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同时，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第一，私有制经济规模已经远远大于了公有制经济规模。第二，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差距很大的格局。第三，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工农大众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第四，国民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尖锐化，过高的环境代价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并影响人民生活的质量。第五，国民经济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着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突出问题。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对于上述大变化中出现的种种纷纭复杂的现象，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地加以分析。只有按照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变化；社会经济结构；社会主义道路
中***分类号：A849.1／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32－10
关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我想分以下三个部分来谈：一、当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主要情况；二、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情况；三、关于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复杂性的初步分析。
一、当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主要情况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经济结构中的基本性结构
经济结构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考察。从生产力方面考察，包括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技术水平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生产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结构等；从生产关系方面考察，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经营形式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民族经济与外资经济的结构等。这里集中谈谈其中最根本的、也是许多人最关心的所有制结构――因为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实际情况的具体反映。
关于当前的所有制结构，国家统计部门没有提供全面的统计资料。提供的部分统计资料也是按企业经营形式分类或经营形式与所有制混合分类，无法看出各种所有制所占份额。
2005年12月，***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二、三产业)数字，提供了企业经营形式与不同出资者相交叉的资料；不久，全国工商联公布了《‘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的数字，从而为我们研究、测算公私经济比重情况提供了若干重要依据。但这些数字中，有的统计口径不完全符合区分所有制的要求，有的统计时间不一致，需要做一些调整。这里将有关资料及调整、测算结果加以列述。这些数字包括公私经济的资本(生产资料)、就业人员(劳动力)和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成果)三项基本指标。
(二)当前各种所有制的资本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单一公有制的局面，让个体和私营经济有所发展，这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问题就会走向反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因此，力求弄清各种所有制的数量构成是十分重要的。请看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公私经济实收资本比重，2001年为65.7:34.3；2004年则变为56:44。这三年，国有资本的绝对值是增长的，但增长速度比私有制慢；集体资本绝对值则是减少的。因此，公有制资本比重减少9.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3.23个百分点。
关于2005年和2006公私经济资本变化的情况，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只提供了固定资产变化的材料：2005年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及国家控股参股等混合经济、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3.6％，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6％，后者为前者的1.72倍；2006年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1.6％，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3％，后者为前者的1.63倍。这说明，私营经济固定资产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公有经济固定投资增长幅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并不是全部资本增长额，但它是投资额增长的主要部分；而且统计部门提供的上述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数字中，还包括了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私有部分未曾剔除，但是大体看来，还是可以反映公私资本变化的基本趋势的。由此可以判断，2005年和2006年私有资本比重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前几年平均每年增长3.23个百分点。按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测算，2005年公私经济的比重是52:48，2006年公私资本的比重是48:52。这是二、三产业的情况。
关于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其2005年的GDP占全国GDP的15.8％)的数字，不在这次经济普查范围内。所以无法将第一产业各种所有制的数据补入经济普查所得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资料。
(三)当前各种所有制从业人员的结构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说明：从1996年到2001年，在二、三产业中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由15281万人减少到5020万人，减少三分之二，占二、三产业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83.8％减少到29.8％，下降5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由7916万人减少到3102万人，所占比重由43.4％下降到18.4％，下降25个百分点；集体企业由7365万人减少到1918万人，所占比重由40.4％减少到11.4％，下降29个百分点。
经济普查资料还说明：2004年末在我国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员达到7636万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45％，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就业人员696万人，年均增长17.8％，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员5305万人，占31.4％，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560万人就业，年均增长26％以上。
