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国自古以来以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到了夏商周，更为世人所瞩目，取得了比西方早得多的一系列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从作物品种、耕种时令、气象预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土壤利用和生产工具的进步等等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看都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作为牛耕这一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以往在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牛耕出现于春秋，但也有的人推测在商代就已有了牛耕技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考古出土资料谈一些浅见，供学界参考，并求证于学界。
一、关于牛耕几种说法
到目前为止，对于我国牛耕始于年代约有以下诸说：
（1）对于犁耕和牛耕的起源问题，郑州大学历史系王星光先生论述最为详细，他从我国各地远古时代石犁的出土，和世界牛耕出现的比较，把犁耕和牛耕加以区分，阐述了黄帝时代已有牛耕的可能，到商周时期不能广泛应用的原因，他认为：“我国犁耕的发展应该经过由人耕到畜耕的发展过程。新石器时代是我国犁耕农业的发展初期，原始犁耕的动力应主要是人力。但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牛的遗骨来看，似不能排除用牛耕田的可能。牛的遗骨在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遗址中就有发现，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更多的出土，有的已被鉴别出是黄牛，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直到湖熟文化的遗址内，大都有水牛的遗骨。”并据《世本》胲作服牛。注：“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说“少昊时人，能驾牛”的记载认为“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同时，在各地发现的石犁多较厚重，有的长达40-50厘米，靠人力曳引是很吃力的。因此，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用牛等牲畜耕田是有可能的。”（见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2）认为牛耕在商代已经有了，持此论点的最早由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的“犁”字考释提出的，后来他在《中国史稿》中说：“商代可能已发明了牛耕。卜辞中常见‘犁’字，象牛牵引犁头启土之形，‘犁’字又引申为黎黑的‘黎’，也可能指黑色的牛。但即使有了牛耕，也不可能推广。”（见《中国史稿》188页）他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勿》中精辟地对“犁”字作了考释，对诸家之说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字典籍多作”犁，《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驿且角，”犁与马辛对文，正与卜辞同。皇侃注：“犁音狸，狸杂文。”案：狸犁古音异韵，不能相通，皇说不足信。犁当说为黧黑字，典籍多以黎为之。黎，说文谓从?省声；实则黎亦均之演化。以耕具而言，故从刀从牛。以种植而言，故从禾从黍，?物??黎犁?一字也。?之转化为锐利及吉利字者，均由?之引伸，以?乃利器，且为食货之源也。庶众称黎民，其韵当犹农夫，言操耕种之人也。以耕者多被日晒而黑，故黎有黑义，@为黑马，则?若犁甸当为黑牛，此?字之又一义也，耕具耕事耕牛之黑者均谓之?。耕具犀锐谓之?，耕事有获亦谓之?，耕民面黑则谓之黎，均由?之一字所引伸转化者也。（见《郭沫若全集》86-88页）该文于1934年就发表了。在他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肯定的说：“《卜辞》中有很多犁字，作或。即象犁头，一些小点象犁头启土，辔在牛上自然就是后来的犁字，这可证明殷代是在用牛从事耕种了。”（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7页）。
胡厚宣先生根据甲骨文出土情况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殷代必是有牛耕之事”、“牛耕问题，应放在整个商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中考察，殷商时代，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农业和手工业已甚发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牛耕是很自然的。”（转引自《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自此之后，随着考古出土文物的发现，有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958年许顺湛先生在《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一书中根据青铜犁的出土，认为商代不仅有了畜力拉的犁，而且有了青铜犁铧。
1988年彭邦炯先生在《商代农业新探》一文中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并把商民族与羌族的关系，与当时世界上牛耕的产生作了比较，他认为“从牛耕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发展历史看，古代不少文明民族都是畜力拉车出现以前或后一点便出现牛耕了。古代苏美尔、埃及是在畜力车出现前就出现牛耕的；希腊、罗马也差不多是这样。畜力车与畜拉耕具原理相同，车以畜力带动车轮前进，犁以畜力带动耕具翻土。商代已使用车子不仅有史所记，而且已为考古发掘所一再证实。再有，我国古代西北的羌人，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牛耕的民族，据研究他们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了牛耕。商族人与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中羌人被商朝奴隶主大量作为奴隶与牺牲就说明了这点。因此羌人把牛耕带到商族中是不言而喻的；相传叔均发明牛耕，或受羌人之启发。由上种种可见，说商代有牛耕的犁当是没有问题的。”（见《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邦炯：《商代农业新探》）。
再者吕振羽先生在1962年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殷代是否有牛耕也作了研究，他认为是有可能的，他说：“从物字的从牛从?，以及牛马在当时之广泛参加交通劳动去推究，殷代是十分有知道牛耕之可能的（注意！我仍是只在说有可能）究竟事实为何，只有待于地下的继续发现”（见吕振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40页）。
