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论语》不仅是封建社会科考取士的教科书，更以其丰富内涵，在精神传统，思想价值和行为方式方面构建了整个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形态。《论语》全文仅万余字，内容却包罗万象，本文试对《论语》中涉及的“义”、“利”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一番讨论，从中探讨孔子的看法及“义”和“利”的相互关系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 孔子 《论语》 义 利
《论语》一书内容丰富，价值多样，后人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和原则。书中多次出现“仁”和“礼”，其中谈及“仁”109次[1]，“礼”74次[2]，“仁”、“礼”均是《论语》中的重要内容，在当时体现为孔子对周礼的一种积极维护，但在今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相反《论语》中谈及“义”和“利”虽不像“仁”、“礼”的次数那么多，但“义”和“利”却穿越时代，具有普遍和深远的生命力，作为一种价值取舍标准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意识，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本文拟对书中“义利”观产生的背景，“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做一探讨。
一、孔子“义利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乱世，这一时期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系列的新情况也相继出现，经济上，由于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大量田地被开垦，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治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兼并，使得原有统治秩序和礼法等级荡然无存，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在价值观上，由于受“争于力”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在旧的价值观解体，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人们唯利是***，不顾原有礼法，甚至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无所不为。生活在大变革时期的孔子必然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孔子对“义”和“利”的看法不是有系统的，他的看法主要散见于《论语》里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中，为数不多，但极为精炼，且最终成了后世“义利观”的源泉。
二、“义”的基本内容
（一）“义”字在《论语》中的基本涵义
在《论语》中“义”字共出现24次[3]，主要以名词的性质出现。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义者，事之宜也。[4]
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这样解释：“义”与“仪”、“舞”相关，源出于饰羽毛（“羊”）之人首（“我”）舞蹈，乃巫术礼仪中之正确无误的合宜理则、规矩，此“仪”、“义”后理性化而为“礼”之具体言语、举止形式（“威仪三千”等），再变而为抽象化之“合宜”、“适度”、“理则”、“应当”、“正义”等范畴，并具有某种外在强制性、权威性或客观性，再引申为“理”（合理、公理、理则等等）或“当”（正当、适当、应当等等）。就个体说，变成为行为的准则、规范、义务、责任。它基本上是某种供实用的理性原则或范畴。[5]
由上述诸家分析，可见“义”原是一种远古巫祀仪式，到先秦时期逐渐演化成为“合理”、“应当”、“正义”等意思。
《论语》中“义”字主要表示合理，应当，理则的意思。
（二）“义”是一种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价值取向。
《论语》中“义”字主要以行为准则，道德标准的意思出现。现列举如下：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篇》）
见义不为，无勇也（为***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篇）
不义而富却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
……
例如《论语·为***篇》中所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所谓的“义”就是应当，并且有了心理强制性在里面，看到应该做的而不去做，不想做，甚至去逃避，这都是不应该的，是应受到谴责的，这句话更指向人的道德心理，对于规范人们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孔子对于中华民族心理价值观的初步构建，在这里“义”是一种行为标准，“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句话是“义”作为行为标准的最好诠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得思义”等这些句子中“义”主要从价值观上说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就等同于文中的“义”，在利益取舍面前，都要以合于“义”为原则，这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性原则，取得利益伤害了别人或是社会就不去做，相反不取利益对他人社会有利，则也不去做。《论语·里仁篇》里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做到在利益面前取舍按照“义”的原则，在孔子看来已经接近“仁”了。
（三）孔子对“义”的态度
首先，孔子对形成人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规范的“义”是极其推崇的，不止一次提到“义”的作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能做到无惧无慕，心怀坦荡，这样就达到了君子的境界，所以能守“义”行事是君子的标志；其次，使民以“义”是孔子赞成的统治方式。“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篇），“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子路篇），引句中可以看出孔子把能否按“义”行***看做衡量国君或行***者是否英明的标准，同时也把“义”看成了一项治理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这种以“义”行***的手段不但让国君治理天下变得容易，人民容易驯服，且使双方互惠。
三、“利”的基本内容
（一）“利”字在《论语》中的基本涵义
“利”的涵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利，从刃，履黏也，从黍省声，古文利，作履黏以黍米”，禾是粟、稻等粮食作物的总称，以刀割禾，意为收获，由此可见，利的本意表示使用农具收割庄稼并获得丰收的一种生产性活动，后来引申为利益、好处、吉利等意思。“利”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1次，除去作动词，使动用法和形容词的4处外，剩下7处全作名词“个人或小团体的好处”讲。现列举如下：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篇）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子罕曰利与命与仁（子罕篇）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
一部《论语》中提到“利”只有11次，并且可以作为价值观的名词意思只有区区7处，正如《论语》中所讲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孔子并不讳言“利”，作为“好处”、“利益”讲的名词“利”还有另外的名称“富”、“贵”，两者是可以通用的，《论语》中涉及到“富”、“贵”多达17处，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罕言利”。
（二）“利”的分类
《论语》中很多地方提到“利”，孔子提到它时的情况和具体所指有所不同，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把“利”分为公利和私利，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有何加焉？”曰：“教之“。从这段孔子和子路的对话中我们可推知这里的“富”不是指使一人一家富，而是使整个国家富强起来，也就是指公利，使广大的群体都能享有利益。《论语·里仁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这里的“富”和“贵”则是指人的私欲而言，人是指个体的人或一个单位的家庭，利益所指的范围有一个明显的界定，在这里指的就是私利了。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从这句话中的两个“小利”分析，孔子明显地把“利”分为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眼前利益是小利，长远利益则是大利，做事时要把眼光放远，不能鼠目寸光。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意思可能有重合和叠加，公利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指长远利益，私利在一定情况下也可指眼前利益，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语境进行分析。
