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自由意味着人们决定自己做什么，也决定不做什么。私生活观念的松弛不重要吗？自由总是好的，自由也总是从这里开始。
推开程青松先生的电影工作室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一人多高的巨幅海报。画面上半部分是一对紧紧相拥的健壮男子，下半部分是一面彩虹旗，红、橙、黄、绿、蓝、紫，没有青色。在这间工作室的各个角落，在客厅里、卧室里，甚至书的腰封上，到处可见类似的六色彩虹—这是同性恋的标志。
接受《人物》记者采访前的几个小时，44岁的程青松出现在电影《二次曝光》的首映式上。艳粉色西装，金色高帮尖头皮鞋，头发向后梳成小辫。面对媒体的长***短炮，他踮起脚尖和男制片人当场亲吻，事后还在微博上转发记者拍摄的照片。
自从7年前接到那个电话，这位知名电影人再也不必掩藏自己了。这些年来，程青松一直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甚至高调出镜。面对《人物》记者，他反复谈起崔子恩（注：中国“第一同志”，北京电影学院教师，1991年公开同性恋身份，后被调离教学岗位），谈起毛宁，谈起过去的同性恋者因公开身份而导致的种种悲剧，将其与自己进行对比，以此来证明社会的宽容和进步。
2005年12月，程青松在自己的博客里贴了一篇同情故事《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故事的主人公正是他自己和时任男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接到某晚报记者的电话：“这是你虚构的故事，还是在写你自己？”程青松“思考了3秒钟”，然后告诉她，“我写的就是我自己”。
某种程度上，当时他已经做好了公开身份的思想准备。此前3个月，程青松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广州文艺》前编辑吴幼坚接受采访，公开支持自己的同性恋儿子。“我当时一下愣住了，这样一位我认识多年的老师，我从不知道她的儿子也是同性恋，更没想到她会这样勇敢地支持儿子。”
1995年，程青松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面试官正是看中了他在《广州文艺》上发表的小说才决定录取他。他随即将吴幼坚的消息告诉了正在北京探望他的父母。父母当时默不作声，但在离开北京回重庆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走出家门，转身告诉他：我们会像吴老师支持她的儿子那样支持你。
“我当时真的是快要哭了，但还是硬忍着。父亲跟我之间心灵上原有的隔阂，一下子就没有了。”程青松回忆道，在同性恋这件事上，这是他的父母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他，也是他此前从不敢想的结果。
回想起那段往事，程青松觉得，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同志”而言，最难过的一关就是亲人。所以，从7年前得到父母力挺的那一刻起，他感到自己再也不必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只要这关过了，社会怎么看待我，我无所谓。”
公开身份，他当时预想到的坏结果，一是遭受铺天盖地的口水，二是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继而丢掉工作。这并非没有可能—同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同为电影圈中人，他的师兄崔子恩也曾公开出柜，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调离教学岗位长达10年，还被定义为“同性恋患者”，接受强制“***”。
程青松考虑到了自己可能会承受类似的后果，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我是一个靠写作生活的人，即使没了固定工作，总归还是能想办法养活自己的。”
第二天一早，他如往日一样，去自己供职的单位中国电影家协会上班。迈入大门之前，他已做好了经受指指点点的准备，但同事们的反应却比他想象的要坦率许多，“青松，没事，我们会支持你”。
此时，互联网上关于他公开出柜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看着自己的名字在门户网站首页上被人疯狂点击，他一时间还是有些慌乱，“最初的三四天就跟得了重感冒一样，一直晕晕的，很恍惚”。他所能够记得的是，那些天他常常上网，尽管到处都是关于自己的报道，但他所担心的那种会刺痛自己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数文章不褒不贬，语气平和，情况并不比他想象的更糟，甚至反而要好很多。
谈起互联网，他的情绪突然有些兴奋，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网络的感激，“互联网就是同志的福音”。7年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同性恋网友发来的邮件，有人向他表示钦佩和支持，有人向他诉说自己的故事，这些都被他视为同路人提供的慰藉。
1999年，程青松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那一年，他租住在学校附近，买了第一台电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那时只能拨号上网，网速奇慢，伴随着modem“嘀嘀嘀”的声音，他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个“同志”网站，那种兴奋感令他至今难忘。在他看来，那简直就是为“同志”群体的生活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在有互联网之前，同性恋生存在孤岛上，交往渠道是狭窄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角落，浴室、公厕，甚至是荒山野岭。网络让我们告别了地下”。
但在现实世界里，表演还要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和一起拍纪录片的女生假扮情侣；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之后，他在人事处长的安排下去和女护士相亲；他甚至把同事儿子的照片公然摆在床头，故意让别人误会“我都已经有儿子了”。