（3）春秋战国之说，我国古代牛耕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说法较为普遍，认为此时已出土不少铁犁，并有穿牛鼻的记载，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孔丘的学生司马耕字牛，冉耕字伯牛，可知当时牛耕已较普遍，春秋晚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失败后，逃到齐国，使得子孙变为农民，有人说这“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好比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就是好比养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这也足以说明春秋晚期牛耕已较普遍。（见杨宽著：《战国史》56页）。
1949年范文A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叔均牛耕法在某些地主或少数农民的田地上有可能被采用。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耕与牛相连，说明东周后半期已用牛耕田，不过这种进步的耕作法当时并不通行，一般仍用二人并力发一耜的耦耕法。”（见范文A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186页）。
由刘泽华、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冯尔康、南炳文、汤纲、郑克晟、孙立群、傅同钦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史》持与上述相同的论点，该书说：“与铁器推广的同时，牛耕也流行起来。《国语・晋语》记载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把祭祀宗庙的牲牛，用来耕田。又如春秋时晋国有个大力士名牛子耕。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牛与耕相连作为人名，这意味着用牛耕田，已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见《中国古代史上101页》。）
最近李学勤、徐吉***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史》上册在讲到东周时期黄河文化的成就一节中说到牛耕的产生时这样写道：“与铁农具相辅而出现了的是牛耕。牛耕的出现也应在春秋晚期。如《国语・晋语九》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关于牛耕的最早记载。另外孔子有弟子姓冉，名耕，字子牛；晋国有一大力士，名字就叫牛子耕，这亦从侧面说明牛耕已经出现。”同时根据《战国策・赵策》记载的“秦以牛田水通粮”说明战国时“首先普遍推广牛耕乃是秦国。”牛田即是以牛耕田。（见李学勤、徐吉***主编《黄河文化史》上册579-581页）。
日人天野元之助先生在《中国农业史上的耕具及其作用》一文中也认为：“在中国牛耕是与铁器的使用相前后而出现的。”（《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还有的认为：“牛耕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犁耕从什么时候开始，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其产生也是互为条件的。”（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216页）。
孙淼先生在《夏商史稿》中说：“有了铁农具，相继出现了农耕。铁器和牛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使社会生产有了空前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新的一家一户个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商代社会，还处在青铜器时代，并没有出现铁制工具，因而在农业生产中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这是必然的，是在客观经济条件规定之下当时所能够达到的历史进程。”（见孙淼：《夏商史稿》412-413页）。
综上所叙，说明学术界对我国牛耕始于年代的看法还是有差别的，但认为在殷代已出现牛耕是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而对西周有无牛耕，且都未提及。
二、西周甲文中的牛耕
关于明确记载西周牛耕的文献资料甚少，以往在学术界对耒耜考释较多，我们近年来在研究周原考古队发掘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西厢房第十一号窖穴出土的大批西周甲骨文中，发现其中第二十三片明确记载了牛耕之事，这十分令人欣慰。
该片甲文，原编号为H11:59，甲片刻有“其牛九耒昔”四字，我们以前对此片甲文作过考释，但比较简单，有释类的，也有释荐的（见徐全《周原甲骨文综述》），为说明问题，本文再作如下考释，尤其对“耒昔”字之释，需进一步加以说明。
关于“耒昔”字在殷代甲骨文中多见，其形大致如下：
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解字说：“像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之形，会蹈履而耕之意，故其本义为蹈为履，《说文》：‘耒昔，帝耒昔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耒昔。’‘帝耒昔千亩’，乃‘帝亲自蹈履于田而耕之’之义；‘使民如借’者，乃谓有借义，为后起义。”
金文的耒昔字在令鼎、弭伯簋中均有，令鼎中的“（耒－昔）”作
，即“王大耒昔农于讠其田”。
弭伯簋的“耒昔”字作
均为师耒昔人名。周原出土西周甲骨文的“耒昔”字作
上边从殷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甲骨文中的“耒昔”字各种写法，可看出其基本格局是相同的，周原甲骨文中的“耒昔”字与殷代甲骨文、西周金文中的常见“耒昔”字相比较，基本一致，若与《说文》小篆比较也是如此。均象人手持“力”。力即耒，力耒同声，金文力字作耒，即耒之象形文，耕作之形。故周原甲文具耒昔之义是无疑的，《史记・周本纪》说：“宣王不芳（耒昔）于千亩”《正义》应劭云：“古者天子耕田千亩，为天下先。”瓒曰：“籍，蹈籍也。”按：宣王不修亲耕之礼也。又《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月令》卢植注说“藉，耕也。”足见即耕作也，故周原甲文“其牛九耒昔”是说用九牛耕田也，由此可知，西周也有牛耕，正好与殷商承接。这正说明了我国牛耕历史悠久，与世界各地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智慧才能的又一体现。据史书记载这种耒昔田礼，历代帝王每到开春季节皆需行之，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其礼先由皇帝亲自耕作，按犁三推三反，然后群臣依次耕，王公五等诸候五推五反，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末由耒昔田令率其属耕毕。历代仪注虽有变化，但大同小异，此礼直到清末才废除。这种礼节在《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书・礼志一》，清吴荣光：《吾学录》一典制及《说文》均有记载。
