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基于经验主义哲学的认知语言学，将翻译看作是人们的一种认知活动。其显观认为，语言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来决定的。由于不同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识解方式不同，便使得原文与译文在传递信息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的侧重点。各种识解方式的转变都会对翻译过程中信息的重组带来巨大的影响。以认知语言学为背景，以Langacker的识解理论为基础，从详略度、主客观性和视角三个方面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其识解方式选择与转换上的差异给译文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识解；识解方式的转换；翻译；《蓝花花》
中***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208506
一 、认知视角下的识解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外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人们探究语言本质和剖析各种语言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认知语言学强调对于语言普遍规则的研究应当与人们的现实体验和认知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认知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心理反应，翻译作为一种经验活动，显然离不开人们的认知。认知先于翻译，没有认知就没有翻译。在翻译中，人们发现译者的各种认知能力都有可能影响到译文中信息的筛选及重组。
人们对客观现实世界中某一情景或事物的概念化过程就是识解（construal）。这种概念化是指人们对该情景或事物的观察、认知和描写的过程。人们的认知能力与概念化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紧密相连。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识解可以等同于认知能力。识解是认知语法学中的重要术语，最早来源于Langacker有关认知语法专著中的“意象”（imagery）一词。起初，Langacker认为，“意象”和“识解”都可以用来表示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描述同一种情景的能力。但在他后期的研究中，Langacker逐渐用“识解”取代了“意象”。有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原因主要是：意象不论作为心理表征、心理影像、修辞方式还是规约意象，表达的都是具体形象或成像的结果；而识解侧重的则是意象形成的概念化过程，与认知语法强调认知能力的语言观念更加吻合（王义娜，李亚培，2008）[1]。所以，意象理论可以看作是识解理论的基础，而识解理论是对意象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面对某个相同的情景或事物，人们观察的视角不同，理解的方式不同，那么对该情景信息的认知和对焦点的选取就会有所差异，最终表现为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式对相同的语义内容进行突出描写。可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知识解中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二 、识解方式与翻译
语言学界一般对识解与识解方式不作区分（张凤娟，2010）[2]。识解方式与人们的心理反应以及大脑认知机制有关。由于这三者都是动态变化的，目前的认知科学还不能完全穷尽地归纳出人们在认知事物时存在的各种心理反应。此外，这三者的范畴都是开放性的，没有明确的界限去限定它们各自应该包含的具体内容，所以有关识解方式的分类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不同的学者对识解的具体方式或维度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3]一书中提到的隐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识解方式；框架的概念最初是由计算机科学家明斯基（Минский M.）提出来的（俞晶荷，2008）[4]。20世纪70年代，Fillmore在格语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框架语义学实际上将 “框架”这一概念首次引入了语言学领域。但是当时Fillmore并没有把“框架”看作是人们的识解方式。随后，在Langacker等人的研究中，“框架”才逐渐地被纳入了识解方式的范畴。Langacker关于识解的研究较为详尽。他指出，识解维度包括选择、详细程度、***形-背景、视角、突显、指示、主观性与客观性、心理扫描、实体与相互联系、勾勒等（文旭，2007）[5]。Talmy关注认知语义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四种“***示系统”，由此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人们的识解方式，包括构型结果（如场景划分、分布型式、延展的程度等）、视角、注意的分布以及力量-动态。Croft & Cruse （2004：46）[6]将识解方式划分为四类，即注意力/显著性、判断/对比、视角/情景化、组成/格式塔。
各种识解方式在人们认知事物时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认知识解的观点，翻译实际上是在原语与译语之间进行的一种识解转换，然后在识解转换基础上进行的语言表达，因此翻译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认知活动（李海亭，2009）[7]。人们的主观认知能力对翻译活动的本质提出了新的认识，即强调翻译中译者的两次识解方式的转换过程。要进行识解转换就必须有较强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在语言学上，是指掌握语言规则，明晰语言结构，实现语言应用的综合能力；在翻译上，则是指译者在自身世界***示的影响下，如何利用识解方式来获得准确的原语信息，继而创造出有同等效果的译文的能力。
