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兵农分离是日本近世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理解和把握幕藩制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由于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幕末期西方势力的东渐，旧有封建体制受到强烈冲击。此期间所产生的“土着论”与“农兵论”两种农兵思想先后对兵农分离制度提出质疑与挑战。而农兵思想主导下的农兵制改革打破了兵农分离的传统，淡化了武士与平民之间的界限，使这一制度走向瓦解，为近代日本消除封建等级制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农兵思想;日本近世;兵农分离;农兵制
中***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4-0033-10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4.004
兵农分离是近世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密不可分。一般认为，自丰臣秀吉颁布“刀狩令”（1588年）和“身份统治令”（1591年）以来，日本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武士与百姓、町人的身份和职业，明确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实现了兵农分离、农商分离、士商分离。这种带有人为强制性的阶层划分成为区分日本中世与近世的标志[1]。即便可以认为这种严格的分离状态贯穿了整个江户时代，但是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针对这项制度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来未曾断绝。如果说通过“养子制”或“身份买卖”实现的身份流动尚属士、商之间基于个人意愿的“钱权交易”;那么期间兴起的农兵思想，即江户中期的“土着论”以及幕末的“农兵论”便是对兵农分离制度在思想观念领域的公然叛离与颠覆。
伴随幕末西方列强的强势叩关、东渐，统治上层始觉事态严峻而不得不对固有***制做出调整时，“农兵论”作为强兵***存的救世良方被推上历史舞台，并驱动了全国范围的农兵制改革。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日本近世以来的兵农分离制度走向瓦解，森严的身份制由此被撕开一条裂隙，进而为日本社会由封建向近代转型创造了条件。
目前国内学界关兵农分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且多侧重其发生原因、历史作用及影响;对其衰落与解体过程却少有论及，而对于农兵思想的研究与探讨则更为鲜见。鉴于此，文章拟通过阐明日本近世农兵思想的产生背景、嬗变过程，探讨其在兵农分离制度瓦解过程中的历史影响。
一、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土着论”的产生
兵农分离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武士阶层彻底脱离社会生产，经济上完全依赖封建领主下发的禄米。集居城下町而成为都市生活者的武士通过“米市场”将禄米兑换成货币，然后为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将货币流入商品市场。这样，从收入和产出两方面，武士阶层均受到商品经济的掣肘和町人阶层的盘剥。正如日本学者大山敷太郎所指出，“武士阶层非生产性的经济生活完全背离了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 [2]6是兵农分离的根本症结所在。随着这种矛盾日益加剧，武士的贫困化问题初露端倪，而“五公五民”甚至“六公四民”的高额租税也令农民叫苦不迭。于是一些江户学者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业已成为“常识”的兵农分离制度，主张武士重归农业生产，以求自给自足;试***通过复古自然经济，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想与主张被称为“武士土着论”（以下简称“土着论”）。
