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育是什么？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那就是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不会结束。
长期致力于“生命化教育”的张文质先生曾经说，生命化教育课题追求的不是成功。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在这个时代，要是有一个人能够立定心志说出这句话――他做一件事，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功。“成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异化了，成了“”，其实每个人心中的成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特别喜欢“慢”字，我认为“慢”是对过程的肯定，“慢”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我是研究历史的，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关心中国的未来。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一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小学、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我认为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经常说，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当时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30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50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是与当时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应该包括三大板块，即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但在我们的当代教育中，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我们古老的、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我们只有从西方传过来又根据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我们常会觉得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我粗浅的理解是，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也就是说，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
学校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要求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要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在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但现在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
这就说到教育的主体。我认为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对此，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较高的，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没有这个，那么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也是失败的。
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把当小学老师作为他毕生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地做得尽善尽美，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国中小学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地位，它只是这条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而已。决定一个老师、一个校长、一所学校地位的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指标，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每个学生都是从小学一直跑到高中，而且是在为别人跑，而不是为自己，所有的目标都特别的确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焦虑。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被消解掉了。
民国时期的教育，我认为第二个看点，是人的教育，把人当人。“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华东师大心理学系在2006年做了一项调查，调查了1300多人，竟然有70%以上的人把考上大学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在前面奔跑的过程中，实在太累了，筋疲力尽了，好不容易跑到这个点，终于可以放下来了，所以，这里就成了他的目的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前面说，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没有终极的目标，它永远朝向未来。
教育是要提升人，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有人问我，总说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不是一种怀旧，我断然否定。我说，这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寻找。经济学喜欢讲路径依赖，教育也要讲路径依赖。我们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地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忽略了本土的资源、纵向的资源，那就是传统。从路径依赖来说，本土资源更有可能转化成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而外在的资源，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不容易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回望民国，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
我对那个时代的教育总结出几组关键词：知识、方法、视野，兴趣、健康、能力，个性、气质、精神。
当我们对这些词重新解读时会发现，教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每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课时都会问一个问题：你到北大来是要做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来学知识的，他说不对；也有人说是来学方法的，他也说不对。没有学生能答对，他就说：你是来开阔视野的。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让他打开视野，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然后才是知识和方法。
有人说，在谷歌时代，什么样的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嘛，你在谷歌上一搜索关键词，一大串的东西全出来了――你记那么多干嘛？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判断。“判断”这个词非常好，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有能力对这些知识作出判断，并形成你自己***的看法。
以此来判断当下我们教育的功能，就能看到它的局限在哪里。当教育把老师和学生的时间、空间占得太满，留给他们装备自己、真正提升自己的余地就没有了。
这就说到了下面一组关键词：兴趣、健康、能力。
如果一所学校能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也让老师有机会把学生的兴趣转化成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变得丰富、健康。
我喜欢讲两个只读过小学的人，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出版家。一个叫周大风，在浙江读的小学，学生时代偏爱音乐，天分得到发掘，初中失学，踏上社会，最后成了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一个叫范用，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他只上过镇江的穆源小学，他非常怀念这所小学，甚至为其写过一本书，我还没有看过第二个人为一所母校――小学――去写一本书的。小学毕业，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到出版社做学徒。如果要讲知识的话，他根本比不上同时代的其他人，但我觉得他在小学得到的东西已足够奠定他今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他特别讲到的是，他在小学里做志愿者，做义工――为学校管理***书馆。他把***书馆里的书基本上都看了一遍。他在学校里办了好几个不同的板报，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写写画画抄抄的东西。他还参加学校组织的剧团，到街头去演出，宣传抗日。这些在小学时代做的事情，成为他今后发展的奠基石。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庸，香港《明报》的创始人，武侠小说的一代大家，他人生的根基不是由大学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小学和中学。他在小学时代遇到一个语文老师，也是他的班主任，发现他的作文特别好，就让他做班刊的主编，还推荐他的一篇作文在报纸上发表。中学时代，金庸就自己给报纸投稿，如果我们将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和他中小学时的作文联系到一起，会蓦然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少年时代的那条线索是直接抛向你的未来的，这是一条神秘的线索。
这条神秘的线索埋在你生命的深处，待某一天它就会被拎出来。这条线索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我特别赞成文质先生搞的跨年诗歌朗诵会，因为在一个人的成长阶段，这种美育的东西，才更容易成为他生命内在的东西，从中可能转化出一生的资源。你不知道李白，不知道曹雪芹，不知道屈原、杜甫，不知道鲁迅、胡适，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到了美国，因为我们不是在惠特曼的诗歌、海明威的小说哺育下成长的，也很难进入他们的文化，因为跟人家是两个文化系统。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个性、气质、精神。
这些词，看上去都是虚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每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有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他们健全的精神，那种教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中学可能难度就很大。毕竟小学还是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恰恰是最有用的，那些有用的，恰恰是没用的。就我个人来说，当我成人以后，在学生时代所学过的东西，大部分都用不着，但是自小学以来，我读的那些课外书基本上都有用。这个“有用”不是说直接拿来的那个“用”，而是说它总在你写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条神秘的线索被激活，继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难以表达清楚，就好像《圣经》里的一句话：“你必点燃我的灯。”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作者为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