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为了生动形象地表达某种意义，语言中出现了很多表示文化意象的语词，而这样的文化语词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所代表的形象以及折射出的涵义都不尽相同，因此，这就给我们的翻译带来了很大麻烦。本文拟以习语中的文化意象为视角，以文化翻译论为指导，对英汉习中的文化意象重构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起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文化意象；习语；归化；异化；语用等效
一、引言
习语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短语或者句子，闪烁着民族的智慧，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就广义而言，习语包含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俚语和典故等(张安得；杨元刚,2003)。它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象，其表达结构简洁，形象生动，意义深刻。由于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成背景和发展历程，习语承载的文化意象就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似乎成了翻译中的拦路虎。如果转换不当，就会出现要么对源语文化意义传达不完整，要么转换后的源语文化形象缺失或与源语文化形象格格不入，相差甚远，甚至造成跨文化冲突，等等。由此，要实现源语与译语中“意”和“象”二者完全或基本对等，我们必须从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人手，对这种“意”和“象”的文化现象进行重构。
二、文化翻译论
1990年，Susan Bassne~和Andre Lefevere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标志着文化翻译观理论的正式形成。他们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对等，最根本的是源语和译入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2004)。受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Christiane Nord认为翻译就是“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Holz-Mannari干脆就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而R.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h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连淑能(1993)则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移植，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人们不再把翻译看作是静止、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把它看作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过程；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郭健中，1998)。
在跨文化交际中，两个民族由于地理、历史、***治、风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诸方面原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往往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语码转换时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必须谙谐双方文化。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对等。当然，这里的对等并非数理概念上的绝对对等，而是在形式、意义、形象、意境等方面相对对等。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必须注意源语的确切语用意义，并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两种不同的认知环境中寻找最佳关联，才能使我们的翻译最大值语用等效，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目的。
三、文化重构策略之争
奈达(1993)认为，翻译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语言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为错误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由此可见，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何等重要，翻译就是要处理文化差异问题。而在译界，对文化差异的处理通常有两种策略――归化和异化。至于用归化还是异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学者认为是异化译为好，如韦努蒂(1995)就认为，翻译中必须要表现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主张用异化法来实现文化交流平等；近代的鲁迅是国内异化译的倡导者，主张“拿来主义”，不能“削鼻剜眼”；现代的王东风认为，归化译法会掩盖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读者的蒙骗；刘英凯(1987)也提出“归化――翻译的歧路”。有些学者则主张归化译，其代表人物当属奈达。他指出“所谓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接近而又最自然地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1993)；傅雷主张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语要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钱钟书也认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林纾则采用改译，完全忽视了异域文化，把归化派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归化与异化之争由来已久，由于出发点和历史背景不同，以上观点完全相斥，出现了二元对立。其实，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策略，不存在孰好孰坏，它们应该互补。内容是归化还是异化应以文化为判断标准(蔡平，2002)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怎么翻译完全要视其情况而定，这里包括文体、读者对象、作者意***、翻译目的等。译可译，非常译，译无定法。单凭某种策略来解决文化的转换问题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异化派的归宿点是，要让译语读者接受异域文化熏陶并丰富译语文化，而归化派则要让译语读者能够读起来通俗易懂，尽量减少异域文化的陌生感。而在翻译实践中，这两方面我们都得兼顾才能真正称得上翻译，否则，就会走向极端，要么是编译、乱译，要么是硬译或死译，达不到跨文化交际目的。近来，这在译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四、习语的文化意象重构实践