翻译之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地实现原文与译文间的对等转换。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真正决定译文质量的已不再是语言表达式上的完全对等，也不是语义内容的无保留传递，而是从原语到译语进行跨语转换时原文读者、译者及译文读者对原语或译语的主观识解方式之间合理、恰当、有效的转换。也就是说，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往往会先采用适当的识解方式对原语信息进行准确地分析和理解，再经过自身大脑认知机制的加工，转换识解方式，重新组合原语语义内容，从而使之能够在译文读者的大脑中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反应，或者说，刺激译文读者在看到译文时会选用与译者相同的识解方式来进行认知。然而，受世界***示的影响，原语使用者会选用不同的识解方式，如视角、详略程度、***形-背景、射体-界标、心理扫描等，对某一情景或事物进行概念化，并突显出在此世界***示中注意力所关注的信息，构成原文中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示是人们在认知客观世界时所产生的一种框架***示，它相对稳定，且因人而异。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环境、思维模式或个体差异等因素都会使人们的世界模式或世界***示发生变化。因此，对译者而言，在世界***示的制约下，他在理解原文信息时所选用的识解方式和原语使用者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有分歧的。这种差异仅仅体现在译者对各种信息的关注程度上，并不会影响到译者对原文语义内容的全面把握。
正是由于译者与原语使用者在认知事物时所持有的识解方式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所以这使跨语转换有了可操作性，从而为实现原语与目标语在认知层面的对等关系也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因此，识解以及源于人的基本认知能力的各种识解方式，为对翻译现象和翻译策略进行描写和解释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谭业升，2004）[8]。识解理论和识解方式无疑为解决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 《蓝花花》四种英译本中识
解方式转换的对比分析 《蓝花花》是一首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它以叙事的写作手法和口语化的歌词形式，向人们塑造了一位向往自由的爱情、敢于冲破封建的束缚、大胆追求自身幸福的叛逆形象――蓝花花。整首歌的语言直率，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蓝花花那美丽动人、楚楚可爱的模样，和她被迫嫁给财主周富贵那仅有七岁大的儿子周麻子为妻的不幸遭遇。然而，蓝花花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用自己的勇气去寻找爱情，并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蓝花花》一歌极具地方特色，它巧妙地将陕北人民的现实生活与作者的感情融为一体，文字优美，故事动人，让读者爱不释手。为了从识解方式的角度来客观地赏析这首民歌内在的语言特色及文学内涵，在此，笔者以Langacker的识解理论为基础，从详略度、主客观性和视角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此探讨不同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其识解方式选择与转换上的差异给译文带来的影响。以下为《蓝花花》的原文及其四种英译本，分别选自王宏印的《西北回响：汉英对照新旧陕北民歌》（2009）[9]和《首届陕北民歌译介全国学术论文研讨会文集》（2009）[10]。
蓝花花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的采；
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地爱死个人。
五谷里的（那个）田苗子儿，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蓝花花儿好。
正月里（那个）说媒，二月里定，
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
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
撇下我的情哥哥，抬进了周家。
蓝花花（那个）下轿来，东望西眺，
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像那一座坟。
你早早（那个）死来，早撒手，
前晌你（那个）死了，后晌我蓝花花走。
手提上（那个）羊肉，怀里揣上糕，
拼上性命我就往哥哥家里跑。
我见到我的（那个）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
咱们两个死活（哟）常在一搭。
王宏印译本：
Blue Flower
Blue thread dark and light look ever the best，
Blue Flower is born to the world so lovely and wet.
Of all crops in the field， sorghum grows the tallest；
Of all girls from the thirteen provinces， Blue Flower is the prettiest.
In the first month she sees matchmaker， in the second she’s engaged.
In the third the down payment given and the next she’s taken in.
Three troupes blow the trumpets， and two beat the drum and gong；
She is transported into Zhou’s without seeing his true lover.
Now， Blue Flower is off and looks around ―― what does she see？
She sees a little old fellow， retching at his home like a tomb.
