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谶文化 传统文化 诗文化
诗谶是谶文化与诗文化相互结合产生的。这一类诗歌，一方面具有诗歌的特征，是审美的，另一方面，又印证谶隐秘的预言性。正因为诗谶的这种特殊性，随着学界对谶纬研究的深入，诗谶现象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逐步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之中。近五年来，学界对诗谶现象的研究已脱离将其视为“旁门小道”、“怪力乱神”的偏见，渐渐为学界所重视。
然而，就诗谶研究的总体来说，相关的研究专著目前仍属空白。对于诗谶现象，往往是在研究“谶纬”、“谶谣”或“谶言”时，作为其中的一种变体而提及，如谢贵安所著的《中国谶谣文化研究》，就是将诗谶看做是谶谣的变形。同样秉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王玉德等人合著的《中华神秘文化》。吴承学在其著作《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的第二章中，将谣谶与诗谶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将其统一归为谶纬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分析了诗谶的产生原因及诗谶思想对文人文学创作心态和叙事文学叙事方法和技巧的影响。单篇论文如沈曙东、林日波的《略论谶纬思想与宋代诗谶》则叙述了谶纬的流传情况，并认为谶纬因儒释道三家合流而得以将其特质渗入到宋代诗话中形成诗谶。舒大清的《中国古代***治童谣与谶纬、谶语、诗谶的对比》将童谣、谶纬、谶语和诗谶进行了比较。
将诗谶现象与具体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研究著作则有《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的《随处可见的禁忌》一节，结合唐代的民俗禁忌，将诗谶视为在诗歌创作领域内的滥觞。萧庆伟的《北宋新旧***争与文学》则将宋人喜谈诗谶归结为北宋新旧***争影响下，文人对仕途险恶、前途渺茫的反应。与时代相关的研究论文则有山东师范大学王佃印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诗谶研究》，论文阐述了诗谶在宋代的发展状况，重点论述了宋代的社会环境、***治环境与诗谶，以及诗谶与诗学批评的“人化”等方面内容。单篇论文有王峰2009年8月发表于《辽东学院学报》的《诗谶考》，对《左传》中的诗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又对其结构和意蕴做了分析。
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入手研究诗谶现象的，就研究著作而言，有浅见洋二在《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中将诗谶与诗“本事”和语境结合起来分析的段落。他认为诗谶的产生是与叙述诗“本事”的语境相关联的，在文本的接受过程中，文本本身的含义发生了漂移。单篇论文则有收入《中国学研究》第12辑的崔庆瑞的论文《宋代“诗谶说”影响下的诗学批评与创作》，认为诗谶品评是诗学批评的一种，反映宋人希望诗人诗歌创作应积极昂扬，充满生命力。同时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对部分诗谶的影响。将诗谶看做诗学批评的表现形式的有王佃印的《诗谶，有意味的诗学批评样式》、王伟成的《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分析诗谶对诗人创作心态影响的论文还有邹志勇的《诗谶与宋代诗歌阐释、创作心态的关系》及邹志勇的《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史学阐释背景》。
就单独分析某位诗人诗谶记录的论文只有一篇，为周睿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上的《杜甫诗谶研究初探》，在文中，他将杜甫的具体诗歌和涉及的诗谶结合起来分析，指明了诗谶预示的杜甫生平中的具体事件，简要论述了这些诗谶产生的部分原因。
鉴于诗谶研究在近几年的勃兴，湘潭大学的王娴和肖婧发表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2月刊的《近十五年诗谶研究综述》对目前学界诗谶研究所涉及的课题和成果进行了整理，还提出了诗谶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就现有研究而言，对诗谶的研究主要集中了诗谶的成因，诗谶与谶纬、谶言及谶谣的异同，诗谶的类型，诗谶与文学批评等方面。
关于诗谶的成因，学界普遍认为诗谶是谶纬思想在诗学范围内的滥觞。如前文提到的《略论谶纬思想与宋代诗谶》，“谶纬思想和诗歌阐释结合到一起所形成的诗谶[1]”。《诗谶成因管窥》，“它其实可以看做谶纬之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分支性演化”[2]。其与谶言、谶谣的不同之处，“所谓‘谣谶’指的是那些民间流传的以歌谣形式预兆未来社会***治状况的谶言；‘诗谶’指的是某些人所创作的、预示了诗人自己未来命运的诗歌”[3]。
诗谶的分类目前仍缺乏统一的划归标准。张福勋在其专著《诗的艺术世界》诗谶一章中，将其分为“偶合”、“附会”和“推论”[1]；万伟成的《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将诗谶分为“国祚之谶”，“人事之谶”[2]。邹志勇的《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则提供了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根据记述状况，即诗谶的创作是否有诗人的主观意愿划分为三类：有主观意愿、无主观意愿但根据诗人遭遇可推论为诗谶和根据记述者的语言可以推知所记为诗谶。另一种则是根据诗谶内容分为“事关国事者”、“事关人事者”及“关于他人命运”。
诗谶与文学批评是诗谶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在就诗谶的阅读和阐述过程中与记述语境的关系而言，浅见洋二的《诗与“本事”、“本意”以及“诗谶”——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过程中的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中的观点给了笔者启发。然而在浅见洋二的论文中，对语境与诗谶的论述较少，且不够详细，笔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并且将“语境”和诗歌的多义性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以期对诗谶这一特殊的现象做出符合诗学特征的解释。
综上所述，虽然诗谶现象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仍存在一定需要填补的空白和需要回答的问题。现今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宋代，且对于具体的诗人与其相关诗谶的分析依然匮乏，对于宋代社会背景和士人生活给诗谶造成的影响的论述仍不够丰富。另外，关注诗谶的研究专著依然不够多、不够广。
参考文献：
[1]沈曙东，林日波.略论谶纬思想与宋代诗谶.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4：45.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治***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宋代文学 宋型文化 宋代学术 研究方法 文化学
