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音乐与书法在传统文化中皆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诗》《书》《礼》《易》《春秋》儒家五经中，本应有《乐经》而成“六经”，因《乐经》失传，遂成“五经”。书法则为“六艺”之一，为古代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六门艺科之一。音乐与书法这种先天的文化尊崇地位，自然使它们在后期发展中与文人士大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成为文人化的艺术。
音乐与书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一个诉诸视觉、一个诉诸听觉；一个为时空结合的二维艺术，一个为单维无物可象可视的纯粹听觉艺术。但是它们在韵律与节奏方面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在这一方面，草书，尤其是狂草更体现出音乐之美。草书体现出的生命沉醉状态和高峰体验，类似于西方酒神精神，它成为东方写意精神的最高体现。狂草对生命诗意之美的揭橥自然使它接近于音乐之美与舞蹈之美。
李斌权心仪草书，对孙过庭《书谱》真积力久，拓而为大，融入大草气象。在多年的草书实践中，他逐渐对草书的音乐性与表演性情有独钟，并萌发出音乐书法的创意，开始了音乐书法的探索。近些年，他的音乐书法从私人化尝试，到推向社会公共空间，引起书坛关注。应该说，音乐书法表现为新符号、新效果、新***像，它拥有自身独特的语境和话语文本，相对于纯粹的书法创作，它更关心书法与音乐的结合，更关注音乐与书法的表现过程。这种音乐与书法结合的过程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书法作品文本，这就使音乐书法具有了更强烈的表演性，而这也是接近草书的表现本质的。草书本身就是具有表演性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大草，它须调动起强烈的情感，并以强烈的生命体验诉诸于笔墨，书家伴随着这种强烈的情感与生命体验，肢体表现成为完成草书高度表现性情感与生命体验的必要前提。怀素《自叙帖》中说：“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可见，怀素在当时草书创作时的生命状态，一定是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只是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表演性不是为表演而表演，而是情感表现的需要，是草书表现所依托的必具的生命张力。
在这方面，我与李斌权有过深入的交流并达成共识，认为大草必须要调动起强烈的生命激情和生命表现，只有这样才能传递出草书的本质精神。而他在音乐书法创作中，也是将生命情感与音乐节奏高度整合，在强烈的情感体验中进入创作状态。他甚至认为，作品本身最终完成的是否完美并不绝对重要，相对而言，他更看重音乐书法本身的创作过程是否具有一种情感张力。
除此之外，音乐书法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为书法提供了一种仪式化的公共表现空间，使书法类似古代的雅乐，能够进入一种仪式化的庙堂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对书家的创作能力与情感的考验。可以说，音乐书法在书法仪式化与公共表现空间的拓展方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使书法可以配合主题进行宏大性的演绎与表现，使书法能够有效地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2011纪念中国******90周年书法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的成功举办便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音乐书法在主题选择与拓展方面深入探索，如配合《黄河大合唱》，进行以歌颂黄河为主题的书法创作，其创作过程本身便具有极大的意义。
李斌权的音乐书法还在积极地探索之中，他也在征求各方面意见，以求得音乐书法探索的逐步完善。他自歉称无意于做书家，对他来说能够在音乐书法中获得书写的欣悦便足矣。在这方面又能看得出李斌权为人为艺的歉抑。（责编：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