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令人疑惑的“爱恨情结”
《国际新闻界》今年第2期发表了方汉奇先生的《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一文，回顾了百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方先生对来华的美国记者大部分历史时期（1949年以前）的作为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爱”中国的；而近二十多年来，美国记者是“妖魔化”中国的，是“恨”中国的，由此构成了百年来美国记者对华的“爱恨情结”。从这篇文章来看，美国记者的“爱恨情结”是继时性的，是先爱后恨的，而不是共时性的，不是爱恨交织的。读至此，不禁令人生疑：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四分五裂、兵连祸结、***劣民怨、国将不国，美国记者反爱中国；如今中国***了，富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美国记者反恨中国。我们是不是太不自信了？然则是美国的新闻界发生剧变了吗？非也。稍懂美国新闻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新闻体制、运作模式和新闻理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变化大的是中国***治风云。
美国记者“爱”中国，方先生是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有列举的大量人物、史实为证；美国记者“恨”中国，方先生没有举例，结论的来源是“妖魔化”理论。
“妖魔化”是什么样的理论
1996年，“妖魔化”理论出台，曾颇为红火了一阵，现已趋于沉寂。说实在的，这个理论的名声不是很好，兹举有代表性的评论以为佐证。
张大卫博士也是留过洋的，英文功底很好，他是在列举比较新闻学研究中简单化现象时提到“妖魔化”理论的。张博士指出，在《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一书中，作者略去《纽约时报》同时期、同题材中某些对中国比较平实的报道，而拣取“妖魔化”的报道以支撑其观点，并且在关键翻译上没有忠实原文，将中性词翻译成贬义词。如此一来不禁让人生疑：“妖魔化”中国的是美国媒体，还是“妖魔化”理论的制造者？张博士进一步指出，即使“妖魔化”事实成立，那么也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①
在《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评论员凌志***、马立诚所著《呼喊》一书中，把“妖魔化”理论列为民族主义的声音。该书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以下简称《背后》）中的一些例证做了全面的澄清和心平气和的反驳。例如：《背后》认为美国学者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是西方媒体借中国粮食自给问题大作文章，是宣传“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激和敌意。事实怎样呢？《呼喊》认为，布朗的结论虽有偏颇之嫌，但其分析方法和结论，中国国内也有。布朗提出的中国人口增长、耕地减少以及一些环境问题都是事实。因此，布朗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背后》不是着眼于研究的结果是否科学可取，而是更为关注布朗研究的动机，是“冷战”的眼光。《呼喊》对《背后》一书的评价是：和在学界声名狼藉的《中国可以说不》一样，“满怀着民族主义的激情”，这种激情“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否真的有利，还是很大的疑问”。②
《中国镜像》是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化现象的一本书，作者是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和《呼喊》一样，《中国镜像》一书也把“妖魔化”理论列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一种表征，也对《背后》中“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的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那是冷战时期的产物，那种文化书写方式正在失效。王教授也不赞同“妖魔化”等民族主义声音中浓烈的情绪化色彩，因为这样“刺激和震荡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的距离迅速加大”，这些批判虽然值得倾听，但“不应扩大为营造狭隘本位主义的时代氛围”。③
最有趣的要算焦国标博士了，他对“妖魔化”理论大不以为然，但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长于写评论的他，不能自由撰文反驳之，情急之下翻了两天的《参考消息》，摘了几百条美国媒体正面报道中国的材料，以驳斥“妖魔化”论断。焦博士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方法笨了些。虽然他指出了“妖魔化”理论中的逻辑漏洞，得出《背后》是一本以煽情为能事的论证粗俗的畅销书的结论，但也犯了和他所批评的《背后》一样的毛病：征引的材料是疲软的。但可贵的是，焦博士的研究毕竟部分地澄清了事实。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力丹研究员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反对用“妖魔化”之类非理性的比喻替代新闻学的基本概念的。⑤
以上综述了学术界部分人士对“妖魔化”理论的评价，可以看出，与“妖魔化”理论的畅销相比，反对的声音显得过于喑弱。这倒不是说学术界真的欣赏“妖魔化”理论，而是双方的对话不可能在同一平台上对等地展开。“妖魔化”理论与权力话语紧密联系，使许多人不得不欲言又止，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便如此，笔者也想略陈鄙见。
“妖魔化”理论罗列了大量现象来支撑其观点，却没有真正从文化传统、***治经济制度、新闻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挖掘，必然使其粗陋、浅薄，缺乏学术价值。同时也缺乏应有的客观公正的认真态度。其实，中美两国新闻体制的差异，并不只是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的，更是新闻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客观地分析和指出美国新闻业的弊病，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提供镜鉴，以扬长避短，少走弯路，才是真正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正确作为。历史上许多学者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20世纪上半叶，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等人，也是留洋归来。他们没有因中国遭到列强入侵而拒绝向西方学习，而是成为西学东渐的媒介和桥梁。他们的著作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更多地介绍了西方新闻界成熟运作的经验和成绩，批评了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不足。历史证明，他们的做法才是真正有利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的，他们的名字也因此永载新闻史册。
“妖魔化”的两点解析