[中***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22-09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因同志赞扬唐诗用形象思维，而宋人一反唐人规律，作诗“味同嚼蜡”，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宋代文学的研究侧重在宋词，以至一体独大。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又得钱钟书《谈艺录》、缪钺《诗词散论》等旧著新行的启发，由于西方理论的传人，方***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研究者的观念、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各体研究，以及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呈现了繁盛的局面。
以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为标志，宋代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十年期(学会成立于2000年，连同其酝酿、准备，已近十年)。学会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召开五届年会，前四届分别由复旦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1)、宁夏大学(2003)、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2005)举办，第五届由暨南大学主办，五邑大学、惠州学院协办，于2007年底举行。第五届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70多人，提交论文近150篇，两项都创下新高。笔者作为本届会议的筹备者，在浏览了会议论文、参加讨论之后，颇有感想，拟就此次会议而引发、思考的问题，侧重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同步，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不断深入，范畴逐渐扩展，对方***也愈来愈重视，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方法热”。美学曾甚为流行，接受美学、实验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表现论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以及相关的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文艺民俗学，都让人眼花缭乱。一度很为暄腾的新方法热，使不少研究者也很想弄清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逻辑、美感全息、模糊集合、耗散结构等究竟为何意、何物?或因受传统影响太大，研究者又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懂或浅识外语，在一大堆名词面前畏惧难进，异常惶惑。随着时间推移，新方法热很快过去，许多外来的理论、观念，似乎难以“内化”，于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回到返朴归真的路上来。
程千帆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一路径走的，新方法风光不再，连一度甚为提倡的宏观研究，也渐遭讥评，以之为空疏；属于或近于文艺学研究的，大概只有心理学、民俗学、结构主义、阐释学、传播学、原型说、范型论等，还在继续得到运用。而在文献学一端，胡适当年的“拿出证据来”，又变得理直气壮，虽未明言，实际上大有回到乾嘉之势。不过，与新方法的退潮几乎同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文化学的加入，且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多在90年代后才出现，以笔者的管见所及，可大致按年度概括如下。
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2006年有10部：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2007年有4部：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
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
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治文化的***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
***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
在关于宋代***争与文学的研究中，吴熊和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很大成绩，先后有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争》，萧庆伟的《北宋新旧***争与文学》，及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争》三著。《北宋文人与***争》涉及的北宋***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因***争而引起的文人与文化命运的改变，包括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因排斥异***而禁毁文字的与文禁；还有北宋***争与文人的分野问题，包括王安石与新***文人群，苏轼与苏门君子，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北宋***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包括熙丰的***见之争、元的意气之争、“绍述”的***锢三者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涉及创作倾向、风格、文人的惧祸心理、价值取向、心态演变、主题取向。《南宋文人与***争》上编为南宋***争的背景与历程，中编为南宋***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为历史学、***治学的研究，下编则专论南宋***争与文学命运。下编共分三章：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高压***治与谄谀之风，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如果说北宋的***争主要是围绕着变法而展开，那么南宋则转为和战问题，“事实充分表明，以***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着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
如徐规所说，沈松勤对北宋新旧***之争的研究，“采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脱出前贤的窠臼。至于***争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世贤虽有所涉及，但沈君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力给予较深入的探讨，创获良多。”然而，此书亦有不足，“如在论述***争的成因时，忽视了代表当时南北地域不同利益的士人的***见之争；在总结文士群体的分野时，只注意到了新***以及苏轼与‘苏门弟子’和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其实朔***、洛***也是因***争分野而形成的重要群体。对***争与文学关系的论析，虽抓住其要害，但如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评述，当可更臻完善。”至于南宋的***争与文学，沈书抓住了重要的专题，但有些问题还未进入研究视野。
(二)关于制度文化的科举，以及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始于隋，盛于唐，变于宋，且显见完善、进步。唐宋因这一制度的区别，也造成了二代主流的、精英文化的不同与发展，且因二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也造就出二代文学的区别。
