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窗子面对着北京展览馆的高塔。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就能够清晰地看到高塔顶上的红星,在无边无际的蔚蓝的晴空中闪着光芒。
这是一颗幸福的红星,一颗希望的红星。它引起了我一连串的遐想。
我不知不觉地就会想到,我们的今天真是无限地美好。只要有一颗正常的心,谁能够不随时随地感觉这一点呢?
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变化且不说它,就是我们的身边又何尝不是气象更新呢?我是在学校里工作的,学校里的一切也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只要你注意,你就随时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在你身边发生、成长。它随时带给你新的兴奋、新的精力。
每当我想到这一些美好的事物,我的心就止不住要激动;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感到无限骄傲。
但是我的遐想并不是只限于目前,它也把我带到过去,把我带到回忆里去。
我回忆到:当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教学态度”这样一个概念,似乎根本还没有存在。教员愿意怎样教,就怎样教;愿意教什么,就教什么。有一部分教员连“备课”这个概念都没有。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一本破讲义,一张咀,昂然走上讲台。信口开河,胡讲一通。一听到摇铃,立刻就像机器一样,突然停住,又昂然走出教室。
学生也有学生的办法。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思想开小差。我们写诗,写小说,给教员画像;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把自己的幻想放山去,让它上天下地,到处遨游。每当想入非非想到神奇的时候,教员和讲堂仿佛都在我眼前消逝,教员讲课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如在梦中。
有一次上德文课,教员是一个德国人,喜欢研究中国宝塔,在这方面似乎还有一些成就。对教书他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要我们做口译练习,我们的思想不敢再开小差,都聚精会神地低着头做起练习来。许久之后,我陡然感觉到静得出奇。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教授先生在讲台上睡着了。
我回忆到:我初入大学的时候,教大一国文的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古典文学家。他的拿手好戏是“淮南子”,会给这一部书做过注释。我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去上他的课的。然而,一年下来,我统计了一下,他三分之一的时间请假,三分之一的时间骂人,只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讲课。那一年,一共讲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江淹的“恨赋”,一篇是江淹的“别赋”。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字。有时候,一堂课只讲一行;有时候,甚至只讲一句。听说,有一位教中国文学史的教授,讲了一年,刚刚讲到。这两位教授真可谓无独有偶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员都是这个样子。当时有少数教员已经认识到马列主义的真理,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有不少的教员,热爱祖国,热爱青年;他们循循善诱,努力工作。但是,前面的情形也不是绝无仅有。我们当学生的喜欢那些认真教学的教员。
我们的“学习”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了一小部分思想进步的同学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当时投考大学的标准就是看哪一个大学能带给我们好的工作岗位,能送我们出洋留学。当时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关紧要的问题就是所谓“饭碗问题”。今天的同学恐怕都不了解这样一个名词的含义了,我们每人手里不是都有一个饭碗吗?饭碗怎能成为问题呢?但是当时确是问题。我们从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甚至出洋留学,归根结蒂,不过是为了抢夺一个饭碗。文凭拿到手,戴上四方学士帽子照了像,但是饭碗还不一定能拿到手。因此这个问题就显得异常严重了。
大学念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紧张起来。家里一大家人,家庭经济情况又不好,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快大学毕业了,家里早把自己看成一棵摇钱树:如果这棵树竟摇不出钱来呢,家里的日子真就有点不大好过了。我平常不好活动,吃饭有心,钻营无术,想走几个教授的门路,又不善于搞这一套。夜半醒来,愁绪满怀,听淅沥的秋雨打在窗外的白杨树上,一直睁眼到天明。
毕业的日期愈近,心里愈焦急。眼看就要卷铺盖离开学校了,饭碗还不知悬挂在何处。看到同班一个个四出奔走,有门路可钻的捷足先登。自己还是日坐愁城,心里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在最后一刹那,我的母校济南高中的校长想请一位教国文的教员,找到我头上来。我在大学里念的是西方语言,怎敢到高中去教国文呢?如果这样干,不是有点冒险吗?我再三考虑,踌躇不决。可是摆在我眼前的只有这一条路,我最后终于下了挺而走险的决心,回到母校,当起国文教员来。
我又回忆到:在***前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学来教书。能跨进大学的门槛,这是我平生至高无上的志愿。但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学里也不安宁。聘书是一年一发,这就是对精神上的一种威胁。如果到了暑假,手里还没有拿到饭票:聘书,那你就只好“另谋枝栖”了。
除了这一年一度的威胁之外,还有一周一度或者数周一度的威胁。当时的北京大学是统治下的北平的“***区”之一,是特务最痛恨的地方。我住在红楼,恐怕这一座楼的颜色就不喜欢。可恨这一座楼整个是用红砖建成的,他们无法改变。再加上里面这一群“坏分子”,他们就更恨之入骨了。每隔一两周,他们就雇一批打手,来包围一次红楼。那些从天桥雇来的打手,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手里拿着木棍,一个个囚首丧面,横七坚八地躺在红楼东边的沟里睡觉。他们每天从特务手里领钱,领馒头,像一群恶狗一样,随时准备着咬人。我们住在红楼上的人,每天晚上,就用桌子椅子,把楼道堵起来,怕这一群疯狗在夜里爬上来咬人。
…………
我们眼前怎样了呢?高塔顶上那一颗红星不是已经耸入北京的天空,天天在发着幸福的光芒、希望的光芒吗?
如果把过去和现在联在一起想,人们就会感觉到仿佛是从黑暗跨入光明,从冬天跨入春天,从地狱跨入天堂,从“山穷水尽疑无路”,跨入“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比异常鲜明,变化异常剧烈。白居易的长恨歌里有一句诗:“天旋地转回龙驭”,我想只有借用“天旋地转”这四个字,才能约略形容出这个变化来。1949年十月一日,我亲自站在天安门前,听到用宏亮的声音昭告全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当时热泪夺眶而出,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振奋。到了今天,也不过才短短十年的工夫,我们祖国的各方面都有了极其巨大的变化,难道这还不算是“天旋地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