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负面报道不等于“妖魔化”。“妖魔化”理论认为，美国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因此，败坏了中国的形象，是“妖魔化”中国。笔者认为，负面报道不等于“妖魔化”。如今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上都有关于本国的负面报道，我国的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有负面报道，能说这些主流媒体也是在“妖魔化”我国吗？美国媒体有揭丑的传统，负面报道更多，能说美国媒体“妖魔化”美国吗？（今年4月8日揭晓的第86届普利策新闻奖为这个传统做了很好的注解：全部14个奖项中，除了文艺批评奖是中性外，其余13个全部是负面性质。）笔者认为，“妖魔化”一说如成立，应该是指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的报道。负面报道如果讲述的是事实，就不存在“妖魔化”的问题。因此，决定是不是“妖魔化”的关键不在于报道的负面正面，而在于真实与否。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否真实呢？《背后》一书在《引言》中为“妖魔化”下定义时没有提及，以后说得也不多。举了几个例子，却没有说明此类报道所占的比重，而且有的例子是无法深究的。
第二，“妖魔化”是有条件的，即：彼时是“妖魔化”，现在未必是；现在是“妖魔化”，将来未必是。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中，随处可见当时看来是“妖魔化”的字眼儿，但是现在我们并不觉得，原因何在？正如该书封底的内容介绍所言，书中报道是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眼光去观察和记录这一段历史。现在我们也有了那样的眼光，价值观念的趋同溶解了“妖魔化”。
1972年，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导演，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转了一圈，拍了一部三个半小时的记录电影《中国》，在欧美等一些国家放映。这一行为惹火了某些中国人，于是《人民日报》发整版的评论员文章进行谴责，还组织有通栏标题的专版进行声讨批判。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不知趣的意大利人选取中国社会中不太光彩的一面，例如“攻击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打乱了生产系统’”，还“污蔑和攻击***样板戏”。⑥现在我们知道了，“”、“”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再看那部影片，没有人认为是“***”了。看一看那时候的大批判文章，对我们认识“妖魔化”理论很有帮助。
鉴往可以知今，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
鲁迅先生与“妖魔化”
鲁迅先生也遭遇过“妖魔化”问题，但他老人家的态度与“妖魔化”理论的制造者截然不同。在《鲁迅全集・附集》中，有《立此存照（三）》一文，较详细地记叙了一个“妖魔化”事件。1931年，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拍了一部名为《上海快车》的电影，在上海公映不到两天，就被斥为是“辱华影片”而停映。1936年，导演来华，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他并没有像一般的访问者那样，一到中国就改变了原来的论调，而是说：“……《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亦给了我不少证实……”。《大公报》记者评论这位导演确实有“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鲁迅先生也认为“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敬佩。’”
接着鲁迅先生从报上找了几条消息证明影片中的描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并由此谈到：“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自知之明，而是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他比喻说，这些人如同患了浮肿的病人，自己不愿说是浮肿，也不愿别人说是浮肿，只当是肥胖。人家一说是浮肿就失望，就羞，就怒，就骂，直到最后，别人改口说他是肥胖，他才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地浮肿了。文章最后，鲁迅先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结语
“妖魔化”理论“花季”已过，在许多专家、学者心中已有定论，笔者本不愿“朝花夕拾”，但读书阅报时经常能看到“妖魔化”理论的影子。拼凑起来的所谓中国发展战略报告中有、一些难辨真伪的学生的论文中有。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方汉奇先生有“学界泰斗”之誉，他在新闻史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学界所景仰，也素为笔者所敬重。然而这次《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中轻率地引用“妖魔化”理论，无疑会助长学界的不正之风。笔者因此著文提出不同看法，纵有不当之处，相信方先生也能谅解。
其实，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淘洗掉芜杂的、非主流的东西，而留下主干的东西，并形成永久的历史记忆。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来华的外国记者中鱼龙混杂，确实有以记者之名行不义之事的人，也有充当侵华工具的新闻媒体，这些在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那些终究不是主流，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什么地位。经过历史的淘洗，真正体现新闻职业精神的记者就从历史中凸现出来了，成为联系中美两国的“桥梁和纽带”。而生活在当代的人，被各种各样的杂音所遮蔽，一时间很难做出历史判断，如果过一段时期回头再看的话，也许会是另一副样子。
注释：
①参见张大卫《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②参见凌志***、马立诚著《呼喊》279～287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③参见王岳川著《中国镜像》193～19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④参见焦国标著《新闻之外的敏感》206～223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⑤陈力丹《关于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几点意见》，载于《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秋季号
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影片》，见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相关批判文章见同年2月4、6、10、15、23日，3月5、18、23日该报，同时期《光明日报》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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