继程千帆之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近年研究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者，有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和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二书。祝著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结集，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变迁，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间的利弊得失，都作了文史相兼、考论结合的研究，举凡发解、省试、殿试、诸科、制科、词科、糊名誉录、诗赋经义之争、时文的程式化、科举与理学、科举用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等，属于宋代科举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涉及。傅璇琮说，此书“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祝尚书在该书后记中表示，“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我们期待着能超越重在制度文化层面、确乎就科举与文学作全面文化考论的专著问世。
(三)关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家族文化可追溯到六朝的贵族文化，晋室南渡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都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治、文化大族。随着作为家族文化基础的庄园经济被唐代的均田制取代，唐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唐代仍有门阀之风，直到安史之乱后，门阀才遭到严重破坏。宋代由于宗族制度发达，造成了新型的家族文化，也影响到家族相传的文学传统。
近年来，对家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先是有几部关于六朝、隋唐的家族与文学的研究专著，而宋代的研究则以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代表。该书“运用了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晁氏家族的‘祖宗家法’，晁氏天分、寿夭、婚姻、迁徙、卒葬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家族的兴衰状况，又细致地论证晁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在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中的典型性、独特性．论证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所体现出的家法意识，以及其继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在对晁氏家族文学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总体上把握宋代家族文学的特征，努力探讨宋代家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晁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研究热门，除前面提到的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外，还有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和李朝***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等。
关于家族与文学的研究论著，尚可再举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与张剑所作，都是博士论文，且不谋而合的是，都有“以……为中心”，前者的中心是澶州晁氏这一群体，后者是临川王氏中的王安石一人。汤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是临川王氏家族的溯源、迁徙与兴衰，王氏诸兄弟的生平、仕历与文艺，王安石诸妹、妹婿的生平及与王
安石的文学交往，王安石的子女、从子女及归婿，王安石外家与曾巩的亲缘；下编论王安石诗的历代辨伪、辑佚，考论李璧注荆公诗，叶梦得论荆公诗，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与方回选评荆公诗。此著长于考证，言必有据，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对家族文学的研究，似已成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尤其是不少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相信不久后会有众多的成果问世。
三、从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
由于文史结合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近年来颇能从宋代历史角度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因而史观就尤显重要。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说，及其将宋代定义为近代之论，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的绪论中，就藉此而对宋代的近代特点作了精到的阐***述。笔者以为，若要深化对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对宋史观与宋型文化，当结合起来研究，且要有认识上的深化。
台湾傅乐成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已论及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自不应停留在简单的与唐代比较之上，而应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
宋代承接唐五代，其文化特点确实要在与前代的比较中确立，而对照唐宋的主流、精英文化，由进士文化变为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两代最大的不同。
相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化，唐代因推行科举且尤重进士制，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笔者认为，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由九品中正行察举，改为士子主动参加科举考试，选官的制度文化之变引发了***治之变，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逐渐生成；其二，因进士科取士较他科困难，在最为社会重视的同时，又因进士考试行以诗赋取士，遂改变了儒学与文学的传统地位；其三，儒生与文士地位的倒转，造成了文化从制度进而到思想、行为层面的改变，“儒林”传统向“文苑”精神倾斜、转化，使得统治阶级的新成员――进士阶层，形成了一系列被视作“无行”、“轻薄”的特点。