“土着论”的早期代表是江户前期的阳明学者熊泽藩山。在撰著《大学或问》中，藩山设问：“如此农与兵之分也久矣，是否应返回农兵之昔？”[3]439在自答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此之高免（高税率）令民生疲敝，乃民与士分离之故也”[3]440。在藩山看来，减免地租并让武士摆脱贫困理应是为***者的首要课题，然而现有市场机制又成为其制约因素。简言之，大米的增产势必导致米价的下跌，因此即便武士的禄米增加，他们的货币收入仍会减少。大米越是增产，武士反而越难以脱离贫困。既然商品经济下武士的贫困难以避免，那么倡导返回自然经济状态的“土着论”便有了现实意义。接着，他进一步阐释“武士土着”的功效：
“士应居住于各村，若此后子子孙孙为生死与共之谱代之民，则士将节制检点，弃恶为民。若与民共出***役，则人数众多而无有负担，缴税只需二成、三成便足矣。……若逐渐参与劳作，可为菜园除草、帮助下人以为消遣养生、猎于山野、渔于川泽，不避风霜雨雪，勤勉于文武之艺，成为君之干成而非一介武夫。……以至子子孙孙，士皆为作人，则可复归十一之贡”[3]440。
上述论说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首先，通过回归自然经济，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武士阶层通过归农可减少货币支出，改掉往日骄奢的生活习气;武士协助农民务农，租税负担也将大大减轻，甚至儒家普遍想往的“十一之贡”也并非遥不可及;而统治者亦可“将财用之权从商人手中夺回”[4]。其次，能够改善士、农间的关系，构筑“士农平等”的理想社会。通过武士与农民共同劳作、一同护国，逐渐结成“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以至“士皆为作人”，彻底消除阶层间的藩篱。在结论处藩山又从***事角度出发，指出长期的兵农分离势必造成武士“积弱”的恶果。他说：
“若为农兵，则本邦之民将格外武勇，符合真正武国之名。由农民分离之武士，身体易病且手足孱弱。纵然心有武勇，若遇强敌亦不免疲敝、病死。且若***、侍从等奉公一年便不思其主，此乃***用之损也。倘若平素不为农兵，则风俗日下，终不可长久。故此时理应重返农兵之昔” [3]443。
元禄、享保年间，随着货币经济高度发达与町人势力的崛起，武士的贫困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渐由隐而显。据太宰春台《经济录拾遗》记载：“近来诸侯，无论大小，皆国用不足。贫困之甚，借用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若犹不足，则借金于江户、京都、大阪之富商大贾，年年不止”[5]。倘若统治上层尚需依附于借贷资本以维系统治，那么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则只能出卖劳动、变卖家产，甚至出卖武士身份这一曾令他们倍感骄傲的特权的象征。而作为“阶级再生产”保障的家族制度亦难于幸免。许多武士家庭除长子能够继承家业之外，次子以下只得沦为浪人[6];更有甚者则通过收养商人子弟为养子，各取所需。在这种背景下，身份流动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促使统治上层乃至民间学者苦苦寻找对策。当时提出的种种策略中有的主张强制节俭，有的讲究“借贷方法”，幕府甚至通过颁布“弃捐令”减免或干脆清除武士的债务。这些***策调节虽然能取得短期成效，但在当时一些学者眼中不过是未能触及问题根本的杯水车薪之举。于是“土着论”被再次搬出并得到进一步提纯，一度成为当时学者眼中矫正时弊的方药。
荻生徂徕是这一时期倡导“土着论”的代表，他的见解集中见于《***谈》一书。该书记载了享保年间作者针对***府要人的咨询做出的解答。足见这一时期的“土着论”显然已经超越了空想和理论的范畴，而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策被提出。书中，徂徕一针见血地指出武士贫困化的危害：
“太平续久而上下渐入贫困，纪纲紊而乱象生。和汉古今由治世移向乱世皆由贫困而起，此为历代之标志、明鉴也。故治国平天下，应先须富丰，此为治之根本也。管子言‘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亦宣‘富后而教’。……救上下贫困之道别无奇妙之术。唯古之圣人有之，而今世所欠缺之方法……若云此为何物，古之圣人之法之大纲，使上下万民皆在着于土地，立法制度于其上，此为治之大纲也” [7]303-305。
按徂徕的说法，国家贫则乱，富则治，上下贫困是当时一切乱象的根源。之后又抬出管子的名言和孔子的“先富后教”予以佐证，儒家尚古崇圣之情可见一斑。在这种“疑今者，察之古”的论调下，徂徕的救世之道自然而然地引向“古之圣人有之，而今世欠缺”的“土着”之法。作为武士“土着”的效用，徂徕设想道：
