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高文举珍珠记》，是由明代无名作家创作的一部“包文拯公案”戏。据明代作家徐渭的说法，在明初的南戏剧目里就有一部《高文举》，在民间广为流行。现存最早的该剧目剧本是明万历年间的“弋阳腔”剧本，后来在明清时广为流行，由各地方剧种改编演出，剧名多变，有的叫《珍珠米糷记》《珍珠记》《珍珠米记》《米记》《米糷敲窗》《合珠记》等等，盛演不衰，直至当代。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曾将其搬上银幕，拍摄了经改编的赣剧《高文举珍珠记》。
这个剧目的故事主线是写科举做官导致的婚姻悲喜剧。书生高文举无力偿还官债，经本地富翁王百万代为缴纳，还娶了王百万的女儿王金真。高文举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被当朝的权臣温丞相强招为婿。王金真进京寻夫，被温丞相的女儿温氏“剪发剥鞋”，罚在相府浇花扫地。王金真幸得老仆帮助，与高文举相会。王金真越墙赴开封府告状，最后还是包拯审明案件，还了王金真的名分地位。
两次被招赘的读书郎
这个剧目里的主角高文举，是个洛阳的读书人，只因为官府管理仓库时遭遇火灾，被官府责令赔偿，赔光了全部家当，还差300两白银。本乡财主王杰，人称王百万，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王金真。那天正好祝寿，到十字街头布施贫寒。高文举听说，特意上前求贷，原来只是想借钱渡难关，想不到王百万听了他的哭诉，问了他的生辰八字，一听居然和自己女儿同年同月同日同辰，索性将高文举带回家中，招赘成亲。
高文举一跤跌进青云里，结婚后得到岳父资助，立刻就赴京赶考，临行前少不得夫妻海誓山盟，王金真将一颗珍珠一破为二，半颗交给高文举，“多有男子汉心歹，得中之后便忘了前妻”，以半颗珍珠为信物，“彼此不得重婚再娶”。
高文举到了东京（也叫汴京，今河南开封市），高中了状元，被当朝宰相权臣温阁看中，强招高文举入赘。原来这温阁“白首无男”，只生育得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当今皇上，成了皇后；小女儿尚待字闺中。温阁见高文举“才貌兼全”，借着新科进士来参见宰相的时候，就把高文举留在府中，强行让高文举和女儿温金定成亲。
高文举二次被招为婿，心中未免忐忑，暗中写了一封家书，要仆人张千送回。不料书信被温金定截获，在书信最后添写一句“可使前妻别一天”。古代都说“妻以夫为天”，“别一天”就是要王金真改嫁的意思。书信到家后，听说高文举又娶了宰相之女，王金真还说“做官人一两房妻子何害”？只有王百万嘀咕“自古道：船多碍港，人多碍床”。最后听到要王金真“别一天”改嫁，王百万大怒。王金真依然冷静，叫来张千仔细审问，才搞清楚这一句是温小姐添加的。王金真立即决定动身，带着丫环和张千前去东京寻夫。
入虎穴寻找亲夫
按照古代说书及戏剧的套路，高文举的两段被招为婿姻缘自然都是前生注定。原来这王金真前世曾吹灭了佛前灯，又“磨难了善良婢女”，因此佛祖使受难婢女转世为温小姐，来和王金真作对。太白金星出场，命令土地（神）化为老虎冲散了王金真一行，使王金真孤身一人落难东京，一找到相府，就被温金定指令婢女暴打一顿，剪去头发，日间浇花、夜里扫地，成了相府丫环一名。还好相府老奴照顾，没有让王金真多受苦。
王金真满心希望能够和高文举相会。高文举却被皇帝招进内廷“侍读”，长期不在相府，好不容易有一天回到相府，到书馆安歇。老奴给王金真报信。王金真想起高文举在家时喜欢吃一种叫“米糷”的点心，“糯米粉调合，做成小团儿，再用胡椒煮汤，加些葱韭”。于是她精心为高文举做了这道点心，还将当初作为表记的那半颗珍珠放入米糷内。高文举见了“米糷”点心已是满腹疑心，从碗里捞出半颗珍珠、与自己身藏的比对完全相合，知道王金真已经来到相府。追问老奴，老奴只推不知，暗中观察高文举反应，回报王金真。
