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吉普赛女性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较为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极大地冲击了西方的文明秩序，而吉普赛民族女性形象所独具的魅力，更直接地激发出西方人的自由欲望。这一现象出现，是因为吉普赛女性形象是“自由”和“自然”的象征，符合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追求。在西方文学家的笔下，吉普赛女性形像作为一种合“理性”的利用，这种功利性也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自由；他者；社会集体想象物
一、引言
约在6世纪时，阿尔泰地区的突厥人强盛起来，居住在印度北部旁遮普省的一些吉普赛民族部落，于10世纪左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生活的磨砺，逐渐形成了他们自由无羁的天性。吉普赛人浪迹世界各地，约在14、15世纪，他们流落散居到欧洲各国。继而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吉普赛形像：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塞万提斯创作的《吉普赛姑娘》，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值得研究的是，19世纪出现了普希金的《茨冈》，列夫。托尔斯泰的《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梅里美的《卡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等，都塑造了浪漫美丽、独特而鲜明的吉普赛女性形像。
此类形像为何如此集中在19世纪出现?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此类形象的研究大多囿于社会批评的角度，而少于从比较文学理论视域出发去求根溯源。
二、吉普赛女性形像是“自由”和“自然”的象征
吉普赛人被认为是自由、爱情、歌舞的象征由来已久。荷兰画派的奠基人哈尔斯的代表作《吉普赛女郎》，表现的是尼德兰民族***战争胜利后，新教徒追求自由的时代倾向。画中的吉普赛女郎无拘无束的天性表现得非常生动，特e是那扭头一笑，会心中透出无伤大雅的轻蔑与嘲讽。
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于1824年创作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茨冈》。贵族青年亚历克因躲避官司而出走，与一茨冈女子真菲拉相爱。两年后，真菲拉爱上了另一个茨冈男子。出于报复，亚历克杀了真菲拉。真菲拉在死前愤怒地说：“……亚历克，你也死了吧!我为爱他而死……”真菲拉视死如归地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
法国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发表于1831年的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巴黎圣母院》，塑造了一位完美的吉普赛女子――爱斯美拉尔达。奇特的装束、超凡的舞蹈、美妙的歌声、脱俗的外表、善良的内心、自由的生活，深深触动了所有文明人的心灵。在封建制度和宗教的双重统治下，如爱斯美拉尔达那般自由的生命个体，必遭扼杀是毋庸置疑的。
法国著名小说家梅里美创作于1845年的中篇小说《卡门》，加之同名歌剧的演出，使得卡门这一吉普赛女性形像家喻户晓。当唐・何塞请求卡门弃恶从善一起去美洲时，不受任何约束的卡门，对何塞大喊：“继续爱你，这不可能。和你一起生活，我不愿意!” 最终死在何塞刀下，表现出选择自由的决绝态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发表于1892年茨冈女子娜达和本族青年罗伊可・佐巴尔彼此相爱，但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佐巴尔为了维护自己灵魂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而杀了娜达。娜达死前对他说：“我从来都没爱过任何一个人，罗伊可，可是我爱你。可是我仍旧爱我的自由!这自由，罗伊可，我爱它胜过爱你”。可以看出，娜达也是为精神自由而选择了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罗素说：“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叶茂花繁。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因此，吉普赛女性形像是作为“自由”的象征被作家所创造、读者所接受的。而吉普赛女性形像不仅是“自由”的象征，她们也是“自然”的象征。
