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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和沈心工都是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创作和学校音乐教育的先行者和启蒙者，两人皆对中国新音乐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俩之间的关系如何？尤其是李叔同如何受到沈心工的启发和影响？学界则鲜有研究。本文就此试作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并兼及李叔同《送别》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作为学堂乐歌创作的先行者，沈心工、曾志牒屠钍逋被尊称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创作的“三驾马车”。作为同一时期的同行，他们之间应有若干事业上的联系。就李叔同与沈心工而言，尽管他俩的交往时间与具体情形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叔同受过沈心工的影响。
关于李叔同从何时开始与沈心工有了接触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从时间上分析，沈心工于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班时，李叔同还在天津；1902年4月沈心工赴日本留学，此时的李叔同已在南洋公学就读。这样，在沈心工赴日本留学之前，李叔同有与之相识的可能。但沈心工是在日本期间才开始编创学堂乐歌的，因此，即便是李叔同在沈心工赴日前就认识他，两人也不至于在音乐方面有多少联系。沈心工入东京弘文学院音乐速成班后不久因故辍学回国，并于1903年初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唱歌，后又在务本女塾、龙门师范等校任教。此时的李叔同也有与之相识的可能。但是，他俩最有可能相识的时间应该是1904年的春天。这一年的4月12日，沈心工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了一则“速成乐歌讲习会”启事。这则启事是这样写的：
速成乐歌讲习会
目的 养成小学唱歌教员
讲员 上海沈先生叔逵
教材 新编学校用歌及风琴手法
会所 暂假城西务本女塾
讲期 每周礼拜日午前开讲，即十四次讲毕。
取阅章程及介绍处文明小学堂南洋公学小学民立中学育才小学二十二铺小学城东女学补余学塾
启事上提到的讲员沈先生叔逵即沈心工。《警钟日报》随后就在4月19日报道了该讲习会的有关情况：“前日，为城内速成乐歌讲习会第一次开会之期，假务本女塾讲堂为会所。当时到者为五十人，上午九点钟开会，由讲员沈叔逵宣讲风琴，并列中西二种音韵于各门之下，至十点钟，暂息五分钟，复由讲员指授唱歌之法，各人随声附和者，约历半小时。又讲歌中段落，停顿各法，至十一点钟毕。”同年，沈心工还在龙门书院、沪学会等处教授乐歌。从李叔同的行迹看，他当时有可能就是乐歌讲习会五十位听讲者中的一员（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学习、编创学堂乐歌的机会和兴趣），或也有可能是在沪学会等处与沈心工有了接触的机会。
为以上推断的线索有三：第一，沈心工在发表的启事中提到城东女学为取阅章程地点之一。城东女学是杨白民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李叔同与杨白民是好友，二人交往颇多，从情理上讲，他有在城东女学索取章程的便利；第二，李叔同参与的沪学会成立于1904年农历七月，沪学会活动中有乐歌补习的内容，同时正值沈心工速成乐歌讲习会结束之际，李叔同已有了一些乐歌的基础，可以在沪学会中发挥作用，而此时，沈心工也时常现身于沪学会，他们应有交往的机会；第三，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出版于1904年，而李叔同则在次年有了《国学唱歌集》。以上的诸事在时间上的延续，说明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上应该受到了沈心工的影响。①
如果说上述推断还只是一种探源的话，那么此后李叔同在一些文字表述中则直接提到了他在学堂乐歌创作方面与沈心工的关系问题。继1904年曾志胨编的《教育唱歌集》和沈心工所编的《学校唱歌集》先后出版后，李叔同于次年在上海出版了《国学唱歌集》（初编），并在序言中提到了他编歌的意***：
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爨摧。三稔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耄绍介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少衰。顾歌集甄录，佥出近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粹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区类为五……②
可见，李叔同一方面肯定了三年来沈心工、曾志虢樯芪骼值墓绩，另一方面也强调他自己有意弘扬国学的尝试。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备感“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从而“余心恫焉”。于是便有了他的《国学唱歌集》。