上述数字表明：2004年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29.8％，在私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45％，两者相加为74.8％。那么，其余25.2％的就业人员是在什么样的企业中就业的呢?答案是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在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中，对这类企业的人员没有按所有制性质划分。我认为，这部分人员可以按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所有制资本所占的比例来划分。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公有制企业的实收资本占二、三产业全部实收资本总数的40.4％，私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34.6％，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 资本占25％。从前面第一节表格中所列的各种所有制资本所占比重，减去本节所列的相应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即可得出各种所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以推算出：公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15.6％(56％－40.4％)；私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9.4％(44％－34.6％)，两者合计为25％，与本节所列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就业人数占25.2％的数值十分相近。现在，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就业人员按上述资本比例划分(略作技术性微调，将15.6％和9.4％各加0.1％，使二者之和与25.2％相一致)，再分别与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相加，即可得出：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员比重为45.5％(29.8％+15.7％)；私有制就业人员比重为54.5％(45％+9.5％)。这是2004年的数字。
那么，2005年和2006年公私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是多少呢?从上述资料中看出，从1996年到200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83.8％减少到29.8％，下降5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6.75个百分点。按照每年继续下降6.75个百分点测算，则2005年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8.75％(45.5％－6.75％)，私有制经济就业人员为61.25％(54.5％+6.75％)；2006年前者为32％，后者为68％。
(四)当前各种所有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比重的结构
全国工商联于2006年3月初了《‘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见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报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调查数字推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从2000年到2005年，民营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
该《报告》说明，其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非公有制经济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上述每年民营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测算，2006年公私经济GDP的比重为37:63。
综上所述。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
――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8％与52％。
――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2％与68％。
――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与63％。
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3％(《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505页)。这个比例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7年占25.5％和建国之初的1949年占26.2％的比例。
从上述数字看，目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私有制经济规模已明显大于公有制经济，这是客观事实。
有些人不承认事实。他们列举了国有经济增长的绝对数字作为根据，但完全回避和隐瞒了其所占比重下降的问题；他们列举了国有企业在国家关键领域和行业中的优势和控制力，但已经完全不再提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问题了。这种无视公私经济结构变化、空谈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的说法，是不能同意的。
(五)今后各种所有制变化的趋势
2006年3月1日，在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夕，《人民日报》在“群众关注的十大焦点栏目”中，刊登了******研究中心主任题为《国企改革步入倒计时阶段》的文章。文中说：“必须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一种复合性的调整，不仅涉及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还与所有制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之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功能结构的合理调整等，因而显得分外复杂。从微观层面看，这一轮国企改革试***解决‘深层次矛盾’，即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这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意味着必须实现‘战略退出’，将其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这是一项脱胎换骨的变革，产权结构将完全不同于先前单一的国有制。但是，无论有多大困难或风险，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逆转，其稳健提速也势在必然。”2007年4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副主任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对大型国企，总的方向是股份制改革。通过采取上市、吸纳社会资金等多种方式，使得绝大多数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垄断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改革仍显滞后，必须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遇到‘玻璃门’现象，国家***策很好，但就是无法真正进入。目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配套文件已出台25个，***将协调有关部门在年内拟出台剩余的12个文件，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从上述言论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会有两个特点。一是进一步加快改革国企、发展私企的步伐，以保持乃至超过“十・五”期间私进公退的速度。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二是加大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向国有垄断行业“攻坚”的力度，除了极少数国防尖端领域之外，都将“打破玻璃门”，让私营经济进入。至于这样的改革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还不得而知。据某些“精英”学者说，应当仿照西方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中保留10％、20％最多30％的国有企业就行了(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不加区分的)。
二、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主要情况
(一)私营企业主新阶层的兴起
从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中，私营企业从不足10万户增加到430万户；雇工人数从不足150万人增加到4700多万人；注册资本从不足100亿元增加到6.1万多亿元。其增长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现在的雇工人数为当时250万的18.8倍；现在的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 倍(紧缩指数：2005年的4元等于1956年的1元)。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是我国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一些私营企业主必然要求进入***内。根据全国性抽样调查，早在***的文件尚未规定允许其代表人员入***之前，1993－2001年私营企业主当中***员的比例已悄悄地由13％上升到近30％。
这些***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员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私营企业主成为***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
资料来源：①1993、1995、2000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②1999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一一1999年》第107页。③2001年数字，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④历年抽样调查的样本是从全国各地区的私营企业中随机抽样而得的。