宣王不藉千亩，曾引起一场争论，《国语》在叙述这次争论时，详细追述了耒昔田的原因、经过、程序。《国语・周语上》说：“宣王即位，不耒昔千亩，（注：自厉王之流，藉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之盛（注器实曰粢，在器曰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注：供，具也，给，足也）和协辑睦于是乎兴，（注：协合也。辑，聚也。睦，亲也。）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注：敦，厚也。庞，大也。）是故稷为大官（注：大官、天官）古者，太史顺时氐见土，（注：氐见，视也。）阳瘅愤盈，（注：瘅，厚也。愤，积也。盈，满也。）土气震发，（注：震，动也。发，起也。）农详晨正，（立春之日）日用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注：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蒸，升也。膏，润也。）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注：言阳气俱升，土膏欲动，当即发动变写其气。不然，则脉满气结，更为灾***，谷乃不殖也）’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注：距，去也）王其祗祓，监农不易’（注：祗，敬也。祓，齐戒，祓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注：农大夫，田兑病E茫田器也。）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灌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藉，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藉礼（注：农正，田大夫也，主敷陈藉礼而祭其神，为农祈也）太史赞（导也）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土发，班三之，庶民终（尽耕）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飨也）大牢，班尝之（指公、卿、大夫）庶人终食。”
“是日也，瞽师、百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谝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注：滞，蛰虫也。垦，发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注：徇，行也。旅，众也。一之，先往也。）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缰畔，曰服其疲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无有求”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注：三时，春，夏，秋。一时，冬也）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宣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这段行文虽然长了些，但说明了西周王朝本来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每年要举行隆重的藉田礼，虢文公把它视为国家成败的重要礼仪，他反复强调藉田祀与农事的关系，与民众的关系，“王者唯农是务”而宣王这种匮神乏祀即不耕藉的作法，“何以求福用民？”最后导致宣王之师败绩于千亩，葬送了自己的王位。这也充分说明农民问题自古以来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关系到社稷***权稳定与否的大事。同时也说明在举行籍田礼时，群臣百官在帝王带动下，十分重视这一活动，规模宏大，仪礼隆重。并在仪式中有一系列祭祀活动和宴飨礼节，天子用完整的猪、牛、羊的大牢进行。当然这种完整的藉田礼仪，在商代还没有，当是周公制礼作乐以后的定制，由于礼仪繁杂，加之封建制度的萌芽，“私田”收获归农民所有，所以到周厉王时感到藉田礼仪没有必要了，故出现了“厉始革典”，宣王不藉千亩也就成了必然。《周语・鲁语下》的记载说明了这点，记载说：“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抵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己。……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妨焉！”这反映了公田制的动摇，藉田礼的停止正是当时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
三、与牛耕相关的问题
在此附带谈一下与牛耕的有关联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犁的发明问题。
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犁的国家，石犁与石器工艺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国先民经历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在世界上都是很早的，石犁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屡有发现，其形制有三类，即舌状、双刃三角形、单刃三角形三种。舌状形主要出土于山西闻喜汀店仰韶文化遗址和吉林长春新立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第二种双刃三角形石犁主要出土于河南孟津小潘沟仰韶文化遗址和浙江杭州水田畈良渚文化遗址中。第三种主要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曲沃方城等遗址中。
到了商周，石犁继续发展，在浙江的余杭、杭州、余姚和江苏的丹徒、西善桥、山西芮城南礼教、陕西凤翔南古城等地均出土有商和周代的石犁。可见石犁的沿用时间很长，对铜犁和铁犁的产生是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很自然，到了商代就发明了铜犁，这亦被考古材料所证实，除以前个人和山东济南废品收购站收到的铜犁外，1989年9月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沙洲出土了铜犁2件，呈三角宽体式，等边三角形，一方平整，一面中部拱起，两面均饰勾连式雷纹。长10.3，肩宽13.7厘米。（《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1991年第1期，彭适凡，刘林，詹开逊：《江西新干商墓出土一批青铜生产工具》）。这二件青铜犁的出土更进一步确证了以往陆懋德在《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犁考》（载《燕京学报》1949年12月第37期）和1973年在山东省物资回收公司从东郊收购站收购的青铜犁铧，都是商代的遗物，是毋容置疑的了，因其形制、纹饰都差不多。以前对此都不敢肯定其年代绝对性，陆懋德是这样说的：“余家有旧藏古铜犁头一具，闻最初是在河南、陕西之间出土。同时尚发现其他破碎陶器铜器惜皆散失。此犁头作三角形，其正面铸有简单饕餮花纹，其背面棱形尤为古朴”，“铜犁头之年代，至迟当在西周以下及战国以上。而最晚亦是春秋时代普遍盛行牛耕之阶段矣。”（同上）山东济南发现青铜犁铧后，中航同志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金属犁应该是从铜器时代开始的。”（《文物》1979年第12期中航：《济南市发现青铜犁铧》）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商代出现了铜犁是铁证了。