鉴于晚唐五代的***治腐败与进士无行相关，自宋初始，不少有识之士已指出科举取士之蔽，胡瑗、孙复等创办书院教育，以不求功名利禄为尚，努力于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授业，施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主张经义与实学并重。孙复批判文章的功利目的，其《答张洞书》矛头直指进士制，以道为教之本，文为道之用。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物，也反思唐五代进士的堕落，如柳开、石介都提倡作古文还要行古人之道，要如孔、孟、扬雄、韩愈那样道文统一。宋仁宗即位之初，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要求改革***治、“兴复古道”，提出“救斯文之薄”，自己更以天下为己任，践履“古道”复兴。欧阳修以为文不可恃，屡薄尽心于文字者，基于文道合一而极力推重韩愈。
由于宋人之重道，加以科举制较唐代更为完善，较彻底地打破士庶之隔，真正实现了出身寒门亦能上升朝列，遂能变进士文化为士大夫文化。笔者以为，士大夫文化的基本涵义及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在对进士文化的批判中，努力于儒学传统的重建，并在重道的同时，又极为重德，思想修养追求明道见性，向往“内圣”境界，外现则为操守气节。
重道已如前所言，此处再举提倡笃敬自守、心定道纯之例。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云：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
其“内圣”色彩，并不亚于道学家。范仲淹直言谠论，三次被贬，人以之“三黜而三光”，朱熹赞其“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苏轼则高度评价欧阳修：“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韦占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其二，虽宋代文化较之唐代而见内倾性，然而士大夫文化却具有显见的“外王”指向。
理学或许更具宋代思想、哲学的代表资格，但主导着宋代***治的士大夫文化，却非理学之侧重内圣，而尤重“外王”的事功。如吕夷简入仕之初即以直言知名。拜相后奏列八事，以期***治清明、国家强盛。范仲淹推行庆历新***，呈《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此前后，富弼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再陈救弊八事。这些都足以说明北宋士大夫所造就的***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外王”特点。虽然因士大夫的多重人生角色，令所为之文亦有不同之用，属于陈述***见者多非文学作品，然而仍不可避免地留有鲜明的印迹。即如“小道”之词，在常见的艳情、闲情之外，又有宦情与性情的加入，到南宋更有言恢复大计、表报国无门、温婉又悲凉的稼轩之词，及与之相近一派。
其三，*********治的形成，为士大夫文化所特有，使得***争贯穿有宋一代。
孔子谓“君子群而不***”，《荀子・强国》亦云：“不比周，不朋***，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而由于宋代士大夫热心于***治事务，出于***见不同，自然就形成了朋***。欧阳修作《朋***论》，不讳言结***一事，而以为人主最需要的是明辨君子小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对于*********治，柳诒徵论其特点云：
盖宋之***治，士大夫之***治也。***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治之风，亦开于宋。
中国之有******，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始。其后两***反复互争***权，……论史者恒以宋之***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各有***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其***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派以争***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柳氏已辨明宋代***争与汉唐***祸之别，对士大夫***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应很好体会，而因*********治所造成的***争，则对宋代文人与文学有极大影响，成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忽略的背景和因素。
四、宋代文化的其他重要论题
士大夫文化可谓宋的“一代之文化”，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与制约。此外，在由唐而宋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之变尚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夷夏观与外来文化
在由唐而北宋、再到南宋历史进程中，与接受或排斥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夷夏观，有显著的变化。
早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的观念，显然这是立足于民族自卫的。又因此时的戎狄侵华，遂有“尊王攘夷”的口号。管仲辅助齐桓公完成霸业，不受夷狄侵扰，故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以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却先后为圣，显然超越了“尊王攘夷”观，《孟子・滕文公上》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西汉的汉武帝全
盛时期，“德泽洋溢，施方外，延及群生”，而到五胡乱华时，又重申“华夷之辨”，江统《徙戎论》提出了徙戎于其旧地的主张，文中所云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本出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出《左传・成公四年》。(详见《晋书・江统传》)待结束了南北***，隋文帝可以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对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臣各有所见。唐太宗独纳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作了妥当安排，更有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之说。
人宋以后，因屡挫于外族，故石介《中国论》重申“内中夏而外夷狄”之理，治《春秋》者颇多，以至成为显学，“华夷之辨”又成宋人的重要论题。以苏轼言，他在嘉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写有《王者不治夷狄论》，沿袭《春秋》传统之见，将夷狄的秦、楚与华夏的齐、晋相比，所讨论的华夷间名分依据，在于“仁义”二字。元四年和八年，苏轼向朝廷奏进六篇札子，反对宋神宗的高丽***策。由于其时高丽已被契丹征服近百年，接受了辽的册封，因此建议宋朝应疏远高丽。他还认为，因高丽与辽“阴相计构”，故不宜将涉及山川险要、边防守备的《册府元龟》等书籍出售给高丽使者。与苏轼为敌***的程颐，亦申《春秋》谨华夷之辨的思想，再言“尊王攘夷”说，与苏轼所见并无不同。南宋初，宋高宗推崇左氏《春秋》，目的在于用尊王攘夷说树正统、斥伪齐；而胡安国作《春秋传》，则以此说作为抗金大业的思想基础，其序自云“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倡尊王攘夷之说，可以认为，由于宋继迫于契丹、***项羌、女真和蒙古民族，因此宋人的夷夏观，实也成为了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
