，而中原地区一直是五方杂处之地，各民族混杂而居的现象一直存在，延续到春秋初期，华夏民族正式形成。
2.华夏民族
华夏民族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经夏商周三代，最终形成。“华夏”的称谓最早见于春秋战国，它是汉民族的前身，渊源于上古的炎黄氏族集团。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有许多氏族部落，古称“万方”“万邦”或“万国”。中国古代的氏族发展为姓族的部落集团，姓族内部又分为宗族和家族。“万邦”就是同一姓族不同宗族分别建立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同姓族的国家联合体。
当时黄河中下游各氏族部落相互征战，一派混乱。以黄帝和炎帝为首的部落联盟是其中最强大的两支。炎帝和黄出于原始氏族时期的有熊氏。《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位于陕西北部，姜水在渭河上游一带。黄帝和炎帝后来都向东迁徙至黄河中下游。黄帝为了实现自己“抚万民，度四方”的理想，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并取得胜利，又战蚩尤于冀州和涿鹿。经过一番东征西讨，南战北伐，最终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各部落，成为部落集团的共主。
夏后氏是黄帝苗裔的一支，众多炎黄部落集团中的一个。关于夏后氏的世系，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姒姓，号夏后氏（先秦的姓、氏含义不同）。后来，夏后氏团结有扈氏、有男氏等其他11个姒姓部落，组成以夏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这便是最初的夏族。根据《左传》“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的记载可知，自禹开始，实现了最初的区域统治。夏族的活动区域，也由早期的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慢慢扩大至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吕氏春秋》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可见部落联盟之间出现过大规模的兼并与融合。夏族在发展中也不断融合其他民族，在这些被兼并的民族中，东夷与夏族的关系最为密切。东夷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因其由众多的氏族部落组成，比较复杂，所以又称“九夷”，与夏比邻而居，或交错杂居。两大部落或和平相处，或多方征战，“夷夏之争”延续了几百年，期间，也曾有过后羿、寒浞等东夷氏族部落酋长取代夏族的情况，但大多时候都是东夷臣服于夏。夏族主要由姒姓、古羌人和一部分颛顼族的苗裔构成，而颛顼部主要的则来自夷人。
“华夏”一称在夏代还未出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故大国称夏。华夏，谓中国也。”《左传・定公十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在夏朝时主要指夏的文化和服饰，后来“华”与“夏”连用或合用，此后成为夏族各个族体的共称。
夏后来为商取代。商族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联盟，起于漳水流域，最初活动于河北省南及河南省北部等地区。《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引出一则神话传说：商的始祖契由帝喾次妃简狄吞玄鸟卵所生，被舜封于商。玄鸟可能是商族的***腾，而在众多部落中，夷人多以鸟为***腾，所以商族很可能是夷人的一支。这则神话还反映了契以前还未脱离母系氏族。自契至汤历经十四代，有八次迁徙，自汤至盘庚，历十代，有五次迁徙。期间与许多民族杂居融合，直至盘庚迁殷，才形成了稳定的地缘基础，完成了由部族到民族的转化。汤自立为天子，夏族遗民大多为商所并。
周族崛起于西部，关于周的始祖弃，有这样一则传说：帝喾元妃姜有感于巨人脚印而孕，生弃，善稼穑，被舜命为后稷，封在邰地（今天的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赐姓“姬”。后来武王伐纣，战于牧野，灭商立周，从此周族就留在了渭水中游的黄土高原一带，其族源应该是未曾东迁的炎黄部落，或者是西戎的一部分羌人。
历史到周代，华夏族已经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民族了，它包括接受了东方文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夏人，以及华夏化了的戎人、狄人、夷人等。所以，华夏族是多元的民族共同体。
3.华夏民族分布格局的定型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至洛阳，恢复周朝的建制，但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各路诸侯随之崛起，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逐鹿中原，陆续吞并外族。春秋末年，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战国早期，上述大国，除吴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其余全都保存下来。秦国、燕国实力较弱，比较强大的是晋、齐、楚、越四国。其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号称“三晋”。齐、楚、燕、韩、魏、赵、秦七雄并立的局面形成。
在战国七雄中，秦和楚原先都被称为“蛮夷之国”，但之后都成为华夏族。秦的祖先为伯益，伯益是颛顼后裔，本是部落首领，舜赐姓“嬴”。夏桀之时，商汤败桀于鸣条，其后嬴姓世代辅佐殷商。武王伐纣后，嬴姓衰落。周穆王时，造父（嬴姓，伯益的9世孙）善御。《史记・赵世家》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造父族就成了赵国始祖。几十年后，造父的侄孙非子又因功封于犬丘，为之后秦国始祖。