自十六大通过的规定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可以入***之后，据全国工商联调查，2005年私营企业主中***员的比例达到33．9％。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中***员的比例。
(二)工人阶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据统计，我国2005年职工为10850万人，其中企业事业单位9777万人，机关1073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134页)。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刘实同志于2003年撰写了《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刘文首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主力***的作用。目前广大职工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72.1％。工人阶级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1二人阶级大部分成员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接着，刘文又指出：“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依据***的十三大文件，职工在私营企业中劳动是雇佣性质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职工成为雇佣劳动者或者实质上具有雇佣性质。公有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持有股份，一部分持大股，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工人的劳动也带有雇佣性质。
贫困化――比之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据《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供的材料，1995～1999年间，外国资本在中国制造业中对每个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做出推算。全国城镇享受低保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个案。绝对贫困的职工，是以失去劳动条件为特征的。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企的下岗者。
弱势化――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治活动状况而言。职工群众最能感受到的权力就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是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会都不开了。特别是一些企业对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现在有一种说法：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不能当选各类代表。一些地方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人士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的。在私营企业主中***员的比例上升的同时，职工群众中***员的比例在下降，这是职工***治地位降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分散化――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公有制的)厂为家，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就是“白领”也不例外。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具有个体化的现象。在全国职工中，工会会员只占37％。许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工会组织。有的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往往软弱无力。职工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往往甩开******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今天的职工对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反感。许多下岗职工买断工龄后，***员关系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龄也买断了。”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着工人阶级。
针对这些问题，刘文建议：重在并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制定并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治愈工会当前存在的“软骨病”等等。
与上述工人阶级的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相联系，许多私营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许多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被称之为“带血的煤炭”，带有“原始积累”特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今年5－6月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经过暗访，揭发了山西洪洞等地黑砖窑的内幕：他们在各地拐骗、贩卖或绑架少年、老人和智障者作苦力，其中年龄最小者仅八岁。黑窑主雇用打手用棍棒监管，工人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稍有怠慢，即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打致残、致死。新砖出窑，往往尚未冷却就强令工人背出，烫得人红肿溃烂。饭食只有馒头、凉水，还限15分钟吃完。晚上挤在黑屋里，睡地铺，冬天不生火，终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像牲口一样。数年来，当地***、***、公安机关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其中有些黑窑就是地方******干部的儿子或亲友开的。这些事件被媒体揭发后，中央、***指令有关部门和地方***府认真清查、解救工人，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严惩。现已在山西运城、晋城、临汾解救出374人(其中有少数童工)。类似上述黑窑工的事件，近年来有多次报导。
(三)劳动农民的情况与发展趋势
据统计，我国2005年乡村人口7.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7％；农林牧渔劳动者3.35亿人，占就业总人口的44.8％(《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99、 125页)。从1979年到1984年，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后期引进的十三套“大化肥”项目建成投产后优质化肥供应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高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好景不长，自此以后，农业生产呈徘徊、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态势，城乡差距转为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1978年为2.5:1，1985年缩小为1.85:1，1990年扩大为2.8:1，2005年进一步扩大为3.2:1(《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1978－2006)》第46页)。
随着“”的解体，原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医疗、教育、社保等项制度也随之解体了，但至今未能建立有效的替代品。故原来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村、乡、县农村医疗体系，使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收入开支的对老弱残疾者的“五保户”制度消失，使农村社保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收人开支的农村教育和公益事业费用，都改由农户缴纳，使农村教育问题凸现出来。特别是由于乡、村行***机构和“七站八所”等基层事业机构人员急剧膨胀(如湖北省洪湖县棋盘乡，1990年“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等原因，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负担等问题凸现出来，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和***群、***民关系。