宋代的精英文化无疑是士大夫文化，是宋的“一代之文化”，也是主流文化，但是，宋代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较唐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与士大夫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地位的是道学文化，它不仅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是“一代之学术”，对宋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如果说士大夫文化与道学文化是近于平行的精英文化，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中也发展出新的次文化、子文化。如在这一文化所造成的*********治中，士大夫受***争之害，使得自屈、贾以来的贬谪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因宋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也使得贬谪文化与道佛文化相融，苏、黄就是很好的例子。若谓与道佛文化相融的贬谪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新“变种”，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之中，馆阁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新“品种”，宋代的右文***策，使得这一文化在宋代的文化建设、历史与文学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文化是精英文化，具有“庙堂”性质，而由于宋代的近代性质，经济形式、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使得市民阶层迅速壮大，“草根”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发展，其中的青楼文化就是柳永俗词的催生剂、培养基。推而广之，宋代俗文学的发达，亦与市井文化大有关系。市井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经济日益成熟，文化同样重视市场、文学不能无视传播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调整其文化策略，梅尧臣、苏轼等人提出的文学创作应“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应是正视、关注市井文化的结果。南宋在延续士大夫文化的同时，发展出权相***治。在***争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伴随着科举文化之变，加以地狭人稠，冗员增多，隐逸文化、江湖文化、幕客文化，以及因中心城市多种“社”、“会”而生成的社会文化，则又提供了不少文化新品种，也分别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创作条件、内容题材、艺术风格。
(三)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
唐宋两代的地域文化都很有特色，而宋代因宗法共同体的建立，家族文化尤为发达，地域与家族相结合，则成为宋代新的文化景观。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上世纪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陈寅恪《唐代***治史述论稿》指出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渊源及变化，他引了“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之说，又云自东汉末中原丧乱以后学术虽变化，但通经义、励名行以求从***，形成了很好的门第之风，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并认为牛李***争实以科第分，即：牛***重科举，李***重门第。与唐代相比，宋代地域文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并在北宋后期得以完成。对于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十年前已有程民生的专书，较之前人的粗略论述，显然极见深入周全。由于地域文化涉及风土民俗、人文素质、、官私教育、印刷出版、公私藏书、交通传播，以及儒学、宗教、学术、文学、艺术等传统的异同，对文学创作有显著的影响，故此结合地域文化研究宋代文学，应是大有可为的。
宋代文化的另一大变化是宗族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强化了伦常秩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得到了理学家的充分论证、肯定，还为家族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的家族文化与六朝的家族贵族文化不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方向。虽然唐代也有因家族而成的文化传承，但地域性特点似更强于家族文化传统，宋代不然。地域性与家族性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家族。如：宋初的临安钱氏，惟溶、惟治、惟演昆弟各有所成；寿州吕氏，自吕夷简起，几代一门数相；雍丘韩忆及其子韩绛、韩维、韩缜，吴县范仲淹及其子纯仁、纯礼，京兆蓝田吕氏，仙游蔡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鄱阳洪氏等，亦多显宦；眉山苏氏，巨野晁氏，多文学之传；洛阳程氏兄弟，崇安胡氏及婺源朱氏父子，则为道学名家。若从地域言，仅江西一地，除前说的鄱阳洪氏外，还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南丰曾氏(曾巩、曾布、曾肇)，新淦孔氏(孔文仲、孔平仲、孔武仲)等著名家族，对***治、学术、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传统。
五、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应关注什么
(一)宋代文学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的关系
前述马积高、许总、朱刚、罗立刚等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著作，已属打通哲学与文学的研究，可惜的是，延续这一方向者，尚不多见。近年来，关于宋代思想、哲学的研究专著渐多，仅作者出身于浙江大学的，就有关长龙的《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何俊的《南宋儒学建构》，以及刘成国的《荆公新学研究》诸著。关于宋代的制度史，十多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宋代研究丛书》，就有《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宋代监察制度》等著。由于学科的分科细密，在三级制的体系中，目前的研究很难打破“分疆而治”局面，然而，不仅是古代学术具有文史哲一体的特点，当今也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学科间的打通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所在。
罗宗强创立了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弟子张毅有《宋代文学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书中涉及到哲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畴所限，故对于文学观、文学创作与哲学史、思想史相对应或相结合的全面研究，还有拓展的余地。
制度史中的教育与科举，对文学的研究很重要，虽已有祝尚书等人的研究，但是，在具体问题之
