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部《大江大海1949》的书,记述了当年兵大撤退的情景。金秋十月,《齐鲁周刊》记者在齐河巧遇台湾老兵高秉涵,听他讲述一个山东人的“大江大海”,可谓“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被评为‘2012感动中国人物’后,事情闹大了,不仅山东籍台湾老兵的亲属,全国各地台湾老兵的亲属们都托他给他们往回背骨灰。2013年回大陆13趟,每一趟背回两罐老兵骨灰,毕竟年纪大了,有时真的感觉心有余力不足……”
1948年,13岁的高秉涵离开家乡菏泽,逃难一年多后被“大撤退”的洪流裹挟到台湾,而后在台湾继续流浪、读书、当兵、做律师……因为他的年龄小,便成为许多台湾老兵回家的期盼。因此,从1992年开始,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根据老兵们的生前嘱托,先后让150多名台湾老兵的骨灰踏上了“回家”之路。他说就想替老兵们实现遗愿,他们“做了一辈子的游子,死了不想再做游魂……”
一个山东人的“大江大海”
见到高高瘦瘦的高秉涵时,记者不免一愣:这就是那位80岁的台湾老兵?
“是不是看俺不像80岁?”高秉涵看出记者内心的嘀咕,马上笑着解释,“都是饱经沧桑的结果,不仅炼就了一颗坚硬无比的心脏,还流浪出一副经得起碰撞的身板。”
这样说过,高秉涵将裤腿挽起,让记者看他小腿上一块一块的黑色伤疤,他说这些年从没穿过短裤,也没进过游泳池。知道是陈年疤痕,记者仍不敢去摸,因那上面根本没有肉,全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上面的肉,早就被虫子吃完了。”高秉涵说着,在送给记者的个人著述《天涯感怀》一书上签下“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1948年9月,战乱中的山东菏泽,13岁的高秉涵眼中全是照耀在日光下的夺目红色,他说那正是石榴丰收的季节,家乡的石榴很多,许多年后“脑子里依然保留着那样的景象”。
外婆摘下一个最大裂了口的石榴递给他,唤着他的***名:“春生,待会车上吃!”
当时,高秉涵的父亲被***杀,母亲担心十三岁儿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和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让他跟随流亡学校逃奔江南。“只以为是去南方读书,根本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
离开家时,高秉涵背着一个小包袱,捧着大石榴,高兴地跟同学一起上了车。车开时,他只顾啃石榴,听见同学在耳边说:“你娘在跟你打招呼!”他赶紧探身去跟妈妈告别,可车子一拐,妈妈不见了……
“当时年少,不知泪别愁滋味……”记者面前的高秉涵泪眼婆娑,他说那时根本不会想到一别便是一生,从此“再也不敢吃石榴,那种滋味太苦涩”。
六十多年前,高秉涵在无锡的流亡学校解散,学生们各奔东西,他无处可去,也不敢返家,便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
有***队扎营做饭,高秉涵扯下一个芭蕉叶,想去盛一点粥喝,结果前面排着的两个兵,刚盛上热粥就听人喊了一句话,第一个兵慌促转身,一缸热粥泼在他腿上,第二个兵则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13岁的他只能忍着烫疼继续跟着逃。
辗转南下,高秉涵在缺医少药中曾被病魔击倒,甚至从尸体堆中爬出来……无数次死里逃生,只记住母亲要他活下去的话。因此,一路跟着大***逃至台湾,和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一起,开始了他的台湾生活。
小岛骤然迎来几百万带着伤痛的兵,一湾浅浅的海峡,最终将他们与心中的“家”隔开长达近六十年,甚至是生命的永远……在台湾的蹉跎岁月中,高秉涵遇到在家乡读小学时的校长,校长介绍他读完中学、大学,1963年***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的他成为金门驻******事法庭的法官。
“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姓郑的士兵夜晚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游了一夜,因海水回流第二天又被冲回金门。”高秉涵说这名死刑犯本是厦门一名渔民,出门给病重的母亲抓药时被溃逃的兵抓了壮丁,天气好时在金门的他甚至能看见厦门家中村庄的屋顶与袅袅炊烟。但按照《陆海空***刑法》第97条,高秉涵签下了死刑判决书后,之后他哭了很久,说自己“成了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人的刽子手”。
一罐罐骨灰,都是满满的乡愁
1979年,高秉涵有机会去国外开会,他辗转过欧洲、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地,终于和家人联系上,却得知“一年前,妈妈已经走了……”但几十年来,将儿子送去南方的妈妈不曾有一日忘记孩子。“弟弟说妈妈临走前,枕头下仍放着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在南方时同学帮带回来交给妈妈的小棉袄。”
当时一路南下,病重的高秉涵穿上同学的棉袄,妈妈为他做的小棉袄被回家的同学交到母亲手上。母亲去世后,家人将小棉袄烧成灰,“跟着妈妈走了,让她的惦念能够永远相伴。”
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源头,也是一个人最后的归宿。高秉涵告诉记者,1991年5月1日,他终于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菏泽。但从那开始,身高175厘米却只有44公斤的他开始背老兵骨灰“回家”。
很多思乡情切的老兵没盼到两岸开放的那一天。“我是台湾菏泽同乡会会长,很多乡亲交待过,‘回大陆没希望了,你年轻,一定把我的骨灰带回去!’”