当夜，老奴指引王金真到书馆与高文举相会。王金真在窗外低声哭泣，叫唤“高文举”，而房内的高文举第一反应是：“下官自到温府，那一个不叫我做老爷，谁敢唤我的小名！”片刻之后，明白了定然是前妻的叫唤，想到王金真来到相府的消息被恶意封锁，顿时咬牙切齿地发誓：“妻！倘若是你来此，受温氏磨灭，我怎肯干休呵！我情愿解却朝簪，弃此官职，定要把仇来报。”不过这血性连三分钟都没有，王金真在外要他开门，他却踌躇起来：“不可，倒是下官差矣。若是前妻来此便好，只恐温小姐假使梅香故装前妻声音，戏弄于我，却不道反被她嗤笑一场。俺这里想后思前，休把定盘星儿错认了。”迫使王金真要在窗外将两人结亲缘由说个明白，才开门纳妻。哭诉之后，夫妻商量如何应对，高文举又软了骨头：“妻，今夜书房中，为丈夫的怎么就认得你，倘奸相与小姐知道，你命我命皆休矣。”他告诉王金真，满朝文武都受温阁的摆布，只有包公“与温阁做得对头”。他自己不敢出头和温金定离婚，更不敢挑战温阁，相反要王金真从后门越墙逃离相府，赶紧到开封府告状，告自己“停妻再娶”。
包公裁断状元案
包公恰从陈州籴粮而回，刚“放告”，就有王金真拿了一张白纸来“告天”。包公一听就知道她是告自己的丈夫，仔细询问，搞清楚前后原委，立即尊称王金真为“诰命夫人”，请入后堂，由自己夫人陪伴。
包公回头就派人请高状元过来，先是一副请教的样子，问了两个问题后就直接问了个负心女婿的问题，高文举立即请罪，免冠下跪。包公开审，高文举一一招供，牵扯出温小姐才是罪魁祸首。于是包公还了他的冠带，释放回家，可是高文举又说：“下官再不敢回至温府，恐奸相知道，性命难保。”于是包公只好把自己家当作避难馆，让高文举到包府和王金真相聚。
包公感叹：“温阁，温阁，老夫几番见你窃弄威权，要寻思与你辩一场是非，怎奈没有个对头，今番遇着这桩事，老包与你是个对头了。”于是立即进宫拜见皇帝，指控温阁“窃弄威权、灭法败伦、伤风梗化”，而具体罪名只有“勒赘”新科状元、纵容女儿温金定折磨诰命夫人。皇帝立即很爽快地下圣旨判决：温阁“不能齐家、焉能治国”？“将温阁削除官职，闲住为民”；将下书的张千“押赴市朝，依律取斩”；温金定依照她施予王金真的“磨灭”进行处罚，“剪除头发、脱去绣鞋、打为奴婢”；救主有功的老奴由王金真依照母亲养护；高文举当即携妻衣锦还乡；籍没温家一半财产，留一半养老。
高文举带了王金真回到洛阳王家，合家团圆。王百万劝告女儿“大量宽宏”，以温金定的“国姨”身份，不宜贬为婢女。并宣布收留温金定为女儿，与王金真“姊妹称呼”。这时皇帝的圣旨又到，升授高文举为礼部侍郎，封王金真为“贤淑夫人”，温金定一份每年80石“金花俸米”。王百万乐善好施，又因高文举的“半子之情”，封为洛阳府尹。全剧就此大团圆结束。
招婿为“半子”的法律
这个剧目中高文举的两次被招赘是冲突的起因。那么古代法律里究竟有没有关于招赘的规定？
在有文字以来的世界历史时期，父系家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婚姻的常见形态是妇女嫁入丈夫家庭，相反的情况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国家的婚姻法都规定妻子以丈夫的住所为住所，婚后应改姓丈夫姓氏，也就是说女到男家的婚姻形态被认为是正常的、一般的形态。反之，男到女家则被古代世界的法律认为是不正常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曾经将男到女家的婚姻视为极其反常的形态，对于甘愿到女家的男子称之为“赘婿”，赘，是多余、累赘的意思，也就是视到女家成婚的男子为社会的累赘。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两条将赘婿视为贱民的魏国法律，一条是《户律》，规定凡是抛弃自己家族产业，入赘到女家的“赘婿”、与寡妇结婚并在寡妇家落户的“后父”，都不得正常登记户口，也不能由国家赐予土地，三代以内不得出任官职，第四代即便能够登记户口、出任官职了，在他的户籍上还要记录“原赘婿某某曾孙”。还有一条《奔命律》，要求***队的将领对于被征发从***的赘婿、后父不必关照，“烹牛食士”之类的赏赐不要给他们，攻城的时候派他们去填城壕。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两条汉朝初年的法律，对于赘婿立户，还是采取歧视原则，禁止赘婿处分岳家的财产。秦汉时都将赘婿编为特别征发的对象，使用于危险的远征战役。汉代仍规定赘婿不得为吏。
元代法律对于招婿婚姻作出了不少规范。按元代《吏学指南·婚姻》的说法，元代将招婿分为四类：“一曰养老，谓终于妻家聚活者；二曰年限，谓与妇人归宗者；三曰出舍，谓与妻家析居者；四曰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而元代法律《通制条格》中的《户令》，将招召女婿分为养老、年限两种，前者到女家生活终身，后者只在一定年限内在女家生活，至年限期满可以携妻归宗。同时元代法律对于出赘也有一定限制，比如有钱人家的独子不得出赘，“若贫穷止有一子，立年限出舍者听”。良民一般不得入赘贱民之家。出赘要由主婚亲人写立婚书，写明养老或年限，主婚、媒人、证人等副署画押。招召女婿的聘财比照通常嫁娶的数额要少，养老女婿为通常聘财的二分之一，出舍年限女婿为三分之二。