外，仍有一些理论问题需关注。如唐宋两代科举的不同，后者的进步，以及宋代科举自身存在的弊病等，都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处仅举后者一例，针对唐代进士科只重文才所造成的缺陷，仁宗之时，宋祁等人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仁宗从之。后又有王安石的改革，但仍然自有其弊端。苏轼《日喻》即对王安石变法后科举取士的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就其本身或结合文学作深入的研究。
(二)宋代文学与宋代学术、艺术的关系
宋学有广狭之义，狭者专指理学及其所传，广者应指宋代学术之总和。胡瑗于苏湖二州教学之时，立经义、治事二斋，实际上将学问分为理论与致用二科，此即宋初学术之始。其后，理学作为新儒学逐渐确立，王安石创新学，张载创关学，周敦颐创濂学，二程创洛学，洛学的出现标志着新儒学的初步完成。多年来，学界联系新儒学以研究宋代文学，相对成果多些，且较有深度，展望未来，这一研究方向当然还可以持续并深入下去。此外，如易学、尚书学、诗经学、春秋学、诸子学、史学，以及***治学、谋略学、教育学等，也可关注它们与文学的关系。这些学科固然是***的，但其治学思想，研究的观念、方法等，都不会因学科的***性而与他科隔绝，尤因宋代士人常兼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治学对为文会有所影响，或在文学创作中会接受他人、他学的影响，因此，研究宋代文学不应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学研究。无论从宋代自身的特点而言，还是从当前提倡学科交叉而言，关注文学与宋学的关系，都是宋代文学研究应继续开拓的方向。
宋代的文人，又常是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由于文与艺的相通，对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还应注重与绘画、书法、音乐及相关理论的联系。郑午昌将我国绘画的发展定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宋代绘画则是文学化时期的开始。宋代不仅有众多的文人画家，产生了多种文人画题材，也是文人画理论全面奠基或成熟的时代，苏轼、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父子等，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宋代在我国的书法史和书论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唐的抒情、重法．转为尚意而多元。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也是创立宋代书体的代表，南宋的姜夔、宋季人元的赵孟也是很有创新的书法家。而北宋沈括、南宋姜夔，则是真正知乐的音乐家。这些画家、书家和音乐家，又多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理论常与艺术理论综融贯通，由于创作思想并见于文学与艺术，因此，结合艺术实践或理论来研究文学，也是避免孤立、单一、割裂全人所应取的研究方法。
(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重视文献是十多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良好学风的体现，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都有坚实的文献基础。近年研究宋代文学的博士论文，也多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重视材料的搜集，不作无根之论，不发空泛之言。但是，以笔者的阅读体会，或参与博士论文的评阅、答辩，也有一个感觉，即：个案的研究易于走入微观，对具体问题的考辨、描述、论列，可以做到非常周详细致，但在具有这一优点的同时，却也多少可见出宏观视野的不同程度缺位，而这一点又与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不足有关。因此，理论的修养与多学科的学习，对于今后的宋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亟待加强的。
宋代文学的研究是断代的研究，却又非不涉他代的孤立研究。譬如，从学术史延伸的角度言，汉代分古今文，变之为南北学，再变而为汉宋学，汉宋并称，但为何清人会走上弃宋而取汉的道路?这对清代学术与文学有何影响?清初总结明亡教训，不仅抨击王氏左派，而且反思陆、王，也批判理学，而就学术言，则以宋人重义理为空疏，渐返回汉学的重训诂。宋代是华夏文化历数千年演进而“造极”的时代，清代则是我国学术集大成的时代，同样也是各种文体创作的大成期，对汉、宋之学的弃取，究竟于清人的学术、文学具有什么意义和作用，也是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应予思考的。举诗经学一例，宋人如欧阳修的疑古，郑樵、程大昌、尤其是朱熹的攻《序》，对于汉代的诗经学无疑是一抉樊篱，但由于宋人的训诂功底不逮汉儒，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渐揭汉学旗帜，斥宋学的空虚，陈启源、陈奂、马瑞臣、魏源、姚际恒、方玉润、崔述诸作问世，使诗经学为之大成，远在宋人之上。所以，从“研究的研究”角度言，宋代的“文学的研究”，及其成就高下的判断，又非一代之学可限。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朱熹 《诗集传》 前后稿嬗变
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其多为引用、解释《诗集传》，如宋代辅广的《诗童子问》，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明代朱善的《诗解颐》，胡广的《诗经大全》，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方苞的《朱子诗义补正》等著作。清代学者则更是撰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单篇论文，如冯景的《朱子驳诗古序辩》和《驳阎百诗毛朱诗说》，萧穆的《重刊朱子诗义补正序》，冯登府的《书宋本诗经集传后》和傅维森的《读朱子诗集传》，等等。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出现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著，研究不断深入，角度越来越新，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差异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诗集传》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诗经》宋学的开端，其总体上呈现怀疑、创新的学术特色，朱熹《诗集传》更是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时期起，欧阳修、刘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汉唐《诗》学的旧有模式，并且初步对《毛序》、《郑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将《诗经》研究同***治、文学、个人感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宋代《诗》学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是书上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划时代的学术论著。