在殷殷嘱托中,高秉涵第一次回家就背上了老兵“吴春生”。之后,他每年数次往返两岸,利用探亲、拜访等机会,小心翼翼地带着老兵的骨灰坛“回家”。“开始是从台湾到香港,再在香港转机飞大陆,二十多年有些空姐都认识了。”
大多数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和大陆家人无从联系,在台湾无儿无女。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家”,“家”却常常没有方向。“这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没办法找到家人,只能按照他们的交待,将骨灰撒在他们所要求的村口、树下或已无法辨明的老屋方向。”
一次,他费了很大劲找到一位老兵的家,当按照嘱托将其骨灰撒在村头,喃喃说着“把你交在这儿,落土了,安心吧”时,引发了村人警觉,人家“以为是哪里来的一个精神病,差点儿给赶出来”。
从1992年开始,高秉涵把台湾老兵们的骨灰从台湾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时遇到台风下不了山,就抱着骨灰罐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体重四十四公斤的他一趟只能带两罐,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运的是,总要开箱检验,每一次都解释半天。”
2012年,高秉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中央电视台一宣传,“事情闹大了,不仅山东籍台湾老兵的亲属,全国各地台湾老兵的亲属们都托他给他们往回背骨灰。2013年回大陆13趟,每一趟背回两罐骨灰,毕竟年纪大了,有时真的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老兵们的念想真就那么重要吗?”听着记者如此问话,高秉涵很不解,他怔怔地对着记者望了半天,说曾经在长夜里痛哭过,所以人生跟一般人不一样,心灵的皈依岂敢违背?
二十多年来,高秉涵按照老兵们的生前嘱托,先后让150多名台湾老兵的骨灰踏上“回家”之路。他说就想替老兵们实现遗愿,他们“做了一辈子的游子,死了不想再做游魂”。
愿老兵的“回家”之路不再艰辛
《齐鲁周刊》:你名气很大了,开始只把认识的老乡骨灰带回家,现在各地都有人找你,忙得过来吗?
高秉涵:有些忙不过来,“感动中国人物后”两岸很多人通过各种方法找到我,有的拜托找在台湾的家人,更多是拜托百年后将其带“回家”。
《齐鲁周刊》:联系一些老兵的家人是不是很困难?
高秉涵:除了受老兵本人所托相对方便些,受大陆家属委托先要根据姓名去相关户籍单位寻找,找到了还要查是谁处理的善后,骨灰现存何处。此外,还需大陆的公证处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彼此关系,最后才能代家属领取骨灰。
《齐鲁周刊》:整个过程很复杂啊?
高秉涵:当初很多老兵生怕留下后遗症,不敢填写真实档案,母亲姓“张”偏偏写成姓“王”,家里本有五个兄弟非要写成“无”,甚至档案中只填写“弟弟”,所有的姐姐都没填入。档案的混乱造成最后寻亲的困难,我办过最长的一个是五年。
《齐鲁周刊》:你也慢慢老了,还想做到什么时候?
高秉涵:还有21名菏泽老兵住在养老院里,他们在台湾没有家人,故乡老家也没了亲人,都比我年龄大,嘱托我要好好活着,一定等他们死了,把他们“送回家”后我才能死。所以,我还得把身体锻炼好。
《齐鲁周刊》:做这样一件事,家人什么态度?
高秉涵:我的太太很伟大,我得感谢她。为老兵骨灰寻找大陆的家,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很多骨灰一放就是半年一年,对这样一件很多人忌讳的事,我太太从没反对过,现在家里还存放着两罐骨灰,还有一罐放在办公室里。
《齐鲁周刊》:你还有什么想法?
高秉涵:毕竟已经八十岁了,做这样一件事不容易,但至今没有任何民间团体或基金会给予过帮助,希望能多一些民间成员共同参与,两岸相关机构能否提供更多帮助或一些经费,让老兵们“回家”的路别再走得太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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