以后在河南辉县、河北易县、山西侯县、陕西西安、兰田、山东滕县、临淄等地发掘出土的战国铁犁铧，均呈“V”形，即等腰三角形，都是从青铜犁铧发展而来的。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种耕田的犁不断得到改进，既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世界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耕犁曾先后传播到越南、日本、朝鲜、缅甸、秦国、菲律宾和欧洲等地，推动了那里的农业发展。中国的耕犁技术，十八世纪才传入到欧洲、美国农史学家白馥兰女士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荷兰犁，是荷兰人参照中国耕犁的模型设计出来的。”（转引自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友生、发展及演变》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其二，关于叔均发明牛耕问题
叔均发明牛耕主要记载在《山海经》中，而《山海经》虽然是神话传说之作，但里边却记载了不少史实。其中有关记载叔均的事有三处，《大荒西径》说：“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B，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这里所说的叔均是后稷的侄子。《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北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C（沟）渎”。这段记载中的叔均与黄帝同时人。再《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羲均。羲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袁珂按：“大比”或即“大妣”之坏文，赤阴或即后稷之母姜原，以与姜原音近也”）以上记载有二处与后稷有关，不管是侄，是孙，都与后稷有关。有一处说叔均是黄帝时人，但未提及叔均的来历，不究其是谁的后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确有叔均此人，并由他发明了牛耕。而这里的“赤国”、“赤阴”应即赤帝之后。赤帝也就是炎帝。“妻氏”大比均为立帝之后姜姓后稷之国的母系先祖。……后稷国这位远祖母是最早的***先祖，这一女远祖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姜原）。”（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424页）这就说明叔均此人本是姜姓之后，而姜姓族是我国古代的羌族，传说羌族在六七千年前就知道牛耕了，故到叔均时发明牛耕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传说中的史实还是要肯定的，既然叔均发明牛耕，商周有牛耕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其三，牛耕与养牛业
我国自原始社会以来一直以养牛著称于世，考古工作者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大量牛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我国养牛业更为发达，到了商代，由于商人特别迷信牛有灵性，在祭祀占卜中大量用牛，故十分重视养牛，商王往往为了养牛业兴旺发达，经常亲自赴养牛基地察看养牛的情况，并经常在占卜中祈求养牛发达，同时在祭祀等活动中大量用牛来祭祀，一次达百余头牛，可见当时的养牛之盛况，这些在甲骨文和殷商遗址中均有反映。
不仅如此，商人已经能驯服牛，并用牛来拉车，据载商王王亥作服牛，《易》大畜：“童牛之牛告”的记载，说明牛已被驯服，“牛告”《说文》作“告”，说：“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周书・费誓》云：“今惟E舍牛告牛马”《周易集解》引虞翻注说：“牛告，谓以木D其角，绳缚小木横著牛角。”这些系牛方法说明当时人们对牛的驾驭是很有办法的。同时还有不少记载牛拉车的资料，在殷代甲骨文中常有用牛参加运输和交通劳动方面的记载，在《易・耳癸・六三》云：“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酒诰》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等。既然商周时人们已能用牛拉车、运载货物，那么用牛来耕地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从周原甲文还可以想象到当时可能用三条牛拉一犁，其后逐步进化到用二牛、一牛拉犁的过程。到汉代仍有“二牛抬杠”的方式耕地，这在陕西西安碑林石刻馆展出的陕北出土画像砖和江苏泗洪县的牛耕画像石上的牛耕***即是例证。以后到东汉改为一牛拉犁了，山东滕县宏道院和陕西绥德王得元墓的画像石上画像即有此类画面。（参阅《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林正同：《从画像传、石看汉代农业经济特点》）
其四，牛犁耕田的出现无疑是生产工具的一次全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减轻了劳动人民用人拉犁的负担，同时扩大了可耕地的开垦和单位面积产量，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这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又一巨大贡献，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在秦汉时期已达57700万亩，到清末增至8亿余亩。同时粮食亩产地由130市斤提高到300多市斤（参见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载《农业考古》1990年第二期）。
由上所述，足见我国商周时期的牛耕问题是值得从多方面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文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望学者同仁赐正。
2006年4月21日于西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