“Damn on you， and you must die soon， no more！
You die in the morning， and I will go in the afternoon！”
Then with mutton in hand and millet cakes under her arm，
She is running away direct to her lover’s home！
She sees her lover and has so much to say：
“Dead or alive， together we must always stay.”
缑斌译本：
The Blue Flower
Blue thread， blue thread， blue thread looks the brightest，
Blue Flower is the loveliest girl who makes man crazy.
Of all crops in the filed， sorghum grows the tallest，
In all the country， oh， Blue Flower is by far the best.
In the first month， a matchmaker came， and she’s engaged in the second，
Bride price was paid， and she was bought.
When the suona blowing and the drum beating was heard off and on， leaving my boy， I was carried into the Zhou’s house，
We pledge to be together （yao） dead and living.
（一）识解方式之一：详略度
人们在认知某一情景或事物时，总是会有意识地对所表达的信息内容进行细化或统化加工。这种认知能力就是识解方式中的详略度。当译者细化了原语中的语言表达形式时，原文的信息在译文中就趋于详细、具体、清晰；反之，当译者统化了原语内容时，它在译文中就呈现出趋略的态势，所表达的信息则会抽象、笼统、概括。对同样的事物进行认知具有不同层次的详略程度（李海亭，2009）[7]。例如，《蓝花花》中的“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表示“婚礼上的礼乐，吹吹打打。一班子大约五人”（王宏印，2009）[9]。其中“三”和“二”是具体的数字，说明了有三班子的人吹奏乐器，另外两班子的人敲打乐器。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具体的表达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四个英译本中，有三个却都选择将这两个具体的数字笼统化，由此便体现出了不同译者的不同识解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译文效果。在王译本中，他坚持传统的形式对应“Three troupes blow the trumpets， and two beat the drum and gong”，用具体的数字“three”、“two”来对应原文中的“三”和“二”，这种译文似乎更有助于译文读者进行理解。但其他三人的译文并没有通过译语再现出这些精确的数字，而是选择将其模糊化、笼统化。
同样还是在“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一句中，除了数字的详略度在翻译时发生了变化之外，乐器也是一个重要的详略部分。在原文里，作者将演奏的乐器省略，也没有指出吹奏或敲打的究竟是什么。在王译文中，他用“the trumpets”、“the drum and gong”把原文中隐含的乐器用具体的方式突显出来，故“three troupes blow the trumpets”可理解为“三个戏班子的人在吹奏喇叭”，而“two beat the drum and gong”就是“两个戏班子的人在敲锣打鼓”。这样的译文使读者一目了然，能够很清楚地把握原文中所要表达的信息。同样，在董译文中，他也使用了详细的乐器名称来使原文的语义内容更加具体化，即“Trumpets and horns are blown for celebration”。与之相反，我们不难发现，缑译文和焦译本中虽然也明确地说明了演奏所用的乐器，但是他们的译文中都使用了“suona”来做“吹”的宾语，而不是trumpet。这里就涉及到了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如果他们不了解“唢呐”是什么样的乐器，就很有可能在获取原文信息时产生疑惑或困难。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大都知道“唢呐”就是俗称的“喇叭”，它多在民间的吹歌会、秧歌会、鼓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用，是在我国各地广泛流传的民间乐器，更是陕北人民演唱民歌时必备的主要乐器之一。所以，从译文读者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这两种翻译的详略度为：trumpet > suona。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相同的情景或事物会有不同详略程度的认知，而且在同一情景中详略程度的识解转变可以发生在多个方面。
（二）识解方式之二：主观性与客观性
