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编者按：鲁迅之子周海婴于2011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周海婴遵从父亲的教诲，走自己的路，“不做空头文学家”。他小时候喜欢无线电技术，后来也从事科技方面的工作。他不但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也选择了自己的业余爱好――摄影，并且持续了近70年。真实是摄影的生命，周海婴坦承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不为了“猎奇”而摄影，而只希望让它们见证时代。本刊特约曾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采访过周海婴的《人民***协报》记者杨春先生撰写了这篇文章，以志悼念。
“我曾梦想成为专职摄影家，但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出生在上海，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他1952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曾任广电总局干部，系第11届全国***协委员。
人们知道海婴先生，一般都只知道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除了知道他遵从父亲的遗愿没有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而是做了一辈子科技工作之外，周海婴在公众的视野里，出现得并不多。
知道他会摄影的人，并不多。知道他会摄影并进而知道他是一个小有成就的摄影家的，更不多。至于能够数出他的摄影成就的人，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准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但人们更乐于开玩笑似地称呼他是“准摄影家”。
他作品的拍摄的场境和内容，有很多是别人没有机会遇到而无法记录的，也有别人司空见惯而不加注意的。
借相机起步的“准摄影家”
周海婴第一次对照相机和摄影术产生兴趣，是在父亲过世之后。1936年，鲁迅先生过世这后，许广平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身体状况很不好，一位姓蔡的阿姨建议她去杭州休养，换个环境转移一下对鲁迅先生的思念，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哀伤。
那一年，周海婴才8岁，自然要跟着去。蔡阿姨带着一只黑色的小型相机，不时地对悲伤中的母子拍照，以转移小海婴的注意力。很快，她发现，这个小男孩对相机相当地好奇，并进而提出要自己“小试身手”，可能是经不起孩子的左缠右磨，蔡阿姨破例允许海婴按了几次快门。当时可能没人会想到，这个简单的决定会对这个8岁的小男孩产生多大的影响，进而影响这个男孩的一生。周海婴说：“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
虽然开始了摄影之路，但周海婴真正拥有自己的照相机，还是在7年之后的1943年。因为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天无法想象的，即使是许广平这样的人家，也不会为孩子置办一架照相机。所以，周海婴的第一架照相机还是借来的。
周海婴在回忆自己使用的第一架照相机时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记得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二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档铁片光圈，快门只有一挡，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底片感光度常规是25度(也称‘定’)，50、100度价格贵，属于中速及快片。弱光下假如能有100度快片用，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今天，可能也只有专业摄影师才能看懂这些专业术语了，但80多岁的周海婴在回忆自己的摄影之路时，仍然如数家珍，可见，拥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和在周海婴心里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直到周海婴80岁时，仍然把自己的个人摄影展命名为《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展》。
一架相机的“准摄影家”
作为一名“准摄影家”，周海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只有一架照相机。
周海婴的“准摄影家”之路，是从二手相机开始的。对当时的情景，想不到80高龄，他仍然记忆深刻：“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承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说来这番话已经是64年前悠悠往事了。”
***之后，周海婴还用过二三手的徕卡相机，Ⅱ、Ⅲa、Ⅲb、Ⅲc都尝试用过。但他总是在二手相机店流连多次，反复比较，直到一架梦寐以求的相机出现的时候，他才恋恋不舍地把手里用熟了的一架卖掉，再添点现金，将那一架新机型迎娶回家。所以，他虽然用过不少机型，有苏联的卓尔基Zorki、基辅Kiev，德国蔡司厂的康太莎（20世纪50年代产品，产量很少），日本的尼康、佳能、美能达等等，周海婴可以说是经历了从最早的摄影到现在数码相机全过程的人，但手里总是只有正在使用的一架。
自己动手的“准摄影家”
周海婴说：“我曾梦想成为专职摄影家，但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但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动手能力，在摄影领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80多岁的周海婴先生家里有一个黑色的硬塑料罐子，装上底片和显影液晃动，待底片均匀地泡在显影液中时，影像就显露出来了。周先生就是用它来冲洗胶卷的，因为多次反复使用，硬塑料的罐子底部已经磨出了一圈圈纹理。