公开身份后，内心积郁多年的情绪终于得以吐露，他的心情犹如巨石落地。可新的痛苦又随之而来，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和打探，依然会令他感到不适。
出柜后不久的一天，程青松去单位开部门会议。打开会议室大门时，他发现自己迟到了，所有人都在等他，其中还包括一位其他部门的领导，这令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问他：“你就是程青松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对方突然露出诡异的一笑。程青松突然明白，“他是专门来看我的，他想看看同性恋到底是什么样子”。
类似的事情，7年来始终游弋在程青松的生活里。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刺痛感，他把类似的举动归结为人们对同性恋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是他乐于接受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而是将其视为沟通了解的第一步，“有好奇心，说明他愿意了解你，如果对你不理不问，那才是真正的歧视”。
他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一个小镇上的公务员，迫于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压力，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性取向。出于父母的期望，他和一个女孩领了结婚证，不久后就将举行婚礼。就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程青松的故事。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他选择了逃婚，后来到了北京，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编辑，成了程青松的朋友。
“他的人生一直在表演，一直要装给所有人看。他不爱那个女孩，也不会和她有性生活，但是如果真的结婚了，他就必须表演一辈子。这种事情太痛苦了。”程青松觉得，这种“表演”在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60后、70后同性恋者的生命中都是挥之不去的压力。他们小心翼翼地为周围的每一个人而活，唯独没有为自己而活。
回头看，他觉得那种沉重感和恐惧感或许是专属于60后、70后的人生体验，在这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们，“不会也不必”经历这样的故事。
他举出的例证是他的侄女。她生于1995年，今年17岁，读着耽美文学长大，书架上放着各式花样美男的写真集，还会帮程青松参谋男朋友。“她就是一个标准的腐女。”
程青松丝毫不排斥“腐女”、“直男”、“拉拉”这种年轻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汇，甚至“基佬”这种略带贬损的称谓他也并不在意。在一些人看来，敢于坦然面对自己的同志身份，又身处公众高度关注的演艺圈，程青松已经具有了某种符号性的意义。但程青松不认为自己可以扮演同性恋群体的代言人。“我不想给自己先贴上一个标签再去跟人交往，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同志’。”
这些年来，他习惯性地保持一种温和开放的态度，但在有些时候，他也并不介意把自己变身成一个言辞强硬犀利的人，为同性恋群体发出声音。
2011年6月，影星吕丽萍在微博上呼吁转发“同性恋是罪”的言论，认为“同性恋者行可羞耻的事，当在自己身上得报应”的说法“给力”，一时掀起轩然***，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程青松也参与其中。他在自己的微博上愤怒发问：“孙海英、吕丽萍是不是觉得应该删除《红楼梦》中的同性情节描述，是不是见到白先勇、蔡康永、关锦鹏、瑞奇·马丁，就要喊他们是罪人？见到在电影中扮演过同性恋角色的刘烨、秦昊、陈思成、胡***、梁朝伟、吴君如、周慧敏，就要向他们问罪？李安的《断背山》是不是应该全球禁映？”
除此之外，他还做客优酷网名人访谈室、接受新浪的专访，主题是“给爱一个平等的机会”。一系列行动的效果令他很满意，“这是我整个2011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其实她帮了我们，我们得感谢她。”回顾起那场论战，程青松觉得吕丽萍的言论反而是给同性恋者提供了一个说话的机会，有助于人们认识“同志”群体的真实状况。“这种机会必须要抓住。”
面对这样一个“机会”，他很注意自己说话的方法，怎么说，在哪里说，跟谁说。那段时间，不少“同志”团体在内部对反同言论展开激烈的批评，程青松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自说自话没有意义，我更希望跟更多的人说话，这样别人对你的了解会更快一些”。
在那场论战中，一些人觉得同性恋者早已不是弱势群体，在很多需要创意与灵感的行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反击显得过于激烈，缺乏必要的自信”。程青松无法接受这样的看法，“确实是有一些同性恋者很潇洒，很高调，一些人因此产生了错觉，对我们的生存状况盲目乐观，但实际上却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他看来，公务员和***队中的同性恋者，是生存状况最不理想的，而即使是相对最为包容开放的娱乐圈，很多人也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00个人里面至少有50个人是掩盖着的”。
7年过去了，他的生活已逐渐归于平静，家人的支持让他觉得内心安静笃定。出柜后的第二年，李安导演的《断背山》拿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的父亲不仅看了，还主动和他探讨剧情。那个时候，程青松觉得“老爸太前卫了，前卫得可爱”。
只是，自从公开出柜之后，他交男友变得有些困难了—他只能找已经向家人亮明身份的人。最近这段时间，父母会经常问他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好是找一个能照顾你的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