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大历诗人刘长卿创作了多首赠答诗，它们是其交际情况和心路历程的折射。这些赠答诗里既有修齐治平的仕进精神，也有弃世归山的隐逸情怀。这种仕隐两难的矛盾是大历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诗人致力于实现人生理想的结果，更与他几经贬谪的遭际分不开。
关键词：刘长卿 赠答诗 仕隐矛盾
刘长卿是大历名家，却一生坎坷。他家境贫寒，久困屋场，科举晚第，蒙冤受难，入狱遭贬。这些特殊经历造就了他既想跻身达宦又想弃世归隐，反映在赠答诗里，就是仕隐两难的矛盾。对此，本文拟结合赠答诗文本，就刘长卿的仕进精神、隐逸情怀以及仕隐两难的矛盾原因进行解读。
一、修齐治平的仕进精神
《论语・微子》有言：“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孟子也称：“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2]前者表明不入仕则不义，从伦理道德的标准要求君子应以仕为荣。后者则以耕于农比之仕于士，直接强调入仕乃士子的第一要义。诚然，以上两种说法都是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要求，但也为古代士子实现理想指明了一条道路。也正是如此，其时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才不惜寒窗十载，以期跻身仕宦，实现移孝尽忠、家国同构的人生理想。生活在大历时期的刘长卿自然也不例外。如他作于天宝元年（742）前后的《小鸟篇上裴尹》一诗，诗云：
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r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纵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岁月蹉跎飞不进，羽毛憔悴何人问！绕树空随乌鹊惊，巢林只有鹪鹩分。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随后来。[3]
全诗采用比兴手法，将诗人自己比作孤苦无依的小鸟，急切渴望能找到容身之处。刘长卿这首干谒诗，反映的是他进身无门，急于得到赏识的焦灼心态。应该说，刘长卿的仕进精神在这首赠答诗中初露端倪。而他作于天宝五载（746）或六载的《客舍喜郑三见寄》一诗中的“十年未称平生意，好得辛勤读书”[3]句，则直接反映了刘长卿入仕苦读却连续十年不第的无奈和心酸。
至德元载（756），长卿初任长洲尉，就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现实精神。如《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一诗中“关中因窃据，天下共忧。南楚有琼枝，相思怨瑶瑟。一身寄沧州，万里看白日。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3]就是诗人针对潼关失守发出的感慨和呐喊。文人士子面对国难，敢于担当的英勇品质在此一展无遗，它是诗人仕进精神的纪实反映和升华。而《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营五十韵》一诗中“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风尘生害马，河洛纵长鲸。本谓才非据，谁知祸已萌。食参将可待，诛错辄为名。万里兵锋接，三时羽檄惊。负恩殊鸟兽，流毒遍黎氓。朝市成芜没，干戈起战争。人心悬反覆，天道暂虚盈。略地侵中土，传烽到上京。王师陷魑魅，帝座逼偾埂N妓嘶胡马，秦山泣汉兵。关原驰万骑，烟火乱千甍……”[3]则是深刻揭露安史之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写实精神可与“诗圣”杜甫相媲美。试问，倘若不是长卿以士大夫高度的责任感自律，又何尝能写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应该说，正是如此，我们才在赠答诗中体味到长卿关心时局、关爱民生的士大夫精神。
大历九年（774），长卿谪官睦州。这一时期，他虽然再遭贬谪，但只要有机会，其心中仍激荡着投身仕途的热情。如作于大历十三年（778）秋的《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诗云：
建隼罢鸣珂，初传来暮歌。渔樵识太古，草树得阳和。东道诸生从，南依远客过。天清婺女出，土厚绛人多。永日空相望，流年复几何？崖开当夕照，叶去逐寒波。眼暗经难受，身闲剑懒磨。似^占贾谊，上马试廉颇。穷分安藜藿，衰容胜薜萝。只应随越鸟，南翥托高柯。[3]