英汉习语浩瀚如海，其文化形象生动，涵义深刻，是各自民族文化的精髓。由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各不相同，其表现的文化形象和负载的文化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怎样转换“意”与“象”便成了棘手的问题。译者往往由于担心“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而陷入“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为难境地。在实践中，完全对等重构文化意象确非易事。学者们也早已注意到，两种语言在意义和形象上想完全对等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翻译家R，Jakobson就认为含有差异的等效是语言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语言学关心的基本问题。因此，没有差异的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认为，习语的文化意象重构应根据习语的表现形式及双方的文化认同感和接受度来进行，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
(一)文化意象相同
世界文化是个大熔炉，尽管各民族文化存有差异，但总的文化认知是相同的。在英汉习语中，我们发现有些习语的起源、联想、涵义等是惊人的相似。比如，“burn one’s boat”与“破釜沉舟”，前者是指罗马的凯撒在他的部队过河以后将船烧掉，后者是指三国的项羽在他的部队过河以后将船毁坏沉入河底，两种皆喻义“断掉后路，有去无回，抱着必胜信念”，联想的形象含有“部队一打仗一毁船一血腥拼杀”，此可谓如出一辙；再如，凯瑟琳女王为偷听他人隐私而特制的墙与管仲《君臣下》里说的：‘墙有耳，伏寇在侧’”也不谋而合。
由此，英语里有了“walls have ears”，汉语有“隔墙有耳”的说 法。类似的还有，add fuel to the flame(火上加油)，Give somebodv a11inch and he will take an ell(得寸进尺)，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摊牌), 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烦)，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as cold asice(冰冷) as white as snow(雪白)，等等。它们的比喻、联想或内涵基本相同，这是英汉习语所反应的共眭特征，采用借用法翻译，意义和形象都可以完全保留，语用几乎可以等效。需要说明的是，英汉习语的这种文化意象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是非常有限的，而差异才是主要的。
(二)文化意相同象相异
一种民族语言的语词、语句涵义或表达习惯是有理由和来源的，它们的产生、变异和发展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意象，而这种意象在另一民族语言里只能找到意的对等信息而象是不对等的。
比如，在做事中遇到难于克服的困难时，汉语说“拦路虎”，英语却用“alionintheway；”在表达岁月过得很快时英语用“Timeflies!”，汉语用“光阴似箭”或“时光如梭”。这样的比喻也许是源于我们的古人认为“箭”和“梭”是飞行很快的东西；汉语里把脱离实际、无坚实基础的事物比作是“空中楼阁”，英语却用castles in the air来表达。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英汉习语所表达的涵义相同，但文化形象迥异，出现了文化意相同象相异的情况。对于这种文化差异的翻译，我们以为，为了有效交际，可以对其形象进行归化或异化处理。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应以文化形象相似点的多少而定。如果习语间所呈现的文化形象相似点不多或相差甚远时，我们最好采用归化形象(domesticating image)来处理等效问题。所谓归化形象是以译语读者为中心，将源语中对泽语读者产生认知障碍的文化形象以译语文化形象所取代的一种翻译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更利于跨文化交际。
比如说，a cat on hot bricks，其语义是“行走在热砖上的猫”，喻义是“痛苦、焦急而狼狈”的样子，这与汉语习语“热锅上的蚂蚁”喻义相同，但在形象上存在较大差异，毫无相似点。一方用"cat“和"hotbricks"，另一方用“蚂蚁”和“热锅”来比喻。因此，为求得语义对等和有效交际，只能求其意而舍其象进行重构，对形象进行归化处理，将原文套译为“热锅上的蚂蚁”。如果异化形象(foreignizing image洧可能造成理解障碍，即便译作“热砖上的猫”，汉语读者也无其***式，很难理解其涵义。
再如，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如果同样按异化法译，一是文化形象词boy难译，二是整句文化涵义也难于传达，即便译出，汉语读者也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这里最好归化译了，译作大家熟知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虽然译语掺入了中国文化形象“和尚”，但无论是语体还是文化涵义都基本等效。这样的异化翻译既不妨碍交际也可以使译语读者接触更多异域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归化或异化形象外，我们还可以采用仿拟(analogy)手段来实现习语文化的语用等效。
比如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可仿拟英谚“When the cat’saway，the mice will play”译为“When the tiger is away from the mountain，themonkey will play”。虽然“cat”和“mice”的形象都被替换，但文化涵义相等，带给译语读者的是耳目一新的异域文化。如果译作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或直接套用When the cat’saway，the mice will play，原习语的文化意象或多或少都有所缺失。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还可采用仿拟加注释来弱化译语读者的文化陌生感。
例如，“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如果套用英谚“Two headsare better than one"来译，两者涵义基本相同，但联想对象完全不同，这样译会失去原语文化特色，使译文读者失去应有的异域文化感受。若能译作“Three cobblers’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Zhugeliang’s(Zhugeliang，a mastermind in ancient China)”效果会更好，而前句则译为“一人不及两人智”为佳。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仿拟还是仿拟加注释都只是异化策略的具体实施手段，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要以双方习惯表达中有相同或相似的联想形象或文化涵义为条件，注释也不能过于冗长，否则会破坏原习语的特有风姿。
五、结语
习语翻译涉及到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文化，译者应以译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最大接受度为前提，要在“保留原文的丰姿”和不影响译语读者理解间求得平衡。如果我们不顾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在规约表达式上的差异，不顾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而把原文的一切信息都直译到译文之中，那么必然会导致原文涵义及形象的丧失，最终导致译文读者对原作意欲传达的含义不解、异解或曲解。作为译者，我们应当警惕这种翻译带来的危害(何自然，1997；Baker，1992)而不顾及异域文化的传播及民族文化异质成分的输入，一味地迎合读者的翻译同样是不可取的。我们只有加强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研究，不断增强译者对双方文化的认知能力，习语文化构建的语用价值才得以提高，有效地跨文化交际才能得以正真实现。
译海无边，探索依然。本文仅从习语文化意象视角来探讨习语文化重构问题，所讨论的译法也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欢迎同仁斧正，共同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