（三）孔子对“利”的态度
孔子虽提倡“仁”“礼”及后世所说的“礼”、“义”、“廉”、“耻”、“信”，但孔子并不像后世所认为的只满足于安贫乐道，相反孔子对合理的利益是积极提倡并且身体力行地去追求的。首先孔子肯定人的对利益的自然欲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学而篇），从人性的追求上对人的趋利心理作了肯定；其次孔子鼓励对合理利益的追求，孔子曾以自己为例，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毫不讳言自己对利益的追求，并且如利益可求得，宁愿作个看门人；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这句话中孔子把贫困的颜回与经商致富的子贡进行比较，言谈之中对有道但贫困的颜回微含遗憾，而对于大富的子贡是流露出赞叹之情的，故此孔子是赞成对利益的追求的。再次孔子反对过度求利，反对奢侈，例如孔子对管仲越礼追求奢侈不止批评过一次，“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八佾篇），意思是管仲收取了人民的大量的市租，他手下的人从不兼职，如何能说是节俭呢。可见孔子对管仲的奢侈是不余遗力地批判的。最后孔子强调求利要合于义，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求利舍义。孔子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孔子提倡求“利”要以合“义”为原则，这一点对于塑造人们的心理和性格也有重要的作用。
四、“义”与“利”两者之间的关系
“义”与“利”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见利忘义也不能守义排利，不能把两者绝地隔离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义”与“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概括如下：
（一）以义为上，利服从于义
上文讲过“义”是行为的准则、规范、义务、责任、正当、合理、理则等等且具有某种外在强制性、权威性或客观性，是某种供实用的理性原则或范畴，所以在当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对形成行为准则，风俗礼仪起来初步作用，这也是孔子因循改造周礼，提倡礼仁思想的表现和施行的途径，所以孔子对“义”是十分重视的。义以为上，所以能坚持这一原则的为君子，反之为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头脑中要有“义”的概念；对于不义之财孔子是看不起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只要能守住义即使“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过这样贫贱屡空的日子，也会“乐在其中矣”。这种安贫乐道的超然心态是守义修养，自乐其乐的绝高境界，所以孔子要求“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这里“义”成了“利”的原则，是追求利益的行动标准；对不义求利的行为是痛恨的，例如季氏富于周公，冉有仍为他聚敛钱财时，孔子气愤地对学生们讲：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孔子对于盘剥人民，越礼求利，骄奢***逸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反对的，只有按“义”的原则行事才是合于“仁”的，才是君子的行为，并且在“义”受到威胁时宁可“舍生取义”，可以讲把“义’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二）利当义取
上面讲过孔子对利益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同时强调求利的动机和方法，利当义取，不按照“义”的原则去追求利益是很会招致怨恨的，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孔子心中的理想人物都是能够按照“义”的原则来行事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篇》），孔子一再强调求取富贵是要按照道义的原则来行事的，在肯定私欲的同时总是不忘把道义作为补充，《论语·宪问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卫国大夫公明贾关于卫国另一个大夫公叔文子的对话，原文为：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从这段对话结尾孔子形象性的反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对公叔文子“义然后取”是十分推崇的，在那样一个犯上作乱，唯利是***的乱世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孔子这时已经是“不能赞一辞”，只能通过感叹语气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赞许了，从中可见当“利”与“义”产生冲突时一定要坚守住“义”的阵地，利当义取。
（三）“义”与“利”的相互转化
“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宋儒“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孔子“义利观”的错误阐释，孔子强调“义”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否认人的自然趋“利”性，只是要求人们取利以义，义以为上，把握好取利与守义之间的度；从孔子的言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义”与“利”。
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利”可以转化为“义”，“义”也可以转化为“利”。
《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与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解读这段对话我们可推知“义”与“利”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当把一己私利推而广之，泽及人民（也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行“义”的行为，义与利不是矛盾的，关键在于受利的是个体还是群体，是个体则为私利，为群体则是公利，前者为利，后者为义，两者是可以相通的。孔子是赞成富而好礼，为富行义的行为的，并且潜意识认为利是可以转化为义的，但利转化为义有个基础就是人民必须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才可以实行，也就是常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至卫“富之教之”的思想就是这一体现（见《论语·子路篇》）。同样义也可以转化为利，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的话：名以出信，信义受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之大节也。[6]（见《春秋左传集解》）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孔子对于信义是很推崇且直言其实际作用的，义可以生利，百姓富足了，安分守己，就不会犯上作乱，国家安定，人民太平，义利之辩可以上升到行***手段的***治层面，义利之辩无论在个人还是国家都要很好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讲义而不取利，人们就会市区物质生存条件，最终义亦不存；但弃义而取利，损人利己，祸国殃民，则天下弃之，最终也得不到利，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整部《论语》中涉及“义”和“利”的句子虽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态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关于它们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仁”和“礼”都失去了它们在当时的意义，“义”和“利”的相互关系却不仅影响着当时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取舍，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现在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21.
[2]同上：311.
[3]同上：291.
[4]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49.
[5]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31.
[6]左丘明撰，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春秋左传集解.凤凰出版社：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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