“武家居住于田舍之时，第一，衣、食、住皆不需旁物，武家人人之财产便可恢复……奔走于田野，可强健手足……平日如有闲暇而无其他消遣，则武艺及学问当较在江户有所长进……若武家居于田舍，可习田地之样子、河川之工事等，将其命为地方御代官，定与出生于江户者有天壤之别” [7]288-289。
可见，徂徕也认为“土着”的最大收益在于经济层面。通过让武士“衣食住不需旁物”、“无其他消遣”，可以改变他们奢侈的生活作风并削弱对物质的需求。而让武士“下基层”、谙习生产、工事，也是出于培养栋梁以定国安邦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徂徕的“土着论”有着强烈的“抑商”倾向。这种倾向与作者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所引起的“拜金主义”的深恶痛绝不无关系。徂徕曾慨言：
“但有金钱，纵是贱民亦可如大名一般，不问咎责。可悲的是，若手无金钱，身无长物，即便高位有德之人亦难保体面，遭人排挤，此为如今之世界”[8]314。
在徂徕看来，造成上述悲剧的魁首正是利欲熏心、奸诈油滑的町人。于是他便将武士的贫困完全归咎于町人对现世财富不择手段的攫取，痛斥“武士之知行被商人榨取殆尽”[7]306。这种将武士与町人对立起来的观念也是江户中期“土着论”的特征。
“土着论”在江户中后期盛行一时，与当时的重商主义论成分庭抗礼之势，相应的著作也不一而足，如太宰春台的《经济录》、古贺精里的《宽***纪元十事解》、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武元立平的《劝农策》等等。种种“土着论”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各有不同，但核心思想不外是通过让武士归农重拾生产，令日本社会从商品经济返回到自然经济状态。这种思路反映了传统儒家“贵谷贱金”、“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与思维局限，也被后世学者指摘为“无视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无条件维持封建社会存续的前提下的议论”[2]9。而从本质上看，“土着论”又具有改变生产关系与调整社会关系的双重特性。
虽然“土着论”以要求武士放弃原有的都市生活为前提，从而难以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但是其对传统兵农分离制度弊端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阶层关系进行积极调整的意识，无疑对此后农兵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奠基与启示作用。
二、西力东渐与“农兵论”的兴起
近世中期开始突显的武士问题并不止于经济一面。由于江户承平既久，武士基本失去了用武之地，除了少数能够参与***治生活外，大部分尸位素餐、坐食抗颜、不修武备，***事素质急转直下。武士整体上的衰落也造成幕末时期日本国防空虚，“风俗日下，不可长久”的担心一语成谶。另一方面，随着江户后期外船频繁叩关骚扰，幕府的对外关系日趋复杂，而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更令日本朝野惊觉并引以为“殷鉴”。于是重修武备、巩固国防等问题逐渐引起当时统治上层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为克服武士的普遍积弱，主张破格招募农民参***的“农兵采用论”（以下简称“农兵论”）应运而生。
关于早期“农兵论”较成体系并颇具代表性的论断见于广濑淡的《迂言》。在书中，作者指出国防的重要性与国力虚弱之间的矛盾，进而抛出了打破身份界限征用农兵的主张。他说：
“武备乃保国之要务。虽是太平，武门亦片刻不该将此忘记……如今诸藩上下陷入困境。如此***备困乏，能够参战之人数寥寥。寡不敌众乃天下之常理，无论如何贯彻武士道之精神，以极少兵力也无法战胜强敌。然欲增其兵力，当首推农兵;欲强其民，莫过于农民”[8]29-30。
接着，淡开始探讨农兵采用的可行性。身为儒学者，淡亦自觉不自觉的也开始引古论今，“抑周之时有农兵之法，其时井田制下所纳之税为十分之一。如今我邦之税大抵为十之四、五。此为和汉古今未有之重敛”[9]30。在如此重税之下，强行将农民拉入战争显然不合情理，也难以得到支持。为此，淡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派遣武士至各地知行所，以便将农民置于武士的统辖之下。在此基础上，农民平日务农，战时为步卒。而作为激励，可赐予农兵一些身份特权，或者免除其劳役”[9]160。
“派遣武士至各地知行所”的做法实际上契合了徂徕等人的“土着论”，只不过前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淡则是从***事角度出发。但即便如此，作者仍以为不够圆满。因为“农民云其苦于重敛，故需等待农闲之时方可用，多不便之事”[8]31。所以，不能仅仅依靠狭义上的“耕作于田”的农民，“虽古时可仅用农夫，而今却不可限制”[8]31。具体而言：