那是他冲洗3万多张底片留下的印记，也是他70多年摄影生涯留下的年轮。
他在冲洗胶卷上还颇有心得。据说，在显影之后，他习惯一个“浅定”工序：他在显影以后就用水冲底片，冲过之后才在旧的定影液中“浅定”一下，中和一下酸碱度，让它有一个更利于后面定影的较中性的环境，待后面的定影充分以后，就一直用流水来冲。这一过程是他独一无二使用的，他的底片非常干净，储存时氧化得也很少。这也是他3万多张底片能长时间保存下来的原因。
他甚至还自己冲印彩色照片。1954年，他自己买的药粉配方，胶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苏联的，颜色比较偏绿，绿色很怪，比较假。还有一些是美国的，就是暖色比较厉害的。
证明时事的“准摄影家”
周海婴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抓拍中有***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猎奇’，只希望它证明时事。”
周海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架相机是用800港币买下的禄来双镜相机，许多珍贵的照片都是用它照下的，最重要的是它还记录了建国初期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说到周海婴使用时间最长的这部相机，还得先说他的母亲许广平。
对于儿子痴迷于摄影，母亲许广平非常支持。周海婴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那都是许广平帮儿子细心粘贴的，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许广平还为海婴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字：“雪痕鸿爪”、“大地蹄痕”。
1948年，生活在香港的各派领导人都接到电报，邀请他们北上哈尔滨，准备召开新***协会议，共商国是。大家在香港地下***布置下，分途北上。
为了应付东北的寒冷，香港地下***给了每家几百元钱买防寒衣服。但许广平并没有买新衣服，而是买了旧衣服，把省下的800多港元买了台照相机和20个胶卷。
可能当时的海婴先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而这样一个少年拿着相机东照西照也并不太引人注目，一起北上的地下***的同志跟这个少年说：照相可以，但不能给外人看。海婴先生也明白，这些同行的叔叔阿姨都是负有秘密使命的人，绝不能泄露身份。他郑重地向带队的叔叔保证：没有允许，绝不泄露天机。
没想到，这一承诺一直持续到他80岁那年。
2009年10月到11月，一生热爱摄影的周海婴，在他80岁生日之际，举办了一次个人摄影展。人们在这次展览上，看到了1948年郭沫若、侯外庐、宦乡等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区，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协”的历史瞬间。周海婴拍摄的《华中轮抵达东北***区（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协的召开（沈阳铁路宾馆）》、《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词（火车上）》等照片被摄影界称为：见证这段历史的“孤本”。
如果说，一个摄影家一定要有他的代表作的话，可以说这一系列照片就是周海婴的代表作。
“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更不是著名的摄影家，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发烧友。”谈起摄影，周海婴说自己喜欢朴素的摄影，真实是摄影的生命；他坦承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不为了“猎奇”而摄影，而只希望让它们见证时代。
那架妈妈用买防寒衣服而节省下来的钱给自己买的相机，周海婴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
校正史实的“准摄影家”
在香港上船的时候，许广平母子经过了简单的化装，许广平化名“许景宋”，周海婴则化名为“周渊”，身份是船员。同行的民主人士有马叙伦、郭沫若、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宦乡等，目的地是已经***的哈尔滨。
有史料记载，当年大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北上途中，郭沫若等人所乘轮船为挪威籍客轮，但在周海婴拍摄的一张题为《华中轮上，郭沫若、许广平与侯外庐（海上）》的照片十分清晰地显示，三人左侧背景处有一个被缚在船舷上的救生圈，上面写有繁体“华中”二字。“这是一艘货船，载重量为1000吨，挂着葡萄牙国旗。”周海婴说，“香港的有些轮船公司为中外合资，华中轮当时属租用。”之所以悬挂葡国国旗，可能有该国公司的股份，也可能当时葡萄牙立场中立，万一在海上遇到***舰盘查便于周旋。
这次秘密旅途，除了两次遇险，基本平静，甚至有些闲适，周海婴称之为“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还发生了一件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相关的事。周海婴小时候喜欢无线电技术，常常在家玩业余电台，在华中轮启航不久，周海婴即通过船上的收音机接收到了沈阳***的消息。“那是一台美国产的NC―100型收音机，”周海婴回忆，“船行海上，信号受到的干扰较弱，我在电台、延安台、美国之音和印度德里台的电波夹缝里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周海婴后来成为新国家第一批无线电专家。“我遵从了父亲的教诲，走自己的路，‘不做空头文学家’。”他不但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也选择了自己的业余爱好――摄影，并且持续了近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