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那幅字时,心里是怎样想的?”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看着对面衣着寒酸的瘦弱青年,温和地问。“没什么,只是生活太苦了,感觉没意思,不知这漫长的日子何时是尽头……”青年摇摇头,故作淡然地回答。“你的情况我已有些了解:做代课教师,工作勤奋,业绩突出,可每月工资才38元,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胸中必有块垒。所以说你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下来,的确不容易啊!”长者望了一眼不远处已成废墟的校舍,重重地叹了口气。“可是,我1959年被打成‘’,下放农村改造辗转十多年,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遭的罪没法说……最后回城,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下来,现在还能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晚年也很幸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更不幸的人呢!” 青年语塞了,有些羞愧地低下头。“如果我能给你提供物质帮助,你现在最渴望得到什么?”教授换个话题问。“进修本科!”青年的眸子倏然一亮,眼里分明燃烧起希望之火。“行!让我们考虑考虑吧!”长者与青年简单地握握手,然后匆匆而去。
长者乃潘文彦先生(丰子恺老先生的关门弟子),瘦弱的男青年是我。这是1998年的秋天,我与潘先生初识时的场景。1998年的大洪水冲垮了我任教的那所原本破破烂烂的乡村小学,潘先生代表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前来赈灾。其间,看到我办公桌上方那首毛笔自题的小诗,便单独约见我,谈了那一番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
其后不久,基金会帮助受灾的家乡建起了漂亮的希望小学。同时,基金会也开始逐批拨款,资助我就读湖北大学的函授本科。与其他学员的轻松相比,我常常是一脸的凝重。因为身边的那些学员大多是在职的正式教师,带薪进修,所有费用由单位报销;而我,虽然费用也由基金会代为“报销”,但性质根本不同――从资助弱势群体的善款中,切割出的每一分、每一角都显得那样的弥足珍贵。受恩承惠,我是带着怎样的一颗感恩之心上路啊!“三更灯火五更鸡”、“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与时间赛跑,生活的餐桌上只剩下“教学”与“进修”两道“大菜”。2001年末,我以优秀学员身份顺利毕业,捧着镌刻着钢印证书的那一刻,我心潮起伏,如孙少平历经坷坎,终于跳出“农门”,当上了煤矿工人。欣喜、激动、感激之情,简直无以言表。那天,我倚在路边的电话亭旁,语无伦次地把本科毕业的消息告诉远在上海的潘先生。冬日融融中,夕阳的余辉洒满一身,温暖在胸腔弥漫,而胸前的衣襟早已被泪水濡染……
数年后,我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毅然辞掉公职,离妻别子,来特区深圳发展,成为茫茫人海中打工一族。在这块领地,我人生的价值日益提升,教学能力得到长足发展,物质生活也有了丰厚回报。去年的重阳节,我把满载深情的花篮、礼品邮寄给潘先生以示感激。而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先生的谆谆教诲:我是个佛教徒,一切随缘结喜。是你的际遇让我们的善心找到了落脚之处,是你帮我达成了助人的心愿。所以我还要感激你呢!现在能看到你成才并达观的生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更大用处的人,这是我莫大的快慰。我没有什么值得感激的,真要感激,就报答这个社会吧,回馈社会,就是最大的感激……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又一次的泪眼模糊了。而先生的话如记记重锤敲击我的心胸,促我警醒,教我反思,使我更清醒地认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在社会中应承载的责任与道义。其时,学习“丛飞精神”的号角已在这个城市铿锵嘹亮;“效益深圳”、“和谐宝安”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新的风向标。于是,西乡街乞讨青年的破碗中多了我的一份心意;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中有我忙碌的身影;与大西北结对扶助捐款的汇单上留下我“一个曾受帮助者”的署名……
我知道:爱心是没有止尽的,以爱育爱,因爱而生。而前方的路,还在向更远更深处延伸……
(作者单位:深圳清华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