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梁启超说过：“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要以“爱”相扶。
梁启超：育子有方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匡时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慈父般的培养教育。他所育的9个子女中，有7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来并相继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除了公众所熟知的梁思成院士外，还走出了梁思永和梁思礼两位院士。
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梁启超说过：“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人小时候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健全的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是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则要以“爱”相扶。
有一次，梁启超的二儿子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并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3个问题让梁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对于治学，相对于成功与否，梁启超更看重的是治学的态度。在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他写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梁思成曾表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梁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认为，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其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梁思成：建筑宗师
梁启超的几位子女中，最著名的当属梁思成。梁思成，广东新会人，出生在日本，童年时代也在日本度过。当时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梁思成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婚礼。之后，两人按照其父梁启超的安排，赴欧洲参观古建筑，并于8月回国。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抗战时期，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他只能靠大量的线描***来弥补照片的不足。
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同年，梁思成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梁思成被任命为一级教授和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学部委员于1993年改为院士）。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并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逝世。
梁思永：近代考古学开拓者
相对于梁思成，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显得不那么为公众所熟悉。但他却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他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与其兄梁思成同属人文组。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还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外，他还留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这样的经典传世。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却是在日本度过的，他1913年随家人回国，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班。在清华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与兄长梁思成积极参加文娱社会活动。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在哈佛大学经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
梁思永选择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多外国人当年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掠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
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梁思永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在他的女儿梁柏有眼中，父亲就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就算是在患病后，也依然那么拼命。1932年春，梁思永在野外工作时患病，当时没有及时***，仍坚持工作，直到后来发起高烧，住进了协和医院，才知道已转成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的胸部抽出四瓶水，颜色像啤酒一样。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不能从事田野考古，却是有力的学术带头人。他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把每天要做的事写在便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却丝毫不耽搁，并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同时，为了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力量，梁思永积极支持由文化部、中科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北京大学成立历史系考古专业，他也积极支持，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4年4月，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在梁柏有看来，梁思永年仅50岁就去世，其实就是积劳成疾。
梁思礼：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4岁多。但在梁思礼的心中，父亲的影响却伴随了他的一生。
梁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被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熬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为了能够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1949年夏，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后，毅然选择了回国。梁思礼与父亲梁启超长得极为神似，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1956年，国家决定组建***第五研究院，梁思礼被任命为五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谁都没见过导弹和火箭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这样两手空空的艰苦条件下，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
1971年9月10日，“东风五号”首飞试验，一举获得成功。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
1987年，梁思礼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是非***府性的国际学术组织，1960年成立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989年出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
梁思礼曾说，林则徐的一句话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4年8月15日，《环球人物》201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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