朱熹前后期《诗》学思想差别极大：前期主《毛序》作《诗集解》，依《序》说诗；后期随着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及废《序》派学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最终废《序》解诗，弃前稿《诗集解》而更为后稿《诗集传》。由于前人对前后稿的嬗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出现了一些误说，束景南先生针对这些误说，在《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中的《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章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朱熹解《诗》的历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诗集解》与黜《毛序》作《诗集传》两大阶段。
由于朱熹废《序》言诗及其《诗》学思想的最终确立，后稿《诗集传》成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却最终失传。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辑稿》据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了朱熹《诗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为研究《诗集解》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辑本。
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
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嬗变，实际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诗》学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变过程已经原因的根本途径。
郝桂敏先生《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一书的第五章《朱熹的〈诗经〉研究》，谈到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提出：由于从理学角度看诗，朱熹对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进行了改造。
朱熹着手废《诗序》作《诗集传》的时期，正是其理学思想刚刚确立的时期。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论证。朱熹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有一个统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理，人类社会的常理便是“三纲五常”。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更是鲜明的凸显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诗时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在该书第四章《理学思想与朱熹诗经学之关系》中，他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其为学的根本即在“义理”之中。其为学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以后者为手段，前者为旨归。所以他的理学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经典，其注解既能够尊重文本求其本义，又能够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朱熹《诗》学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朱熹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对其治《诗》的影响是使其《诗集传》解诗之所以呈现出鲜明文学性的重要原因。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郝桂敏先生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以及檀作文先生的《朱熹诗经学研究》都对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是檀作文的《朱熹诗经学研究》及其单篇论文《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对此更是论述颇详。
此外，对于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来说，其“***诗”说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极重要的内容。莫砺锋先生和郝桂敏先生都从“***诗”说的产生原因上进行了探讨，认为“***诗”说是朱熹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碰撞的产物，是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的必然结果。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曾枣庄古典文学学术思想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曾枣庄先生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他为人笃实诚朴，治学严谨，著述等身，虽已年逾古稀，却仍在不断地为学术界提供精品。他的各种著述，无论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治学精神和学术追求，都显示出厚积薄发、博大精深的大家风范。曾先生却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仰慕，我们为先辈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作为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甘为人梯的精神，使曾先生的学术思想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式。
一
曾枣庄先生的学术品格，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烈的“求真”意识。可以说，他的一切学术活动，都是为了“求真”；同时，这个“真”字也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处世：真实、真率、真诚，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曾先生爱憎分明，是非感很强，对他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做法，勇于面对，敢于批评。这种性格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曲折和磨难，但丝毫也没能改变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曾先生1937年1月出生于四川简阳，本欲投身文学，却因机缘巧合，于1956年考入了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又对中国文学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留意这方面的研究，但并没有展开实际行动。1960年，他被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治学和哲学，直到1972年，才开始真正步入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曾先生的目光首先锁定在杜甫身上，写下了专著《杜甫在川》，以及《杜甫在四川的诗歌》、《杜甫退出严武幕府的原因――兼论杜甫的功名思想》等多篇论文。后来，一场变故不仅改变了曾先生的人生轨迹，更使他转变了一生的治学方向。“”期间，学术界对苏轼的评价有失公允，有人说苏轼是“投机派”，曾先生不同意，写下《论苏轼的正确立场》一文为苏轼鸣不平，因此得罪了当权派，被下放到四川师范大学附近的一所中学，直到1980年才又重新回到四川大学。面对困难和挫折，曾先生并没有妥协退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要将苏轼研究进行到底的决心，并由此扩展到苏洵、苏辙的研究，进而延伸到宋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在30多年里先后写下了《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文艺思想》等极有分量的专著，以及《三苏选集》、《三苏全书》等文集，并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近年出版的专著有《论西昆体》、《三苏传》、《宋文纪事》、《苏诗汇评》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使曾先生成为“三苏”研究乃至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巨擘。
