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作者简介：戴磊（1989—），男，汉族，江西抚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朱泽荣（1989—），男，汉族，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吕瑶（1989—），女，汉族，江西抚州人，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第三中学教师。
摘 要：《隋书·经籍志》史部在史部目录的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借鉴了之前的史书分类标准而形成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与刘知幾《史通》对史书分类存在着较多相异之处，反映了二者不同的史书分类标准。
关键词：《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通》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其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分类产生了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在中国史部目录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因为《隋书·经籍志》将史部标出，史学才“成为一个完全***的科目”[1]23，并“铸成了以后史部之学的版型”[1]14（导言）。
一、《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
中国史部目录历史悠久，《七略》中的《六艺略》中的《春秋家》已收有史籍，但《七略》与《汉书·艺文志》都没有单列史部，因为“当时史的***概念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本身是依附于经学的一个旁支而已”。[1]24目前可看到最早的史部分类是《中经新簿》。《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2]。可见史部已被单设为一部，相较于之前，史部已出现脱离经部的倾向，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史部地位的提高，应该理解为人们对史书的性质认识更为深刻。
东晋李充以四部分类法编制***书目录《四部书目》。《隋书·经籍志》载，“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二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2]李充依照《中经新簿》的分类体系，将群书分为四部，但在类目次序上作了调整，将史书归人乙部，子书归人丙部。至此，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顺序完全确立下来。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则将史书置于记传录，下设：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史、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十二小类。《七录》的这种对史书的分类对《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录·记传录》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古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杂史
可见，《隋书·经籍志》史部应该是在《七录·记传录》发展而来的，只是稍有变化，增设杂史一类而已。所以逯耀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在形式上是采取甲、乙、丙、丁的四部分类，但在内容和精神方面，却是承受阮孝绪的《七录》而来。”[1]49这对后世史部目录影响较大，因为后世史部目录基本上是以这十三类为主。
二、《隋书·经籍志》史部与《史通》在分类上的异同
刘知幾在《史通》里提出了史书的分类。对比《隋书·经籍志》史部与刘知幾《史通》的《六家》、《二体》、《古今正史》等篇，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多的异同点。
（1）关于正史的认识。正史一词最先出现在阮孝绪的《正史削繁》一书，但跟《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正史完全不同，因为《隋书·经籍志》史部将《正史削繁》列在杂史一部。《隋书·经籍志》史部将《七录》的国史分为正史与古史两类，并认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可见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只是将纪传体列为正史，因此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认为“故《隋志》以降，编年之体皆别为类，不入正史。纪传体之为正史，允足备一义矣。”[3]
刘知幾《史通》则较《隋书·经籍志》史部而言将正史的范围扩大了，细读《古今正史》可知，《古今正史》篇不仅罗列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也包括《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和《汉纪》、《后汉纪》、《晋纪》、《宋略》等编年体史书，因此不难发现，在刘知幾看来正史的范围应该是同时包括纪传与编年二体的。而在《隋书·经籍志》史部里将编年体归在古史类里面。同时在刘知幾的正史概念里面，正史还包括了《尚书》、《春秋》、《左传》等，这相对于《隋书·经籍志》史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在《隋书·经籍志》里将《尚书》、《春秋》、《左传》等都列入经部，所以后人将刘知幾这一行为称为“援经入史”，这极大地促使了“史学从经学的羽翼下上升”[1]53，“提高了史书的地位，而且开启后人经史无别的思路，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4]。
除了“援经入史”之外，刘知幾还“援霸入史”，在《古今正史》一篇中，刘知幾还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列入正史，而在《隋书·经籍志》史部里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归入霸史一类，因此柳诒徵《国史要义》才会认为“至刘知幾《史通》例举正史，并及《十六国春秋》，则又大异于《隋志》”[3]，所以这一点也不可谓不是刘知幾的一大创举。《隋书·经籍志》史部中的正史类确实有些偏狭，分类也不尽合理，刘知幾打破了这种正统观念，大大拓宽了正史范围，这是应当肯定的。他在《史通》中表现出来的新的正史观念和分类方法，对后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2）关于部分子书的归类上的差异。刘知幾《史通》与《隋书·经籍志》史部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于一些书在的归类上存在差别，《史通·杂述》篇分十类，共有书籍40本，有学者已将这40本跟《隋书·经籍志》对比，具体如下：
顾协《琐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裴启《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史通·杂述·逸事》《隋志·子部·小说》《史通·杂述·琐言》《隋志·子部·小说》《史通·杂述·琐言》《隋志·子部·小说》《史通·杂述·琐言》《隋志·子部·小说》《史通·杂述·琐言》《隋志·子部·小说》
大概有35本书是在《隋书·经籍志》史部里，但还有5本是在《隋书·经籍志》子部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同，35本书《史通》和《隋书·经籍志》都将其归入到史书里，但还有五本书列在《隋书·经籍志》子部里，表明《隋书·经籍志》认为这几本书是不属于史书的范畴，而刘知幾却也将其认为是史书，这也是二者认识上的差异。同时再《杂述》篇里载“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吕氏、淮南、玄宴、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5]257。这些都表明在刘知幾眼中很多子书都是可以归到史书的范畴里面去的。
以上两点是《隋书·经籍志》史部和《史通》在史书分类上比较大的区别，然而《隋书·经籍志》史部与《史通》对于史书的分类“不仅分类方法，而且分类的内涵都不同”[1]53，二者都是魏晋史学发展以来的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
《隋书·经籍志》与《史通》在史书分类上还有很多相继承的地方，如《隋书·经籍志》史部里面将阮孝绪的国史一部分为正史和古史两类，而在《隋书·经籍志》史部里正史和古史分别代表的是纪传体和编年体，谢保成认为《隋书·经籍志》“第一次作了严格明确而且严格的区划”，并认为“这两种体裁的划分，是《隋志·史部》开创在先，《史通》继承在后”。[6]尽管《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对后世的史部目录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而刘知幾《史通》关于史书的分类并未被后世沿用，但不可否定刘知幾对中国史部目录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魏征.隋书：卷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柳诒徵.国史要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张永瑾.刘知几史部目录学思想述评[J].大学***书情报学刊，1995（4）.
[5] 刘知幾著，浦起龙注.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 谢保成.《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J].中国史研究，1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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