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江苏省镇江市云台山北麓的古官道上，有一条1000多米长的西津渡街。在这条古街上，有江南惟一现存的喇嘛式过街塔——昭关塔，人们在塔下来往穿越，祈求一世平安。离古渡口不到50米处，有一座观音洞，一座天妃庙，同样承载了来往渡口百姓的平安祈愿。然而神佛的保佑毕竟太过虚妄，给予那些处于危难之中的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关怀的，却是数十米之外的救生会。
救生会是一幢不起眼的砖木建筑，门楣上镶嵌着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救生会。推门而进，迎面是一座六角凉亭，左转便是一栋总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两层建筑，楼对面则是三开门面的平房，这里就是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现代救助的发源地。
雏形
据《镇江志》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四十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唐天宝十年（722年），一次就有数十艘渡船沉没；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即遇上风浪波涛，连艄公在内的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一阵狂风竟摧毁了千余艘漕船和民船。
由于西津渡特殊的交通位置和***事地位，宋朝时，镇江沿岸渡口已星罗棋布，绵延数十里，加强安全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到了南宋乾道年间，渡船死人的事件还在延续，活生生的事实让时任镇江郡守的蔡恍寝食不安，他决意做一件好事。这一年，蔡郡守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摆渡船“身兼两职”，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也是后来救生会的雏形。
到了元代，战事纷乱，污吏横行，这时的西津渡口监渡官吏中有人，敲诈勒索，致使渡江客取道私渡。然而，私船主大多为无业游民，索财更是心切，手法毒辣无比，载客船常常驶抵江心，故意停航，威胁旅客交钱，一时间闹得过江者人人自危。至元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每船配备艄工1名，水手9名，要求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的姓名，实行“实名上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段廷圭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必须每10天轮流一次亲自到渡口巡检，严查私渡小船，同时各渡船摆渡费由***统一收取。江面上还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渡船不插旗号，严加处罚，对私渡船则予以坚决打击。泰定二年（1325年），段廷圭又果断地取消了历年来设在码头上的“监渡员”，根除了滋生渡口贪官的土壤。泰定三年（1326年）10月，他又取消了西津渡官渡船的船票，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西津渡口的一系列变革，对改变当时长江水域事故频发、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救生行动往往被动进行。
救生“红船”
明朝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了两艘救生专用船，并向社会招募水手30余人“济渡救生”。他还亲自率领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使救生船直抵码头，大大方便了旅客登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水域救助专业队伍。
民间救生慈善事业也随之涌现。明末崇祯年间，兴化士绅李长科、悯风涛自费在玉山下建造“避风馆”，由超岸寺僧长主持，往来江上旅客从此有了临时休息的地方。后来，他们又募捐款项建造了10艘“红船”。为了鼓励救人，还按所救者生死，分别予以奖励。就这样，由僧民结合的“避风馆”活跃了50年之久。
到了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集资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红船”的出现，促进了清朝官府对人命救生的重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府责令沿江官府文武官员关注过往船只安全，如遇到大风，江心船只不能靠岸的要给予救助，并动用国库打造10艘护航船分布在沿江两岸，船只遇风，立即护航。
京口救生会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镇江京口蒋元鼎、朱永载等15名乡绅牵头，“劝邑中输钱，救涉江复舟者”，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了京口救生会。时值江上大风，有一艘船遭遇风浪倾覆，救生会闻讯后立即派出救生“红船”前往救助，救助人员勇猛无比，当即控制住难船，救活一人，京口救生会旗开得胜。救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美谈。
京口救生会还立下了规矩，对救助船实行论功行赏；对无家可归的被救人员留在会中收养；对有家者则发给路费；遇难而死者，由救生会打捞沉尸置棺装殓。
京口救生会的诸多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纷纷捐款资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祀文昌神。如果参加共创救生会的善士辞世，立牌位于楼西祀之。会员还公举公正者为救生会会首，具体负责金钱的收支。
京口救生会义士们的善举感人肺腑。乾隆初年（1736年），京口义士蒋豫召集了乐善好施人士全力振兴救生会，他们商定救生人员凡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1200文，找到浮尸一具奖赏1150文。他和他的后人连续七代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时间长达140年。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也影响到了沿江官府的作为。丹徒县令冯咏十分关注救生，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坐救助“红船”巡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船12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城壕又增设8艘救生船。镇江府则征集民船补充。道光六年（1826年），包良丞督造的大型救生船使镇江沿江的救生力量得到加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长江沿岸数省连遭水灾，他又在汉口倡导设立“红船”救生。嘉庆年间，仪征人阮元任江西巡抚时所督造的“红船”速度最快，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江西、安徽以至大江南北到处都有救生“红船”的踪影。
咸丰战乱后，救生会房屋全毁，船只荡然无存。同治三年（1864年），蒋豫后人蒋宝在韶关建造两间房屋作为救生会会所。英国侵略者占领了镇江，洋人将救生会所强行当作领事馆。蒋宝力保会所，拒绝领取租金，光绪二年，洋人只得将会所归还。
比起宋、元、明时期设立的官渡来说，清代的京口救生会的诞生是一个进步。官渡主要是***府负责南北客商和货物的渡江运输，有时兼做救生，而京口救生会则是民间士绅兴办的专业从事江中打捞沉船和救生的机构。作为民间士绅兴办的慈善机构和民间兴办的水难救助机构，它的出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卡片
“红船”
由于红色光的光波最长，容易穿过水层和雨雾，所以把救生“红船”的船体设为鲜红色，这样，即使在大雾弥漫的天气或狂风暴雨里，人们也老远就能看见它，为它让路，以便尽快抢险救人。“红船”头有虎头雕刻，当时江面多处设有关卡，虎头标志表示十万火急，性命关天之意，出航后将一路畅通无阻。“红船”船身扁长，航速极快，具有一定的抗风能力。船内置5对船桨及大铜锣一面，起锚出渡救生时，船工“当当”敲起大铜锣，江面上船只远远听到都要避行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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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洲救生分会
道光四年（1824年），京都义士联感到西津渡救生船距离江北岸较远，“红船”出动救生受到时间限制，于是就创立了瓜洲救生分会，与京口救生会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会所设在瓜洲江神庙。当时已经拥有47艘救生渡船的扬州盐院决定调拨10艘船支援瓜洲，使江北的救生力量得到有效加强。后来，瓜洲救生分会会址几经搬迁，所需费用都是来自于民间。
焦山救生总局
雍正六年（1728年），扬州张柘园、程封延捐地60亩，在焦山设立一艘救生“红船”，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又先后添置救生“红船”3艘。道光年间，焦山救生总局成立。同治初，常镇道观察赵吟蕉了解到长江船只失事频繁，决定筹款接济救生会。同治甲子（1864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训导徐国桢去南京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便委任他接手焦山救生总局事务。徐国桢到任后，大力整顿，修订章程，杜绝了当时曾经出现的救生谋私的问题。徐国桢领导有方，管理严格，每日天明，即派船到江况险要的水域锚泊待命，“预防风浪，以便援救”，这样做法有点像当今海上锚泊待命救助。焦山救生总局还规定，冬季救活人口先换给棉衣，后用姜汤米去寒果腹，再发给路费；对已死者则用棺木掩埋；而对破损船舶则代为修理。由于章程周全，措施得力，焦山救生会十分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