“四民之内，唯有商人即便几十万也难以用于战场。其他通过教育均可充兵卒之用。百工之人大抵皆可取用。猎师等应尤为宜，医师、社家、山伏，皆带刀剑，似于武士，亦可取用。僧侣依据时宜亦可取用。凡如此之类皆予以相应之身份，教授其道理，令其思颜面，则自然不辞战场之役。此为增多兵卒之法也”[8]31。
概言之，淡认为***队在“士”之外还应该接纳“农”、“工”两阶层，即除町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劳动阶层甚至宗教人士均可以参***。虽然对町人的歧视与此前的“土着论”如出一辙，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打破身份界限的主张，并摆脱“土着论”浓重的复古情节已属难能可贵。日本学者对此评价颇高，甚至认为是日本近代征兵制的原点。“毫无疑问，这种士兵的采用方式符合后来本国征兵制所基于的国民皆兵制”[9]162。但是按当时世人的“常识”，非武士出身的农民既无作战经验又无战斗技巧，恐难胜任***人之职。“如若召集非武士之徒，令其赴之战场，何用之有”[8]31。对此，淡给予了明确解答：
“今日之武士，于战场亦非人人可用。泰平数百年，今日之天下无一人曾赴战场，可用与不可用，不至其时则难以知晓。但凡战场之上有一战之觉悟者，则可谓可用也。若无此觉悟，则不可用也。如此，非武士者既已决定出战，则每年赴讲武场，自会有其心得”[8]31。
淡认为无论武士还是农民，其能够发挥***事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战之觉悟”。这种“觉悟”应指参战意愿，在意义上并不等同于所谓“武士道之精神”。简言之，淡的***事思想一贵兵员之数量，二贵作战之觉悟，最后才是战法之心得。当然，淡也并非不知兵不贵多而贵精的道理，只是“泰平数百年，今日之天下无一人曾赴战场”的事实，已让人难以分辨武士的“可用与不可用了”。至于令农兵“每年赴讲武场”的建议，则能够看到淡对***事教育的重视。对此他更强调说：“今日之我说，以养兵为主，民兵兼用。若依此法则民之风俗强也。若平日不用此法，待事情紧急，***兵患少，俄而募民为兵，则将如吾子所谓‘不堪大用’，确当如此”[8]32。而对于“养兵”之法，淡又有进一步的阐释：
“用增多战士之法时，即便如今只用一万之***势，也应保有两万之兵力。将此按一分为二，按冬季与夏季分两批训练。大体之方法为，选不妨碍农事之时间，于适当之土地先集中一万人，分其队伍，予其铠甲、头盔、旗帜如同赴战场一般，在此基础上进行列阵训练。待到冬季之训练，令剩余之一万人参加”[8]33-34。
上述将农兵分批进行***事训练的主张，意在不误农时，农、兵兼用。这与日本进入近代之后国民征兵制中的“预备役”制度虽不可等量齐观，但在形式与思路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淡的农兵论中所展现的充实各藩***备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守备与自卫的倾向。这种特征的形成有两点原因：第一，符合当时日本处于守势，需要加强海防的国情;第二，与淡的稳健性格有关[9]162。
如果说在淡的“农兵论”问世之初，习惯歌舞升平的幕府统治者尚能对此视若无睹，那么随着1853年佩里叩关，一股关乎国家存亡的紧张空气从国内弥漫开来的时候，“农兵论”便迅速甚嚣尘上，农兵制改革也成为了统治阶层内部会议上的重大议题。幕府江川英龙的《患当世之急务论》、纪州藩菊地海庄的《七宝刍言》《农兵谕言》《农兵私议》、下总国船桥随C的《不土着之***役》《土着不土着兵赋之事》《兵赋之大意》等，都是当时鼓吹农兵制的典范。这些议论虽然是从各藩实际情况出发而各有所别，但是核心主张却与淡的“农兵论”大同小异，且基本上限于陆***一面。
明确提出陆、海***皆采用农兵制的是佐藤信渊。他在《垂统密策》“陆***府”一节里写道：“此府应将山师、马贩、马夫、牧养、轿夫、舆夫、蚍颉⒓苯拧⒘曰А⒅袂埂⒄⒎颉⒐头颉⑼欧颉⑼蓝等，凡于陆地劳务、维生之十五种蛎裣な统御”[11]431。相应的，同书“水***府”一节中又说：“以江海维生之渔民与舟民，即渡丁、钓师、鬼主、船长、蒿夫、水手、没人、按针等皆属此府”[10]434。