元代关于招赘的法律被明清沿用，但又明确规定赘婿不得承奉岳父母家香火，不得独自继承岳父母家遗产。《大明令·户令》规定，招召女婿要经过媒妁中介证明，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男方只有一个儿子的，不许出赘。尤其是明确规定，养老女婿不得成为岳父家唯一继承人，岳父母可以在去世前“立嗣”，从自己兄弟、堂兄弟的儿子里挑选为一位“嗣子”作为自己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没有立嗣就已经死亡的，也要由其宗族为死者挑选一个同宗的侄子作为“嗣子”，来继承岳家的香火牌位，家产由这位“嗣子”和原来的养老女婿平分。因此才有入赘的女婿是“半子”的说法。这项法律后来被清代沿袭，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
“小题大做”的包公
那么高文举这样两次被招赘的行为、以及温阁进行“勒赘”（强制招赘）的行为，究竟是否真的明确触犯法律，要受到怎样的刑罚处罚？
古代法律里并没有重复招赘的条文，只能比照一般的重婚罪来处理。按照宋代的法律，“有妻更娶妻”，只是判处一年徒刑的罪名，女方知情的，同样处罚；女方不知情的，男方“欺妄”成婚的，罪加一等，判处徒刑一年半。后婚取消，前婚维持。明代基本一样，只是法律处罚更轻，不过是“杖九十”。因此高文举这项罪名实际上是很轻的。
古代法律里也没有“勒赘”的罪名，只能从“恐吓成婚”或“强娶”罪名去类推，宋代法律规定一方利用权势强迫“违律成婚”，要加本罪一等；“强娶”的，再加一等。那么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宋代，温阁的罪名不过是徒二年半而已，算不上重罪。明代法律里一般性的“强娶”规定和宋代相同。
温金定折磨王金真，是否构成重罪？答案也是否定的。宋代法律上并没有后妻殴前妻这样的罪名，即便是比照妾殴打妻的法条，未成伤的是处“杖八十”。这个戏流行的明代，这个罪名加重到杖一百，也不算重罪。而且下令折磨王金真的并不是温阁，温阁也没有代女受罚的道理。
鉴于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明代流行的，那么很可能剧作者心目中比照的是明代法律特设的两条罪名了。
一条似乎可以比照的是“逐婿嫁女”，凡是岳父母无故驱逐已经入门的赘婿、重新将女儿嫁人的，主婚的家长（岳父）要处杖一百，女儿知情的同样处杖一百，后婚取消，前婚维持。不过这里高文举的两位岳父母都没有“逐婿嫁女”的意思和行为，实在是搭不上。
另一条是“强占良家妻女”罪，这一条是明代特设的，凡是“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自己妻妾的，或者是给自己的子孙弟侄近亲为妻妾的，要处以绞刑；被害人回归本家；如果被指配的子孙弟侄并不知情的，婚姻解除，无罪释放。用这一条里的“良家妻女”倒过来用在高文举身上，算是有几分的合拍。温阁自然是“豪势之人”，将已有妻室的高文举强行招赘，正好与强占良家妻子为自己儿子之妻的情形相似，可以定为死罪。当然这不能直接援引，必须要类推“比照”，按照明代法律的规定，定罪无正条，可以比照最相似的条文定罪，但必须要经过朝廷批准。在这个剧目中，包拯正是这样做的：并不具体提出判决的建议，而是直接向皇帝请示判决。皇帝作出将温阁革职为民、没收一半财产的判决，可以被视为依据这条法律对温阁作出免于死刑的替代处罚。
因此从《高文举珍珠记》这个剧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剧作者受所处时代法律的影响，戏剧情节中包公的“小题大做”，确实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才能被当时的观众接受，也能被***府有关严厉的戏剧控制***策所容忍。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