李叔同与沈心工提倡学堂乐歌的目的是相似的。李叔同以为“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爨摧。”其着眼点是提倡国学，拯救道德和健全人格。而沈心工则言：“余观社会现状，家庭少隙地，城市无公园，彼天真活泼之儿童，若无正当之游乐地，自然发生种种败坏伤身之事矣。欲求补救之方，唱歌其一也。”③他又在《小学唱歌教学法》中提出：“陶冶品性，尤为教授之要点，为教师者所不宜一日忘也。”④但是，他们在选择歌词的问题上，两人则存在分歧。沈心工当时的编歌原则是：“欲感动一时之情者，必制一时适宜之音乐，此自然之势也。”⑤其意很明确，他要求音乐能感动特定时代的人，须创作出和特定时代相适应的作品。李叔同则以为“顾歌集甄录，佥出近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余心恫焉。”他觉得沈心工忽视了“古义微言”，所以他自己编辑了“上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粹之” “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的《国学唱歌集》。李叔同这类观点在他今后的乐歌创作中几近始终如一。他在《音乐小杂志》中的《呜呼！词章！》一文中也反对“诋毁故典，废弃雅言”，而力求深远、含蓄、典雅的意境。很难说他俩的观念孰是孰非。客观上讲，这两类的乐歌都有其各自的教化作用。就像同代人赞赏沈心工“君之志在改良社会，而今日之急务尤莫先于德育”⑥那样，李叔同的歌集也得到了竭力的推荐。《国学唱歌集》在出版时曾有广告：
李叔同氏之新作――《国学唱歌集》（初编）
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李叔同编，区类为五：曰《扬葩》、曰《翼骚》、曰《修诗》、曰《ご省贰⒃弧兜抢ァ贰＾蠡尘芍蓄念，振大汉之天声。诚师范学校、中学校最善之教本。初编已出版，价洋二角。⑦
所谓“诚师范学校、中学校最善之教本”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李叔同也对沈心工的音乐教学方法提出了疑义。1906年春，他在日本编《音乐小杂志》，并在题为《昨非录》的文章中说道：“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者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谱。吾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于是他又说：“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⑧基于此种认识，李叔同在此后的音乐创作和教学中毅然使用五线谱。⑨沈心工用简谱教学，黄炎培是有“证词”的，他在《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中就介绍了沈心工自日本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开设唱歌课时率先在中国用简谱教学的情形。⑩李叔同的音乐态度十分严谨。他在《昨非录》中还指出：“……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此为吾国乐界最恶劣之事。余昔年初学音乐，即受此病，且余所见同人中，不受此病者殆鲜。”
但是，某些观念上的不同并不影响李叔同对沈心工的尊敬。同样是在《音乐小杂志》上，李叔同为了下一期的杂志出版而刊登了一则《征求沈叔逵肖像》。文中不无感彩：“沈氏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久为海内所钦仰。今拟将沈氏肖像登入杂志。如诸君有收藏此肖像者，请付邮寄下。他日登出者，赠水彩画一张，第二期杂志一册，日本唱歌一册。其他未登出者，亦各赠第二期杂志一册，日本唱歌一册。其肖像无论用否，他日必一律寄还（期限至五月底为止）。”只可惜《音乐小杂志》在出版了第一期后，未能继续出版。此为一大遗憾。
二
李叔同虽与沈心工在音乐思想和教学方面有分歧，但在学堂乐歌的编创手法上却有着相同的做法。沈心工的第一首学堂乐歌《体操》（即《男儿第一志气高》）所选的就是日本铃木米次郎《手戏》之曲，并在编创过程中有所变化。类似的情况在李叔同的歌曲中也十分之多。有意味的是曾志肴捶炊哉庵肿龇āK在《音乐教育论・音乐之于诗歌》一文中指出：“凡西洋流行之曲，各国固可翻译，但译者不可擅动一音，此惯例也。不知音理，固不可改人原曲；即知音理，亦不可改人原曲。”{11}因此，他以为改动他人之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李叔同则与沈心工一样，善于采集并根据需要改动外国的原曲，《送别》歌即是一例。
《送别》是人们最熟悉的一首李叔同填词的学堂乐歌，学界向来十分关注。然而，对此歌的研究，仍有若干问题需要辨正和分析。
日本音乐教育家犬童球溪曾采用美国作曲家J・P・奥德威所作的歌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旅愁》，并取消了原曲中每乐句末尾强拍上的切分倚音。李叔同后根据《旅愁》的旋律填写了《送别》，自然也没有了切分倚音。这样也就更符合中文歌词的韵味。此歌旋律优美并带有忧伤的情调，自问世后，流传很广，被收入诸如《中文名歌五十曲》（1927年）、《仁声歌集》（1932年）、《中学音乐教材》（1936年）、《万叶歌曲集》（1943年）、《中学歌曲选》（1947年）和《李叔同歌曲集》（1957年）等各种歌曲集。关于这首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这首歌的歌词在某些版本中将其中的“一瓢浊酒尽余欢”中的“瓢”字写成了“斛”字。关于这个字，对《送别》歌颇有研究的钱仁康先生在其论著中表述得比较模糊。比如，他在《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12}中用的是“瓢”字，而收在《钱仁康音乐文选》中的《〈送别〉面面观》{13}一文，他又用了“斛”字。笔者赞同孙继南先生的意见，应该根据最早的版本，即丰子恺《中文名歌五十曲》{14}来确认此字。《中文名歌五十曲》中《送别》歌词用的是“瓢”。{15}二是须澄清研究界的一个模糊认识。