这一时期西方***制对农兵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船桥随C的《土着不土着兵赋比较》中曾言：“外夷选士之法，凡入兵部之男子，皆限定二十岁至三十九岁”[2]75。长州藩“某士”的建言中也说：“西洋诸洲之兵士亦从农民中选择。待武艺精熟之时，亦为本之农”[2]75。在幕府担任勘定奉行的小栗上野介在其意见书中写道：“于西洋诸国，临有战事则树立全国皆兵之法律，区别为正兵、农兵二种。农兵者称为护国***，入学各国之兵校，每年春秋进行二、三回演习。司令队吏根据之前人物所处阶级进行选拔”[11]188。可见，西方征兵制早在幕末便已经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野。但是由于日本国体封建割据的特性，全国范围内统一施行征兵制是不现实的。然而“农兵论”下的农兵制却恰好符合当时统治者迅速扩***的迫切要求，这无疑为日本的兵役制度改革提供了一条折衷路线。
无论是江户时期的“土着论”抑或幕末的“农兵论”，虽然看似路径取法相反，却都是以否定兵农分离***策为前提，以提倡兵农合一为归宿。前者强调重农抑商，主张令武士归农以解决武士的贫困问题进而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而后者意在“强兵”，希望通过征募农民编入***队以扩充兵员，进而提升***队的整体战力，属于一种***制改革主张。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恫吓下，从幕府将***到各藩藩主都迫切地渴望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实力，以应对本国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局面。于是，一场救亡***存的农兵制改革顺势而出。
三、农兵制的展开与兵农分离制度的瓦解
在近世日本的封建体制下，幕府以及各藩的农兵制改革如同其他改革一般，各自为***、五花八门。各地所征募农兵从发起时间到人数编制、训练调度也都因地制宜、取法不一。其中尤以幕府的农兵改革与长州藩的奇兵队具有代表性。
幕府方面的农兵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幕府上层对农兵制的态度十分审慎且又充满矛盾。“一方面幕府面对来自敌对诸藩以及外国的压迫的巨大挑战，急需增强兵力;另一方面又忌惮武装农民阶层会造成农村的不安与危险” [12]。就连胜海舟这样的改革先驱也对此忧虑重重：“然若沿用从前之制度，所谓武士者皆是虚位坐食、属完全无用之流……处置此事极为困难也。而所募之兵又多为市侩游手之徒，不过为贪***一时糊口，将领也大体为都邑纨绔子弟，生于富贵，筋肉孱弱。观之平日调练之者，徒有模仿之形似，外表之装饰，若此辈一朝战于生死之硝烟弹雨之中，实为难事也” [11]249。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即使农兵制的大力提倡者也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或主张将招募范围限于乡士阶层，或主张树立乡士在农兵中的领导地位，以避免局面失控。
幕府的农兵改革便是在上述复杂局面与种种困难下进行的。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开始按照“每五百石一人、一千石三人、三千石十人”的比例从所辖地区内招募农兵，所募农兵皆入步兵组[13]187。为鼓励参***，幕府承诺给予农兵和武士同等的“称姓带刀”的特权，极大地点燃了农民的热情。据《藩制一览》记载，幕府天领内的农兵征用已经十分普遍：
“新谷藩：农兵队二小队，百余人;大野藩，农兵四十八人;米泽藩：管内屯田兵（小野乡、鲇见村、荒砥村、中山村、糠野村各一小队，但人员不同）;吉见藩，农兵四十五人;高崎藩：农兵三百六十二人;龙野藩：农兵一百七十二人;田原藩：农兵队一小队，五十人;龙冈藩：农兵二十二人（夫卒半小队）;高冈藩：杂卒七十人（农籍）;士浦藩：农兵三小队;浅尾藩：农兵六十四人” [14]。
截止庆应三年二月，根据当时步兵奉行的上申书，幕府总共招募农兵2 300多人[2]211。而在天领之外，幕府的亲藩也分别在各自的知行地内积极招募农兵。如水户藩早在安***二年便在藩主德川齐昭的授意下，招募乡士以下农兵数百人[15]157;一桥家于庆应元年（1865年），命“御用谈所出役”涩泽荣一于渲小⒉ブ荨⑷州等地征募农兵450余名[13]190。
由于幕府的农兵改革是按照地方石高进行的强制性征兵，确实存在胜海舟口中“市侩游手之徒”混入队伍的特例，但“大部分依然是在旗本御家人的采地征募的身体强壮的农民子弟” [2]210。这些农兵在庆应后期与原有武士一同学习法式***制，成为这一时期幕府的重要武装力量。而此后农兵***队在常州、野州、艺州所取得的战功也足以证明幕府的农兵制改革颇有收效。
在幕末农兵制的众多实例中，长州藩的奇兵队可以说是将此制度实行最为彻底，运用最为成功，同时也是对后来***制影响最为深远的。这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文久三年（1863年）五月，下关战争爆发，长州藩***虽奋力抵抗，但是无论武器火力还是兵员战力差距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藩主毛利敬H父子决定豁免并起用流亡中的高杉晋作。同月七日，高杉晋作回到藩中后，即刻被任命为马关防御挂，负责马关战区的***备部署。高杉立即向藩主正式提出奇兵队的“建队申请书”。书称：