2006年***宣布“全免农业税”。这是一项大受欢迎的德***，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还需要把原来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乡村各种机构和冗员精简掉，工作难度相当大。若干地区下大力精简了机构人员，免除农业税的***策得到了落实，但也有若干地区出现“免了税长了费”的现象。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到农村调查，发现下边存在“税内损失税外补”的问题。主要表现是：第一，在征收内容上，由农业税费转向行***性专项收费；第二，在收费方式上，由乡村集中收费转向各有关机关、单位分散收费；第三，在收费的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要求办事或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把本该免费提供的服务，分别改由中介组织、协会等服务机关收费，甚至以不为农户办事相威胁，强制收费。(《新华社每日电讯》2007年3月7日)看来，真正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还需要持续地进行艰苦的工作。
近年来，***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加强了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颇受农民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问题。例如，新华社记者在河南省中牟县调查时，大王村的农民说：“这几年，只要农民用的东西没有不涨价的。就说这复合肥，去年一袋不到70元，今年就85元。一亩地要两三袋，就多花三四十块，把国家的补贴全吃掉了。还有农药、农膜，价格一个劲儿往上涨。那么多部门，咋就管不住呢?”(《新华社每日电讯》2007年4月16日)
现在，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较严重地存在，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还相当庞大，国家统计局统计绝对贫困人口2005年为2365万人，相对贫困的就更多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失地农民问题日益严重，“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日益增多。这些，使“三农”问题更加突出。
***府从二次分配(财***资金)上加强对农民的支援当然是好事，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新型的集体化来提高生产，才能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当然，合作化的具体形式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由农民自己确定。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是一个进步。但对于社区合作社仍未给予应有的合法地位。而后者对于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可能更为重要。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北京的韩村河等村，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基本上没有刑事犯罪，而且群众的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干群团结，***群关系紧密。据估计，这样的村在全国约有6000个，但这些先进村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社会结构的“金字塔”――“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访谈记录，2001年又对全国12个省、市、区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取得了大量资料。在这一基础上，课题组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一《报告》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采用了西方社会学的阶层划分法，对于社会结构的划分不是以其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为标准，而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因此，它不能客观地、科学地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状况。但鉴于该《报告》是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因此，它的内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若干实际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当前我国各社会群体的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在这里作一简要介绍。
该《报告》说：“本报告的***1在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提出一个等级位序。”在***示的社会等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下层五个等级中，当代中国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上属于第四层(中下层)和第五层(下下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全部属于第五层(下下层)，而这部分人实际是工人、农民中的一部分。总之，工人和农民由于“拥有资源”少、“重要程度”低，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
该《报告》还指出：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受益者之一”；“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中积累资金成长发育起来的，他们不仅经济上受益最多，而且***治地位显著提高。调查材料显示：私营企业主中***员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员的比例。该《报告》指出：“产业工人中***团员比例在下降”，“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工人与***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治地位在下降，与***的关系逐渐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
该《报告》又指出：“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 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但另一方面，执******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较大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37―38页)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量调查资料说明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情况：一是工人、农民的地位降到“金字塔”的底层，成为“老八”、“老九”、“老十”；二是执******的基础向“拥有经济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与工农群众逐渐疏远。
该《报告》还指出，工人***治地位下降，表现在工人在全国人民大会代表中所占比例逐届降低上。另据《中国统计》2007年第一期有关文章指出：“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从1980年初到1990年代末，工人代表的比例从27％降到了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2l％降到了8％，而干部的比例由13.4％升至了33.2％。这使得强势群体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策优势，而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衡，制约能力由此被大大弱化了。”(见李鸥《和谐取决于结构》一文，载该刊第45页)
“为何只有l％的人愿意做工人?”据媒体于2007年4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人户调查，仅有l％的人愿意做工人；人们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该报导还评论说：“工人，越来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实质，还是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认同有关。如果说既得利益的多少还只是外在的物质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身份差异则是影响着公众不愿意做工人的内在主要原因……当工人缺乏参与改革的话语权时，当工人在利益博弈中力量被边缘化时，人们不愿意做工人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广州日报》2007年4月9日，原文标题《咱们工人还有力量?》)
在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而工人运动具有光荣传统、并且是中国***诞生地的上海市，今天只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这一调查结果和大量有关资料，无情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治权益、社会地位下降到“金字塔”底层的现实，怎能不引起人们严肃而深沉的思考!