吉普赛女郎伴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进入我们的视野绝非偶然。一个时代的文学追求必然表现为大致相同的美学理想，“自然”与“激情”这一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追求，由吉普赛女性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在自然”这一自古以来的命题，它的最高形式是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自人类跨入文明时期后，这种和谐被打破了，重建和谐随之成为艺术追求的一大母题。
在普希金《茨冈》中，有大段景物描写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和人的关系简单自然而纯朴，亚历克告诉真菲拉他所抛弃的生活：“有什么好惋惜?你真不知道，你真无法想象，那城市多么不自由，又多么憋气!关在围墙里，成群的人们吸不到早晨的新鲜空气，闻不到草原上春天的气息；羞于谈情说爱，还压制思想，拿自己的自由去做交易，在偶像面前顶礼膜拜。求的是金钱，求的是奴役。”亚历克回答真菲拉：城里热闹的娱乐算什么?那里没有爱，也没有欢乐。而姑娘……你没有富丽的衣装，没有珠宝，也没有项链，和她们相比，却要美得多!你不能变心，我亲爱的朋友，而我呀……只有一个愿望，和你共享爱情和悠闲，共享这心甘情愿的流放!文明的贵族生活不由分说扼杀了人天性中的美好成分。亚历克实际上早已是文明异化的代表，看重所谓的权力――对女性的占有，否则，就拔刀相向。何赛、弗卢洛、佐巴尔无一例外成为维护男性价值标准的符码。正如荣格所阐述的，集体无意识是原始祖先传授下来的，是先天结构的遗传性，它预示个体按人类在世代繁衍中形成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活动。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第六章“生态女性主义”指出，新兴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月经使女性与自然过程(月亮圆缺)保持有规律的联系，使女性能同他人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保持关怀的关系，作出敏感的决定。从女性的生理角色及照料子女和家庭，女性发展了关怀的伦理，这一伦理原则对于重新界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和自然，不是体现，不是贴近，而是等于。她们本身就是“自然”。她们更深地生根在大地中，直接卷入了自然的伟大的循环节奏中。在文明社会的女性，日渐远离了生命本真之美，女性这一最能体现自然之美的群体在文明的状态中尽失自然之神韵。吉普赛女性形像之所以光彩照人正是因为她们洗尽铅华后的自然之美，养育她们的正是自然的土壤和空气。
总之，19世纪的吉普赛女性形像彰显共同之处：主要是“自由”和“自然”的象征。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在音乐作品中，如比才的歌剧《卡门》，萨拉萨蒂的名曲《流浪者之歌》以及勃拉姆斯的声乐套曲《吉普赛之歌》等。
三、吉普赛女性形像的同中之异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对象的共性，也分析研究对象的个性，挖掘同中之异。既然“形像”是加入文化和情感的主客观因素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那么同类形象在趋同时也会有所不同。
几百年来，这个没有国籍的流浪民族，远离故土风餐露宿与自然亲密为友。言普赛人选择这种生存方式，也就选择了自由，使他们得以把文明的污染远远抛在大篷车的后面。他们舒展着未受理性文化障碍所异化的自然天性和自然行为；他们用感性、直觉和大自然对话，无意识地遵循着生命本体的自由冲动，提供给人们审视自身生存状态和作家进行艺术想象的无尽空间。
吉普赛女性形像在不同民族存在实际的差异。法国吉普赛女性形像都活跃于都市之中。爱斯梅拉尔达和卡门以极美的外表和曼妙的舞姿，极具观赏性，自由舒展的行为方式给法兰西文明人形成极大的视觉冲击。这说明法国作家通过审美想象对异族形像的整合利用。俄罗斯的真菲拉、娜达都是游离于文明都市之外，女性形像更加纯美自然。这一形像特征冲击了俄罗斯的专制传统和贵族的虚伪保守。这是由于吉普赛民族在这两个国家的实际处境是不同的。言普赛人从中世纪末期穿梭于法国大小市镇，***府并未多加限制，表明了法国文化的相融性。而俄罗斯的历任沙皇都敌视茨冈人，只划出远离城市中心的郊野之地作为其活动范围，表现出俄罗斯文化的排他性。流放荒凉南俄的普希金和挣扎在低层的高尔基，在作品中营造吉普赛女性形像的自然环境只能圄于荒郊野外。
创作个体不同。研究19世纪塑造吉普赛女性形像的作家，会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面对具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文化现状，作家们借助吉普赛女性形像无疑表现出对当时文化秩序的否定。然而，创作个体的自身性格和社会处境不同，使同样美丽而自由奔放的女性形像也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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