“奇兵队之仪为有志之士相集，陪臣、轻卒、藩士不选，同样相待，专贵力量，以期组成坚固之***队。
因以往每逢合战勇怯相显，故作日记以相调查，赏罚不拘陪臣轻卒藩士，应速行之。
队法之仪不拘和流洋流，各自选用得意之武器以应战” [16]306-307。
这种广开门户的***策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生力***汇集到高杉旗下，一支由不同阶层人士构成的***队迅速建立成形。其中武士占总比例的43%，农民占33%，商人及其他占24%[15]192。奇兵队“奇兵”的称号，是相对于由武士组成的“正兵”而言，按照高杉自己的解释：“藩制中已有正兵，此地之兵则以奇兵为号。正中之奇，奇中之正，应专以奇为主从事防御之事” [16]307。在实力本位的前提下，武士与农兵不分贵贱、赏罚一致，原有的阶层隔膜被淡化。这支***队在高杉的领导下挎***持剑、厉兵秣马，很快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不同以往的战斗热情。
以此为开端，各种士、农混成的所谓“诸队”也纷纷开始组建。六月二十六日，各郡的“***猎师”应征编成二百余人的***队，其中一部分作为狙击队从属于奇兵队。七月七日，藩中的相扑力士组成“力士队”。根据吉田稔O的建议，从山口藩内的部落民中以每一百户五人的比例召集精壮人员，除去其“秽多”称呼，允许带刀，编成“屠勇队”，之后改称“维新团”。同月十七日，开始从僧侣中募兵，并将清光寺内的稽古场改建成练兵场。
奇兵队的成立刺激了藩内的农民阶层，引发了一场农民自主组队的热潮。文久三年七月，长州藩中的富农与村役人阶层联合向藩主递交了《农兵取立趣意书》，恳请允许农民自主结成农兵***队，以成为“攘夷防御之一助力” [15]193。这样，以奇兵队为模板的农兵诸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在长州各地。截至同年十月，乡友队500人、自力队200人、神力队、佛法队160人、东神队150人、佐分利队250人、小野队150人、御J队270人、集义队400人等等。具统计，在此时期由***、民间所组建的农兵武装组织共有400队之多[17]。上述组织从性质上说，都是由于各村落中的富农阶层受到外压并产生危机感的情况下，不问贫富贵贱，根据所在地域自发组成的自卫武装集团[15]193。这种农民自主组队的史实表明，农兵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普遍共识，而农兵制改革亦已冲破了自上而下的限制，成为一发不可扭转的时势。
综上所述，在日本幕末维新的大历史背景下，从中央幕府到地方诸藩受农兵思想的影响，或经上层发令招募或由下层自发成***，农兵制改革在日本国内由点及面、铺天盖地地展开。这种允许农民拥有武装以及将武士特权推及至农兵的举措，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兵农之间由分离开始趋向合一，武士与平民间的阶层分界逐渐变得模糊，标志着长久以来的兵农分离制度行将瓦解。尽管农民参***的动机十分复杂，或为取得特权、或为一时糊口、或为保家卫国，但是一种观念上的变革恐怕在人们心中早已不言自明――那就是“武士出身可不必再为士兵，士兵也不必再为武士出身”。当“武士”与“士兵”之间不再画上等号，武士阶层便开始丧失对国家***事的“天然垄断权”，而立于此基础上的封建等级伦理乃至武士身份的合法性也旋即不攻自破。
如果说在农兵制改革伊始日本便已呈露出身份变革的征兆，那么此后维新***的爆发以及“四民平等”口号的提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历史趋势的不可逆性。明治初年，新***府通过一系列身份制改革最终废除了近世以来的封建等级制，并代之以一种更具现代性与合理性的近代平等的社会身份制度。日本由此迈出了自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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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06）
作者简介：韩 亮（1984― ），男，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史专业日本史研究。