(五)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情况――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据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农村居民每人平均纯收入，从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长7％，其中2003年到2006年，平均年增长6.2％，2006年达到人均3587元；职工平均工资，从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2003年到2006年平均年增长12％，2006年达到人均21001元(见《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1978－2006)》第47页)。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令世人瞩目的。
但是，单从每人平均数字来观察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片面性。对此，有的媒体以“平均数不代表多数”为题作了如下报导：“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平均年增长12％，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然而，《中国青年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应当看到，平均两位数增长受益者是少数人，农民、离退休阶层和工薪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这个速度。”(《新闻周刊》2007年第26期)
前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产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现象。***1993年与他弟弟邓垦交谈时讲：“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下卷第1364页)当前贫富悬殊的具体情况，有下述一些材料。
关于我国最富人群与最贫穷人群的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只拥有不足3％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21:1。又据由国家***、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32:1。
贫富分化的现象明显地表现在基尼系数的变化上。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导)。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基尼系数迅速增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主持的抽样调查材料：199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34(李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分析》，载《科学导报》1995年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美国福特斯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赞助下进行抽样调查的材料：我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445(经济所课题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财经出版社1999年出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同志所说的数字：我国1994年的基尼系数，按人计算为0.434，按户计算为0.445(见2001年3月10日《中国信息报》)。
――社会学家周景彤测算的我国的基尼系数：1996－0.424，1998－0.456，1999－0.457，2000－0.458(周景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经济日报》2001年8月30日)。
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8年为0.403，2003年为0.447。该行最近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测算，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9。这一报告中列举的各国基尼系数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公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当然，我国城乡、区域差距大。但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啊，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啊!
还应当指出，、权钱交易，公有财产大量流失，是产生贫富悬殊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化为私有财产的?国家审计署总审计长***指出，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国企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的转让卖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内外勾结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是改革过程当中，有些企业逐步把一些优质 的国有资产分离到副业中去，主业的管理人员在副业参股甚至控股。
三是有些效益很好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利用亲朋好友成立民营企业，将大量效益很好的业务转包给民营企业，自己从中获利。
四是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损失浪费严重。
五是非经济类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基地，大量的财***补贴等的流失问题。(见2007年5月10日《中国审计报》)
财产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必然出现生活的两极化。一方面，富豪们住豪华宅、吃豪华宴、坐豪华车，有的豪赌、滥***、包群奶……挥金如土。在人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的情况下，我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并正向第一大国迈进(奔驰车销量已占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处于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困境中，有的甚至基本生活都困难。
(六)各方媒体对上述情况的种种评说
在我国国内的媒体上，对于目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收入不均等是发展的动力。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
有人说：现在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看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有人说：目前存在部分居民收入悬殊问题，但不存在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应当由国家财***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拨款来解决，不应当涉及企业所有制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策应当是：国家管公平，企业管效率。
有人说：人均GDPl000－3000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必经的“事故多发期”，等到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度过了这个时期，贫富悬殊情况就会自行改变。
有人说：根据“库兹涅茨定律”，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必然提高；再上升到高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又会降下来，全部过程是“倒u型曲线”。我国目前正处在“倒u型曲线”曲线的左侧(上升)，等达到高峰后就会由右侧下降。
上述最后一种说法，据说颇得到一些人的赏识。其实它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这种说法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中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尚有争论，也不说目前西方的高收入国家仍然存在贫富悬殊现象，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南北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在扩大的现象，即使若干西方国家确实存在“库兹涅茨定律”，那也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什么会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呢?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上述的“定律”去发展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从生产资料和所有制上找原因，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吗?难道我们要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以上所述，是个人所见。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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