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九四二年，在萧红逝世之后，丁玲写了一篇题为《风雨中忆萧红》的文章。老实说，我以前并不喜欢丁玲，不喜欢她前期过度夸张的自由放纵和后期偏执得有些病态的左，那些举动和言词大都因为缺乏起码的真诚而显得伪善。但是，这篇短短的文字却改变了我对丁玲一贯的看法――丁玲的身上真的还有些跟萧红相同的好品质呢，可惜这样的好品质长期受到外部环境和个人内心的压抑，在丁玲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只是偶尔灵光乍现而已。
丁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这几句体贴的话语以及背后那崇高的敬意，必定是萧红在彼岸世界难得的安慰――这位喜欢一个人走夜路的女子，是中国二十世纪最独特、最优秀的女作家。萧红与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更加真诚和执着，她让生命在文字中像火一样燃烧。在与邪恶的时代和可怕的疾病进行了惨烈的斗争之后，她宁静地去了，以一种绝决的姿态在黑暗的笼罩里迎接光明。萧红生前是寂寞的，朋友很少，她曾经暗恋过作为“先生”的鲁迅，鲁迅却活得跟她一样苦涩。他们太爱这个世界了，世界并不爱他们。萧红从白山黑水走到香港的摩天楼宇之间，仍未找到真正的爱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萧***和端木都未能陪伴在她身边。她的生命在小小的香港岛划上了句号，她的文字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如同眼泪结晶成的珍珠。
失去了萧红，失去了精神上的朋友，丁玲本人也陷入了这种可怕的寂寞之中。她本人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抵达崇高的道路还很遥远，朋友却已经耗尽心力倒下。对此，丁玲感叹说：“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为了成就那明天的“光明和美丽”，丁玲试***放弃自我、放弃个体，心甘情愿地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那是一条与萧红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丁玲比萧红多活了半个世纪，被裹胁在比她想像的更为险恶的***治斗争的波涛之中。她逐渐失去了“创造光明和美丽”的可能与勇气，那些为“听将令”而写作的文字，如今读来简直如同嚼蜡。相比之下，还是萧红在贫病交加中写下的文字更有鲜活的生命力。萧红一直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对她来说，心灵永远比“主义”更值得珍惜。这两位女作家的生命，或漫长或短暂；这漫长与短暂，同她们作品的单薄与丰富，奇妙地形成了一种令人深思的反比。
丁玲在写萧红的命运，也是在写自己的命运。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在写所有渴望过自由和高贵的精灵在这个邪恶占据主导的世界上的命运。在这段文字里，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一种庞大的、即将摧毁一切的力量来临。那么，萧红的提前离开，未尝不是一种免于更大的悲剧的较好方式――与其活着被羞辱，不如死去之后获得安宁。胡风、冯雪峰和萧***，萧红最好的朋友、师长或恋人，很快都成为“时间开始了”之后悲惨的祭品。学者王友琴在《受难者》一书中记载了萧***被毒打的经过，那是萧***自己的回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用铜头皮带劈面打萧***，给他挂上了“***文人萧***”、“反***分子萧***”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上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然后，这二十九个作家被强迫跪在焚书的火堆前，***们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萧***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之极。萧***年轻的时候进过***事学校，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最后会被打死，其他二十八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着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他压下去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那么，如果萧红还活着，如果萧红就在现场，也受到同样的毒打和折磨，她会坚持住吗？萧***会继续看着心爱的人受到这样的毒打和折磨吗？
很难想像以萧红刚毅而直率的个性，如何熬得过以后那些仇视真善美的岁月，更何况她还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她在那个家庭中备受***，但这已足以成为能致她于死命的“原罪”。那时，丁玲还远远不能预见到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但是，对于萧红的死，对于萧红死去之后的岁月，丁玲却有一种透骨悲凉的预感：“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丁玲预见到了萧红在死后甚至会比在生前还要寂寞：萧红不可能被后人所理解，这是萧红必然遭遇的命运，正如鲁迅的命运一样――这也正是为什么在鲁迅与萧红之间会存在着某种奇妙而深刻的感情，鲁迅那些不被许广平所理解和体贴的部分，却能为萧红所理解和体贴。他们光荣地生活过，尽管都不长寿；他们呕心沥血地写过，尽管远未“著作等身”。他们不曾向毁谤和辱骂低头，而在他们身后，无数的虫豸正在蠢蠢欲动。
一九四二年火热的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胜利似乎在望，歌声和红旗在四处飘扬。那时，丁玲可以时时与还住在窑洞里的***领袖会面和交谈，那是一个作家在***根据地所能享受到的最荣耀的特殊待遇。但是，丁玲已然发现了***与诗人之间巨大的不和谐。
尽管如此，丁玲毕竟还活着。于是，她写下了这段给朋友的祭文：“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末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她不得不给自己创造希望，没有希望又怎么能活下去呢？丁玲在文章的最后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如同鲁迅先生在《药》的结尾处增添一个花环一样：“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我不知道这天夜晚丁玲是否真的能够甜美地入睡，但我知道这是丁玲一生中所写下的最好的文字――惟一能与萧红媲美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