李叔同填写《送别》歌词与犬童球溪有关，但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对犬童球溪的生卒年标注则出现了错误。钱仁康先生是最早考证出李叔同受犬童球溪影响的学者。他在《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考》{16}一文中对犬童球溪生卒年的注释是“1884―1905”。其他学者也经常沿用了这一注释。此后，钱仁康先生注意到了这个失误，先后在2001年5月版的《学堂乐歌考源》{17}和2004年4月版的《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钱亦平编）{18}中对此说作了不同程度的更正。然而，钱仁康先生在《学堂乐歌考源》中的更正仍然是不彻底的。比如他在该书第238页中仍将犬童球溪的生卒年标注为“1884―1905”，而在第240页上则又标注为“1884―1943”。后者表明钱仁康先生已注意到犬童球溪的卒年为1943年，但两处标注的出生年仍然有误。但是，在钱亦平所编的《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中，失误得到了完全的改正，即“1879―1943”。关于犬童球溪的完整资料，日本汉学家丸尾常喜先生于2006年9月向笔者所在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提供了他撰写的《犬童球溪与中国》{19}一文及日本学者元胜弘著《犬童球溪传》一书（1986年10月由フォルテ出版）。据该著所附的犬童球溪年谱显示，犬童球溪具体的生卒年为1879年3月20日―1943年10月19日。在此作一强调，期望日后中国学界不会再对犬童球溪的认识出现偏差。
谈及《送别》，亦须提到沈心工。沈心工有一首名为《昨夜梦》的歌，直接根据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原曲填写，保留了每一乐句结尾的切分倚音，但这首歌却没有像《送别》一样成为经典留传后世。其原因当然不只是否取消切分倚音的问题。歌词意境的优美和李叔同本人的文化魅力是重要因素。论在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创作上的地位，沈心工不亚于李叔同；论身份，沈心工应该是李叔同的长者；论作品的数量和从事音乐教育的时间，沈心工远在李叔同之上。然而，论影响，李叔同显然要比沈心工大得多。这就须从作品质量和文化魅力角度去诠释了。
①关于李叔同是否参与了速成乐歌讲习会的学习，目前尚处于推测阶段。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附录《李叔同事迹系年》“1904年”条目中记曰：“4月17日，沈叔逵先生主持速成乐歌讲习会开班，共两月，至7月28日结业。谱主参加此项学习，学习风琴奏法及作曲法。”此说未见直接证据材料。另有资料表明，沈心工曾于1912年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任教音乐（见陈建华、陈洁编《民国音乐史年谱》，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5月版）。如属实，沈心工与李叔同此后有在该校共事的可能。但未见其他旁证资料，不定论。
②《国学唱歌集》的序言在不同的记录中个别文字与标点不尽相同。笔者据《弘一大师全集七・佛学卷（七）、传记卷、序跋卷、文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③沈心工《编辑大意》，见《重编学校唱歌一集》，上海文明书局1912年版。
④⑤《小学唱歌教授法》，[日]石原重雄著，沈心工译辑，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版。
⑥陈懋治《学校唱歌二集・序》，务本女塾1906年发行。
⑦见1905年6月6日《时报》。
⑧李叔同编《音乐小杂志》于1906年2月8日在东京印刷，2月15日在上海发行。
⑨吴梦非《一代名师――忆李叔同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片断》，见余涉编《漫忆李叔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
⑩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1}曾志搿兑衾纸逃论・音乐之于诗歌》，载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0号。
{12}《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9月版。
{13}{18}《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钱亦平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4}丰子恺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开明书店1927年8月版。
{15}孙继南《还历史歌曲以原貌：〈渔光曲〉、〈送别〉歌词辨正》，载《中国音乐教育》2000年第4期。
{16}钱仁康《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考》，载《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9月版。
{17}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9}此文载于日本《周刊人吉》周刊，分“上、中、下”连载于该刊第418期（2006年5月14日）、第421期（2006年6月4日）、第423期（2006年6月18日）。
陈净野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