诗的前四句不惜笔墨的赞颂李使君的***绩，后六句则逐一书写自己的困境，表达想要依托李纾的愿望。其时长卿约已61岁，且身处贬所，主客观条件都制约其仕进理想的实现。但即便如此，长卿仍然踌躇满志，希冀有所作为。这种不屈服现实、勇于改变命运的努力和抗争是古代士大夫仕进精神的缩影。同样作于睦州贬所的《寄会稽公徐侍郎》诗中“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3]一句也是诗人坚定效忠朝廷的体现。
应该说，仕进是长卿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绝非个例，而是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写照。
二、弃世归山的隐逸情怀
与仕进相对的隐逸也是我国古代常见的现象。儒家所主张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实为士人指出了另外一条生存之道。
刘长卿所存赠答诗中，隐逸主题反复出现。如他在天宝初年东游途中所作的《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有诗句云：“惠爱原上情，殷勤丘中诺。何当遂良愿，归卧青山郭。”[3]这首诗作于长卿屡试不中时，多年的落第经历时时击打着他，让其原本火热的进取之心逐渐冷却了。反映在诗里，就萌生出了隐逸的念头。应该说，这是长卿遭遇科举失利后的消极回避反应。
如果说长卿早期赠答诗中流露的归隐之念是遇挫后的防御心理，那么当他踏上仕途后，是否就不再复吟归山呢？实则不然。如他作于至德二载（757）的《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一诗有云：“惆怅空伤情，沧浪有遗迹。严陵七里滩，携手同所适。”[3]王]运《唐诗选》评其：“清无俗尘”。[3]的确，长卿在这首诗中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妙景致，如若没有一颗憧憬隐逸的灵心，写出来的诗句或许就要大打折扣了。在他《送处士归州因寄林山人》中的“鸟声春谷静，草色太湖多。傥宿荆溪夜，相思渔者歌。”[3]以及《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中的“夕阳留古木，水鸟拂寒浪。月下扣舷声，烟中采菱唱。”[3]句都充满了隐逸情怀。可见，仕途生活带给长卿的并不全是满意。但仔细品读这一时期的诗作，其隐逸情感较为淡然。可以说，这一时期长卿对隐逸仅是向往之情，并非真的决意要隐。
至德三载（758）春，长卿被罢去摄官，不久又被下长洲狱。这是他首次遭遇***治迫害，亲历官场黑暗。如他的《非所留系寄张十四》曰：“不见君来久，冤深意未传。治长空得罪，夷甫岂言钱？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因书欲自诉，无泪可潸然。”[3]这是长卿被诬下狱后对冤气的申诉，对直道的呐喊。随后，长卿又被贬南巴，这对其无疑是雪上加霜。因而在其《赴南巴书情寄故人》中言“裁书欲谁诉？无泪可潸然”，在《会赦后酬主薄所问》中曰“重见太平身已老，桃源久住不能归”。正是在一系列的冤屈和不平之后，盘桓在长卿思想深处的归隐之念又一次出现在其诗中。如《题王少府尧山隐处简陆鄱阳》诗曰：
故人沧洲吏，深与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买田楚山下，妻子自耕凿。群动心有营，孤云本无着。因收溪上钓，遂接林中酌。对酒春日长，山村杏花落。陆生鄱阳令，独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官，随君永栖托。[3]
周E评曰：“神气宕跌，怪丽不恒，得其词源，足兴风雨。少府隐居心迹，描摹入化矣。此述少府隐居，兼美陆生同调也。合为吏而志在栖隐，即能解阻躬耕，不与世情群动相逐，惟有钓饮山村为乐，少府真意超物外者哉！”[3]是为的评。长卿描述王少府隐居情形，实则是向陆鄱阳表达自己的隐逸情怀。“早晚休此官，随君永栖托”反映了长卿对为官的厌倦，对归隐的决心。
大历六年（771），长卿出使湖南，任职鄂岳。此时，他已历经贬南巴、幕淮南、进长安、再幕淮南等一系列官场坎坷，确已体味到官场黑暗和世态炎凉。因而，这一时期，隐逸主题反复出现在其赠答诗中。如《赠元容州》中“避世歌芝草，休官醉”[3]用秦末四皓、东晋陶渊明典故暗合归隐情趣;《汉阳献李相公》中“几人犹忆孙弘阁？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还丞相印，十年空被白云留。”[3]也表达想要如范蠡一般归隐江湖。此外，长卿诗中多用渔夫意象喻归隐。如《赠湘南渔夫》中“沉钩垂钓不在得，白首沧浪空自知”[3]《长沙早春雪后临湘水呈同游诸子》中“君问渔人意，沧浪自有歌”[3]345、《江中晚钓寄荆南一二相识》中“垂钓看世人，那知此生足”[3]都表达隐者渔夫的自得其乐。隐逸此时已是长卿的精神寄托了。
