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热菡要：孟子视张仪等人的追求为妾妇之道，并由此确立了大丈夫标准。本文通过对商鞅、苏秦和孔孟、子路的人生选择和价值理想的对比分析，探讨个体事功和精神道德的意义，从而深刻的诠释妾妇之道和丈夫之志的涵义，以及孟子推许的精神高度对我们民族文明的意义。
关键词：妾妇之道 丈夫之志 成功 失败 意义
生于乱世，苟全性命，寿终正寝，是为匹夫；存于世间，以顺为正，建立事功，是为达士；身处乱世，承担天命，践行道义，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一以贯之，乃顶天立地之真丈夫！
1.此之谓大丈夫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阶层横空出世，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士。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各路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渐趋剧烈之时，他们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游说诸侯、依附王公、各施才华、以求一逞，“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王充《论衡・效力》），炙手可热，气势煊赫。因此诸侯国对他们争先恐后重金礼聘，极一时之盛。苏秦的成功就可见一斑，“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而这样的成功者我们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商鞅、庞涓、孙膑、吴起、张仪、范雎、李斯、冯谖……
可是当一个叫景春的人问孟子这些人是大丈夫吗，孟子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这些人声闻诸侯，名动天下。确如景春所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对那个时代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什么孟子会嗤之以鼻，谓之妾妇之道？
孟子绝不是以世俗意义上的成败做评判标准。被他悬为鹄的的是一个生命个体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秉持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能坚守正道，并一以贯之。得志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因为个人的穷通得失而改变自己的价值和操守。所以大丈夫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对时代有振臂一呼，风云变色的影响力。
2.商鞅的成功与孔子的失败
商鞅的选择。商鞅入秦后，“吾说公（秦孝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吾说公（秦孝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吾说公（秦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史记・商君列传》）。很显然商鞅入秦准备了三套方案，打算相机而动。先说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再说王道，孝公依然不动心。最后说霸道，孝公大喜，重用商鞅，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秦的崛起由此开始。
商鞅的成功，是因为他懂得揣摩秦孝公的心思。为了获得秦孝公的重用，他不断的试探对方，改变策略，以迎合对方而求得赏识。他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想，秦孝公需要什么，他提供什么。这恰恰是孟子所说的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虽然商鞅改变秦国，造成秦国崛起的事实，依然不会被孟子视为大丈夫。
比较而言，孔子的生命追求就有极大的不同。为了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已经五十岁的他依然不辞劳苦，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风尘仆仆，坚韧执着。在陈蔡被围，陷入绝境，“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但是他“弦歌不衰”。在长达七天之久的危难中，弟子们开始动摇。孔子凛然说道：“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吕氏春秋・慎人》）真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两千年之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陈蔡绝粮”的故事，在后世都被反复书写演绎，就是因为这一遭遇里暗含着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宋代文学家曾巩称此事是“圣人齐日月之明，不能违日月之道”。明代《厄台碑》中将它与“天地厄于晦月，日月厄于薄蚀，帝舜厄于历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汤厄于夏台，文王厄于h里”相提并论。
当代作家李敬泽说：“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不错，就事功而言，商鞅是获得了巨大成功，孔子遭遇了彻底失败。可是孔子临难而不失生命尊严、遭厄而坚守理想情怀，宁可处处碰壁，绝不迎合取容。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反观商鞅，个人固然封侯拜相，其对时代亦产生重大影响。却依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摆脱不了孟子眼中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
3.真的士人
战国中后期，游士的数量异常庞大。在动荡不安的乱世，千千万万游士几乎贫无立锥之地，甚至无以为衣食。李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曾说“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而张仪“贫无行”。同样入秦的范雎也是“家贫无以自资”。投身孟尝君的冯谖“贫乏不能自存”。他们游说诸侯，更多的想摆脱贫困，求得荣华富贵。譬如苏秦直接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当然无可厚非。苏秦对此有切肤之痛。《战国策？ 秦策》说他狼狈之时，“归之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富贵之时则是“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都能达到孟子树立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高度，对苏秦他们的个人追求也能报以同情和理解，但他们大多是荀子所说的“仰禄之士”，不讲原则专意猎取富贵则是事实。
士该是一个知识群体，即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春秋战国的士已经得以***，知识和思想成为他们唯一的凭借。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说明他们对士有极高的期许，希望士人不但能捍卫基本价值，而且能有一种超越精神，甚至成为社会良心的守护者。因此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孔孟便努力给他们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他们能超越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承担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这是一种近乎的精神。
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士都能够忍受饥寒交迫而献身理想，但总不能都成为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不能仅仅追逐个人的成功，成为功名富贵的奴隶；一个民族总得有用生命守护文明价值的人，他们即使卑微贫困，生命依然有广大的社会关怀、超越的精神追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如孔子深陷绝境而弦歌不辍，颜回的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
这种广大的社会关怀孟子体现的更为深刻。他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在战乱频繁、杀人如麻、人如草芥、朝不保夕的时代，孟子挺身而出，游说诸侯，推行仁***，救民水火。和孔子因天下无道而以道自任一样，生命中充满了深深的悲悯。这种救世情怀背后其实一种宗教承当精神。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正是这种救世热忱，让他们拥有天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不计个人得失，专注仁***理想，浩然正气，充塞天地。这种精神气度，足以笑傲王侯。因此孟子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章句下》），一言不合则勃然变色拂袖而去，绝不苟且求荣。
当然，张仪等人成功了，孔孟失败了。可是孔子面对生命绝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和勇气，孟子那一往无前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剧性执着，“正是他几千年来的伟大所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正是这样的不同，他们的精神气度才有高下之别。当张仪惧祸离秦，吴起逃命入楚，范雎选择全身而退之时，我们看孔子学生子路面对死亡的生命选择。
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当敌人“击断子路之缨”时，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结缨而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子路本可以不死，但当人主危难之际，他没有选择退缩，更没有弃之而去，而是他坚守“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道义责任，义无反顾，临难而上。在生死之际，“君子死而冠不免”，从容正冠而死，用生命守护了儒家信念，堪称以身殉道的典型。这正是孟子嘉许“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4.大丈夫之志，与天地比美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论述道德哲学时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人性能力形成对人类的生存、延续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它能超越任何功利愿欲、生死恐惧。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太上立德”。这“德”即人性能力超乎和高出于任何事业功绩和学说著述（立功、立言）之上；它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崇高，就在于它在不断树立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实在。它也就是一般所谓的道德精神，它的崇高、伟大可以与天地比美。（李泽厚《情本体和两种道德》）
因此无论张仪商鞅取得怎样巨大的事功，都难企及孔孟作为生命本体的精神高度。
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以身殉道”，子路“君子死冠不免”，曾参“任重道远，死而后已”；成为一代高标的汉末***锢领袖李膺“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从容赴死；激起一代士人理想主义精神的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颜真卿、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等人威武不屈、临难不苟……两千来，已经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波澜壮阔，奔流不息，这是一个民族道德精神的绵延传承，也铸就了生命的本体意义和民族的精神尊严。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本文系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古典的现代性――教学研究》（课题立项号：GS[2016]GHB085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甘肃省民勤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