二、华夏文明的形成
原始社会的终结便是文明社会的开端。要了解华夏文明如何形成，就需要搞清楚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界限，以及文明的条件或标准。
1.文明与野蛮
古代的野蛮并不是粗野，而是原始的意思。所谓野蛮社会，指的是原始社会，而文明社会则是相对于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单一的原始社会而言的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具备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但不否认原始社会也有先进的因素，比如公有制，比如农业、手工业文化等，但那时的公有制是建立在极其贫乏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文化也只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一种准备，还算不上文明。探讨华夏文明，应该致力于对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形态追根溯源，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发展史。
原始社会的终结，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但文明不是一触即发的，而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2.原始文化遗存所折射的文明进程
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说，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但农业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为文明社会的到来铺平道路。就华夏民族来说，耒耜耕作农业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耒是一种柄端前曲的木，耒中挟上带刃的石耜，就是耒耜，是铁铲的前身，也是犁耕农业的源头。这种农业在中原龙山文化之前就出现了，在龙山文化时已经普及。之所以说耒耜耕作农业较锄农业是一次农业***，是因为在这之前，先民用石刀石斧来耕作，那一时期的农业被称为“刀耕火种”，这种耕作方式的弊端在于土地无法翻新重耕，来年只能另找土地耕种，同时，受地形的限制，无法连成片。这种种植方式在人口稀少的早期社会还可以应付生存所需，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农业很快显示出它的弊端。有了耒耜之后，人们在日常生产中进一步完善这种发明，农业实现了最初的精耕细作，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
渐渐地，当农作物有了富余，就推动了私有制的产生。而这时的社会，家族已经脱离了氏族，并出现了家庭，随着分财别居观念的兴起，家族将占有的土地再按照家庭数进一步细分，所以“田”字古代的写法有分作四块、六块、八块之十二块不等，因为各家族户数不等。在此之前，氏族耕地是不分的，共产制大家族的土地也是不分的。后来这种按家族里的户数分田的制度便演变为井田制。
所以，农具的变革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将划分的农田称为“井田”，说明那个时候已经发明了水井，在此不得不提一下。凿井与华夏文明密切相关。中原龙山文化的多处遗址都发现了水井。水井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择河而居，临水而耕，流动式聚居的生存状况。只要打一口井，人们不用再依赖河流，可以选择远离河边的平原沃野安家落户，因为井可以解决日常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的问题。人们的居住地稳定下来，比起之前的烧山开荒，平原地能够开辟出大范围连片的农田，也为日后井田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另外，耒耜耕作农业还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比如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遗存中二十六个坑中发现的家畜骨骼竟比仰韶文化遗存一百多个坑中的还多。由于家畜很早就成了私有财产，所以家畜业的大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财产私有化。
手工业尤其是制陶业实现了从手制到轮制的变化，且工艺更加精细。石器、玉器、皮革、纺织缝纫等工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还出现了铜器。此时的社会生产部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这些手工业一开始仅仅是作为家族和家庭的副业，随着手工艺的不断成熟，它们渐渐走向***，家族与家族、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分工在所难免。
从社会组织结构来说，人们从最初的氏族公社脱离出来，建立家庭，是文明的开始。因为家庭意味着分财别居，财产私有，而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私有制。财产私有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以致社会***治生活层面的分工，即阶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早期的一些聚落遗址和墓葬群。
