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由著名作家刘震云编剧，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国产大片——《温故1942》作为贺岁档电影已经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影片以1942年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河南受灾百姓逃荒路上发生的故事。从1942年蔓延至1943年的这场大灾荒，共造成300余万河南人死亡，上百万河南人逃荒到陕西西安等地，成为后来的“河南担”。70年后，当再次梳理这段悲怆的历史时发现，除了极少数传教士和个别中外记者留下片断记录外，历史却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很少，本文以一个逃荒亲历者的视角揭示当年那段历史的冰山一角。
“人吃人”惨剧发生
1943年春天，河南农民***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带着妻子和年仅15岁的儿子张***伟背井离乡，逃荒异地。他们辗转千里，终于到达西安市道北落脚。张家的经历是当时河南逃荒人的缩影，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正是当年中发生的所有苦难故事中的一个。
从1941年秋季开始，在***的老家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饥饿的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充饥。到了1942年秋季，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山上的草根被挖完，树皮被剥光，每天都有饿死的灾民，而且死人的数量愈来愈多。在张***伟幼时的印象中，因为持续的干旱，田地干裂，大风过后，扬起漫天黄土。田里打不出一粒粮食，靠天吃饭的农民没有丝毫的办法。然而更让人恐惧的是随之而来的饥饿，每家每户都没有可吃的东西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就上山挖野菜，吃树叶、榆树皮、柿叶、剥下的柿蒂，把蒺藜捣成粉等，可是这些东西也很快吃完了，于是人们就吃鸟粪、观音土、石头面等充饥。而让人们都想不到的是，在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人吃人的事情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道听途说。在河南省档案馆里收藏着《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这封***的文件可以证实：在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过：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
1942年夏天，还未从旱灾的阴影中走出的河南民众又面临着一场蝗灾。据1942年6月28日的《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除了旱灾、蝗灾，还有“汤灾”。“汤灾”，是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总司令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抢掠，横行乡里。而此前的中原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为了阻止日***西进，1938年6月9日，***队曾在郑州的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人为地制造了一场大灾难。据行***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因此灾，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滔滔洪水，390多万人外逃。在这样的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河南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苦难，他们上天无门、哭诉无处，每一天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传教士和记者笔下的灾情
少数传教士和几个中外记者成为当年河南大灾的记录者，他们在报导中的片断记录，成为还原1942年河南旱灾历史真相的有力佐证。
1942年9月份，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在郑州写道：“教堂外面，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这里大些的孩子们被卖掉。这个死去的妇女留下的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卖出去……”
当年的春天，河南南阳的《前锋报》记者赵鸿恩借了辆自行车，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东行，到郑州再南下，直到信阳。一路采写了十多篇报道，系列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历史细节。在赵鸿恩的笔下，“（郑州）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牧师，在1943年的春天，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183具尸体。”
当时，敢于披露灾情的媒体，除了《前锋报》这家民营小报外，还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几家媒体。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张高峰感到气愤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府痛打，逼灾民卖地抵租。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张高峰采写的直击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和片段。《豫灾实录》文中质问：“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富有正义感的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府***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天灾之后的人祸
1942年的冬季，天气特别寒冷，饥寒交迫的群众又被冻死了不少。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的折磨。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加剧了灾难的发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民不聊生。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遭受旱灾后，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府的报告中说：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除通过省***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外，还有形形、无法估计的***事方面的需求。
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中央***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府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受灾人数骤增。1943年12月河南省***府编印的《河南省***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死亡人数成谜
1942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大公报》等极少数媒体的报道外，《河南省志》的记载前后不过三百余字：“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其后列举了通许、伊川、偃师、汝阳、密县、郑州、尉氏、许昌、睢县、西华、桐柏、南阳、唐河、新蔡等地情况，所用词大多都是“大旱”、“秋绝收”，再无其它。据《水旱蝗汤悲歌》记载，1943年当时***府的《河南省***府救灾总结报告》提到，仅1942年河南共饿死28.8万人，逃荒150多万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府管辖区域内。这一***数据未包含沦陷区数据，交战区数据也未能完全统计。
郑州是饥荒的中心，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灾后锐减至约3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间。据《巩县志》记载：民国31年（1942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巩县饿死19100人。河南省***府救灾总结报告：巩县逃荒80505人，饿死4431人。
据时任国民参***会参***员郭仲隗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省***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治上未有之奇”。
民国灾害研究者、南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苏新留在所著《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中指出，“（地方***府）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观望不前，推卸责任。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5万余人。当时被认为是缩小了的数字，省***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
对于旱灾的死亡人数，河南省抗旱救灾防御协会原秘书长管志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死了300万人！”与此相互印证的是，《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河南省志·人口志》中也记载，1940年，河南人口是3067万，1942年2798万，1943年2595万，到1944年，2471万。这四年，人口减少了596万，减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1942年饿死人数在300万人以上。
逃荒人的苦难记忆
1943年灾区依然干旱。为了活命，张***伟的父亲和其他灾民一样，携带家小，外出逃命，他们的村庄已是十户九空。扶老携幼的河南逃荒人，沿着陇海铁路一路向西乞讨。据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珍藏至今，这些照片记录了那段历史。数十张黑白照片上是大批灾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要饭的真实影像。衣衫褴褛的灾民推着独轮车，担着挑子，有气无力地沿着铁轨向西走去。有的沿途靠吃草根啃树皮充饥，路上随处可见被饿死的人的尸体。
***一家徒步翻越潼关后，来到西安，他们在火车站道北的空地上靠搭窝棚栖身。
1934年通车的陇海铁路，几年前道北还是荒凉的农村。大量河南难民涌入后，几乎是一夜之间，道北窝棚林立。这里有大片坟地，有的人就把草庵搭在坟地上。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灾民靠拉车、卖苦力，甚至沿街乞讨谋生。后来，道北附近住满了逃荒的人，部分灾民只能沿陇海铁路来到来到宝鸡、铜川等地谋生。
70年来，河南人集聚地的西安“道北”，成了一个有河南地域特色的区域。据说，现在的800多万西安人中，有300万是河南人。另外，在陕西宝鸡、铜川等地也有很多河南人。
那时，外出逃荒的河南人有的推着独轮车，更多的是像***一样，担着挑子。于是，“河南担”成了当地人对河南人的称呼，有的陕西人还讥讽他们为“河南蛋”。在西安，道北也成为“脏乱差”的代言词。这里的环境不好，整条街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自来水管也只有一个。从2007年开始，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道北的平静。西安要在这里建成世界最大的大明宫遗址公园，而遗址公园就位于道北的中心位置，“道北人”陆续离开了这片土地。
《西部大开发》杂志的首席记者张敏洁就是当年逃荒的河南人的后代，当年他随父母一起逃荒到西安时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已是70岁的老人了。第一代逃荒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西安道北附近，50岁以上的老年人说的仍是地道的河南话，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说的就是标准的西安话了，因为他们是在当地出生的，并不是从河南逃过来的。对于这一代“河南人”来说，1942年逃荒的历史，在他们的记忆中显得陌生而又遥远。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历史上真实的“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