人们认知事物的识解方式既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观察者客观地对所观察到的情景或事物进行观察与描写；在第二种情况下，观察者将自己置身其中，在进行客观描写的同时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识、思维、推理或感知。观察排列描述了人在被观察情景中的位置和两者的关系（李福印，2008）[11]。Langacker（1999）[12]认为，观察排列中主要包含有观察者、最大视野、台上区域、台下区域和焦点等要素。由此可见，在观察者所存在的最大视野中，被观察的对象是否处在台上区域决定了他是否为人们注意力关注的焦点，进而成为判断其是否受到主、客观性识解的关键。若被观察的对象是注意力的焦点所在，那么它就处在台上区域（onstage region），观察者会对其进行主观性的识解认知；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注意力的焦点，那么它将从台上区域转入台下区域（offstage region），与之有关的识解方式也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为客观性的。在翻译中，这两种认知事物的方式不仅体现出了不同的认知心理状态，也表明了操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认知事物时存在思维差异。
在《蓝花花》原文中，作者在前半部分主要是客观地描写了蓝花花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但是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她就不幸地被强迫嫁进周府。但在后半部分，作者笔锋一转，将客观描写转为主观陈述，第一人称“我”的运用使主人公蓝花花从台上区域转入台下区域，说明她不再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成为了主动的观察者。在翻译时，这种主客观性之间的转变也要求译者必须对这种现象有足够的认识，并做出适当的调整以达到符合译文读者心理认知需求的译作。通过对上述四种英译本的分析可知，四位译者总共用了三种方式来再现原文中主客观性识解的转变。第一种是完全与原文中的主客观性转换一致的缑译本。在他的译文中依然保持了前半部分使主人公蓝花花处在台上区域，对她进行客观性的描写，故选用第三人称“she”；而后半部分按照原文的思路将蓝花花放到台下区域，用第一人称“I”来表示，体现出此时的蓝花花是观察者，她受到主观性的识解。第二种是通篇使用客观性的识解方式。王译本中将原文前半部分的主观性识解在翻译时全部转换为客观性识解，始终保持把蓝花花置于台上区域。第三种是焦和董二人的译本，他们都是通篇使用了主观性的识解方式。这种识解以“I”为观察者，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使读者能体会到更加真实的情感和完整的故事性。
（三）识解方式之三：视角
视角（perspective）是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显然，不同的观察者会总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某一相同的情景或事物。视角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识解方式。我国学者唐叶青（2009）曾将视角划分为概念视角、人际视角和语篇视角。这种划分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关于语言三大元功能的划分正巧不谋而合。但是，视角更强调人们使用语言时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能力，而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则侧重于突出语言自身在使用过程中的实际功能与作用。在概念视角中，视角影响词汇的选择，词汇映射人类的认知视角（唐青叶，2009）[13]。也就是说，词汇所处的焦点位置与观察者选择的视角应当是一致的。如果人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发生了改变，那么处在焦点位置上的词汇也一定会随之变化；反之亦然。以《蓝花花》中“手提上（那个）羊肉，怀里揣上糕”一句为例，四位译者在翻译时对“怀里揣上”这一动词短语均选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分别为：“under her arm”，“in my breast”，“in the bosom”和“underneath the coat”。不难发现，这四位译者在选用词汇时的视角是有差异的。其中，董译本中的“coat”说明译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包裹糕点时所用的工具，并没有恰当地体现出“怀里”一词的具体概念。而其他三人则从方式的角度出发，来强调主人公蓝花花是用何种方式将糕点带给自己的情哥哥。然而，即使同样是以方式为视角，王译本与另外两位译者的译本也不尽相同。王译本中用“arm”一词说明蓝花花将糕点夹在自己的胳膊下面，而不是揣在怀里，这与原文的语义内容显然不同。相比之下，缑译本和焦译本所选用的“breast”与“bosom”更加突显出蓝花花是用双手将糕点抱在怀里，这种译法不仅与原文相吻合，更令读者能够充分地体会到主人公蓝花花对这块糕点的珍惜之情。
四、 结语
总而言之，识解是人们重要的认知能力，翻译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指导翻译实践，能够为跨语转换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翻译的目的是实现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等转换。不同的识解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译文效果。在识解理论的作用下，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等关系不再拘泥于单纯的形式或意义，而更需注重译者自身对各种识解方式的理解及转换的能力。只有通过对原文中所含识解方式的详细分析，才能够使译者准确地把握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然后经过自身大脑机制的加工和处理，对识解方式作出适当的选择和调整，重新安排与组织语义内容，从而使译文读者从认知的角度对译文有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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