大历八年（773），长卿任鄂岳转运使判官筹集钱粮，与任鄂岳观察使的吴仲孺产生龃龉，后者诬陷长卿“犯赃二十万贯”。其后长卿虽在监察御史苗傻陌镏下得以减罪，但仍被贬睦州。这是他***治生涯的第二次贬谪，随后尽管有任随州刺史，但一年后就颠沛流离，闲居江东了。经过此番折磨，长卿赠答诗的对象出现了颇多佛道人士，其隐逸心迹也由隐变显了。如《赠微上人》中“何时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3]《对酒寄严维》中“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3]《酬灵毓相招》中“如今渐欲生黄发，愿脱头冠与白云”[3]《寄许尊师》中“世人知在中峰里，遥礼青山恨不归”[3]等无一不显示了长卿此时身在尘俗，心已归隐的情况。
纵观长卿一生，未仕即谈隐，却终身未隐。他对隐逸的情感态度并非始终不变，而是随着其经历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明晰、强烈并最终坚定的。
三、仕隐矛盾之原因探微
品读刘长卿的赠答诗，其仕隐矛盾始终存在。尽管他不是这一矛盾的个例，但其仕其隐的原因并非可与他人一概而论。首先，刘长卿一生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以及德宗四朝，他既聆听过盛唐强音，也目睹过安史之乱引发的社会灾难。国家由强入衰带来的一系列巨变在善感多思的长卿心里留下的创伤可想而知。其实，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大历时代的悲哀。生活在如此环境之下的诗人，面对的宦海风波自然要较太平盛世更为猛烈。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长卿总是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摇摆。正如李连霞所言：“从社会阶层、社会力量而言，隐逸阶层的出现，缘于一部分人与统治阶级及统治制度产生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不是农民起义式的显性冲突，而是一种隐性冲突。”[5]诚然，当诗人个体与统治阶级整体相处和谐时，仕进精神便占上风。反之，隐逸情怀便悄然昂首了。其次，刘长卿约37岁才中第，他多年饱读圣贤书，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忠君爱国致仕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对他的影响是深厚且长远的。长卿尽管中第较晚，且蒙冤入狱，两遭贬谪，但他对国家的命运，时局的关注，人民的苦难不因自己的遭际而有所改变。我们在其诗中读到的是对直道的呐喊，对人民的同情，对民族的忧患。正是这种博爱精神，这种关注人命运的人文情怀激励、引导他艰难地行走在仕宦途中。因而，长卿虽未仕谈隐却终身未隐。最后，隐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所反映的是特定群体的特定心理反应。从刘长卿的仕隐经历来看，隐逸是他遭遇不公正待遇后的回避心理，是他缓解现实痛苦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理想人生的一种状态。这与那些“隐居以求其志”[6]的真隐士有着本质的不同。
要之，我们在解读刘长卿赠答诗中的仕隐矛盾时，不能将其等同一般的赠答诗来考察，而应结合大历特殊的时代背景、长卿的人生理想以及其个人遭际来综合审视，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仕其隐的真正内蕴。
（指导老师：付兴林）
（项目基金：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2015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唐代赠答诗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LGYCX1509]。）
注释：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
[2]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
[3]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李连霞，王加鑫：《解读隐逸》，唐山：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楼宇烈：《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苏婷 陕西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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