如，李文的《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较概括地谈了兵农分离***策对江户时期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李征的《日本中世末期兵农分离的原因》（《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从***治原因、经济原因、***事原因三方面分析了兵农分离的成因。
熊泽藩山：（1619年―1691年）讳伯继，字子介，通称次八郎，号藩山。江户初期阳明学者。
作人：此处指日本庄园制下的农民，对名主负责的自耕农。
十一之贡：典出《孟子》，指中国周代十分之一的税率，后成为儒学者公认的社会的理想状态。
弃捐令：江户时代，为救济旗本和御家人，废除一部分或全部的债务的法令。闻名于宽***、天保改革，之后诸藩也争相采纳。
荻生徂徕：（1666年―1728年）江户中期哲学家、儒学家，古文辞学派创始人。
广濑淡窗：江户时期的儒学者、教育家、汉诗人。
社家：日本指在特定神社世袭供职的神职家系。
山伏：指山中修行的僧侣，或者隐居的修行者。
乡士：此处指江户时期居住在乡下的底层武士。
下关战争：（又称“马关战争”）。长州藩因不满幕府的***主张，开始封锁马关海峡，并公然炮击美、法商船。六月五日，来自法国东洋舰队司令官麾下的两艘***舰炮击驻守马关海峡的长州炮台，就此引发了“下关战争”。
The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Armed-Peasants Thought’s Influence on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amurais and Peasants in Modern Times of Japan
HAN Liang
（In 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isolation between samurais and peasa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Japan’s modern societ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ocial structure under the system of Bakuhan.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during the Edo period and the eastward permeation of western power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okugawa shogunate （military dictatorship）， the traditional feudal system suffered from the fierce impact. During this time， the idea of “Equalizing Samurais and peasants”， in which Samurais return to farm and peasants join the army， successively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the old system of separa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armedCpeasant military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above ideas had broken the traditional separation between samurais and farmers， and weakened the boundary between samurais and civilians as well. It had disintegrated the decayed regime，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elimination of feudal hierarchy during the modern times of Japan.
Key Words： armed-peasants ideas; modern times of Japan; isolation of samurais and peasants; armed-peasant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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