通过原始社会的聚落遗址和墓葬群，我们至少能够了解以下几方面信息：遗址中的房屋构造和规模，以及其中的物质遗存，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氏族成员组织方式和聚落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墓葬和随葬品，往往能折射出他们生前的组织方式、仪礼习俗，以及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等，这些是追溯家庭起源的最好的依据。
仰韶文化的早期为半坡类型，其中姜寨遗址最为典型。聚落的房屋格局和规模，以及物质遗产反映了当时还是财产公有，说明家族尚未脱离氏族，还是共产制大家族。到仰韶文化第二阶段庙底沟文化，墓葬中发现了迁徙合葬墓，这是一种家族合葬墓，即同一家族的人葬在一起，家长多是妇女，也有个别男家长。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同姓合葬的现象，也可作为家庭出现的标志。在氏族外婚制影响下，兄弟姊妹死后不能同穴，同一家族男女不管哪一方出嫁，死后都要返葬本族，但他们与她们不同穴。合葬墓的出现说明氏族已经转变为家族了，但早期一般是共产制大家族。
到了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墓葬中的迁徙合葬墓已经消失，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大家族分割成若干家庭，各家庭彼此相对***，也就不存在合葬了，由财产共有到分财别居，财产所有权归家庭所有。在与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同一时期的大河村遗址中还发现了一种成人陶棺葬，这种陶棺是一种专门烧制的陶缸，外形精致，设计巧妙，且发现很少，看来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对比氏族或共产制家族的墓葬中，随葬品的规格大都很相似，当时的氏族或家族成员地位平等，可以断定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层。
自此，家庭、私有制和分工逐渐出现，开始进入了文明社会。夏商周三代，华夏文明正式形成。
3.文明社会的最终形成
夏是国家***权正式君临人间的标志。《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殷二百，周三百。”可见官僚机构在夏商周三代已初具规模。自现代考古学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夏宫遗址，以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发现，更进一步确定了夏朝作为最早的国家***权的身份，这为夏民族的进一步凝聚和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文化也是华夏文化的一部分，从分布地域上看，其影响甚至比夏文化还要广阔。商朝后期出现的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
周朝则建立了一系列礼乐文明，奠定了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的美誉，使华夏文化跨上了崭新的台阶。
对于华夏文明的追溯，史前史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但就目前考古学的发展来说，我们很难找到神话传说与考古证据的确切对应。本文的很多描述参考了“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华夏文明的起源》中的相关论点，对于一些争议性较大、假说性的推论则没有涉及，因为这些还需要去进一步考证。
4.姓氏合一与分封制解体
前文提到，先秦时期，姓与氏是不同的概念。在氏族社会时期，氏族成员以姓来区分血缘亲属，同一血缘关系共用一个姓，氏族间不断通婚，逐渐形成规模较大的氏族部落，也是共用一个族姓，所以也叫“姓族”，渐渐地，氏族裂变为多个家族，或多个宗族，在保留原来的姓的同时，为了区分不同的宗族，每个宗族也有一个“宗氏”，这些同一姓族的不同宗族建立国家，进而形成不同姓族的国家联合体。
在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宗族内部建立了“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宗法制，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统治，又建立了分封制：周王自称天子，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和族姓，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为卿或大夫，对诸侯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于是，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体制。各诸侯以王畿之外的地区为自己的封国，一般将地名直接作为“氏”，即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关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
然而，随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葵丘会盟直接将齐桓公推上了霸主之位，春秋五霸逐鹿中原，预示着分封制崩溃。战国时，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郡县制，以***功分侯，分封制结束，以“氏”区分血缘的亲疏已经没有了必要。见《通志・氏族略》：“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所以，先秦以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姓氏合一，不再加以区分，秦王嬴***，族姓嬴，宗氏为赵，一般称“嬴***”而很少称“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