作为学者，讲究的就是严谨求真，具体到如何看待前辈与后学，曾先生主张对前贤的治学精神方面，要有敬重之心，但在一些基本研究方法方面，始终要择善而从甚至固守。有鉴于此，曾先生很乐意接受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退让，对学术权威也从不迷信、不阿附，永远保持着勇于追求真理的蓬勃朝气。例如他的《论苏涣》，便是因对学术大家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称苏涣为“人民诗人”的观点不能认同而作，显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同样，曾先生虽喜提携后辈学者，对后学学问上的不足颇多宽容，但他不能容忍不作深入考察，便仓促成文的做法，如有一篇题为《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的文章，作者宣称“新近发现了四十首东坡词”，曾先生发文进行了评点，说“读完全文，却深感失望”，因为论文作者并未发现一首东坡词，“只不过是把东坡的‘长短句’诗说成是‘东坡词’而已”，他严厉地批评此文“既不‘精细’，更谈不上‘准确’”，“连中国文体学的基本常识也不具备”。①因此，曾先生希望广大青年学者能克服浮躁之风，深入研读基本典籍，多读读历代的文体分类专著或专论把学问做扎实，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二
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说，曾枣庄先生的治学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善于组织、集腋为功”、“二是考述并重、文史合一”，所论颇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主持古典文学大型古籍的编纂整理工作中，曾先生所表现出的学术思想和具体运用的学术方法，都给了我们巨大而深刻的启示。
1984年，曾先生进入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文献整理成了他的学术重心。他多次强调，全面搜集资料、合理编纂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他主持编纂的三部大型文学总集――《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便是最好的证明。尤其是《全宋文》的出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作为主编，曾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说：“主编《全宋文》，耗费了我20年的时间，而且是年近半百到年近七旬的20年，是人生最关键的20年。……但我对主编《全宋文》毫不后悔，因为它确实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它为研究宋代文学、宋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有来生，问我还会不会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会’。”②但曾先生并不提倡盲目地编纂大型总集，不止一次地指出，总集，特别是大型总集，功用很多，但毛病也不少，要做到“既博且精”很不容易，他说：“《全宋文》的编纂出版经过充分说明宜慎上大型项目。”③又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大型总集毛病虽多，但用处也大，故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把大型总集编好。
曾先生又指出，古代文学研究要更上一层楼，仅有总集还不够，以宋代为例，要做“宋代文艺思想资料汇编、宋代文学系年”等基础的资料编纂工作，“任何新学说、新方法都代替不了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④因此，除了总集的编撰，曾先生还特别重视对个体作家的研究，他在《怎样读〈西昆酬唱集〉》中说：“知人论世，前些年曾颇受讽刺，但我至今认为这仍是研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必由之路。”⑤在《北宋文学家年谱》的前言中也说，进行作家的系统研究，要从作年谱开始，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扎实，写起文章或论著来，才不会张冠李戴。
三
除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之外，不断开拓、勇于创新，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也是曾先生的主要治学理念，他为《四库全书》正名而做的不懈努力便是明证。《四库全书》的名声一向不太好，原因之一是删改原书，但“主要是删改涉及民族问题部分，这是因为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对民族问题特别敏感。就其他方面而言，《四库全书》在丛书中算是编得比较好的，至少比多数明刻书好得多。版本都经过精选，是比较完整的，错字也较少。”⑥因此，曾先生呼吁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而要正确利用，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出版，他发表感言时说：“《历代文话》之可贵在于科学性特强。”⑦就是因为《历代文话》对所收各书的版本进行比较后，破除成见，较多地选用了《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曾先生对古籍版本的重视和细心甄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苏全书》，首次全方位搜集整理了苏洵、苏轼、苏辙的毕生著述30多种，820万字，所用版本全都经过精心挑选，多属善本，资料全面，填补了一项国内的出版空白。
曾先生追求科学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编纂体例的重视。曾先生注重编索引、目录，如《三苏全书》的附录，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北宋至清末关于“三苏”著述的目录、版本、序跋资料和评论资料，是目前收录此类资料最为齐备的，另外《三苏全书》附录后有篇目笔画索引，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再如曾先生接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任务后，先是认真研究各种资料，又花了半年时间作《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编纂细则样稿，并要求全编纂组的人员都先作样稿，样稿通过后再展开工作。正是由于这种精心的设计，使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体例编排统一合理。在1997年2月北京召开的《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样书评审会上，戴逸先生说这本书的框架“比过去的书科学合理，查找容易多了”、“资料的出处标得比过去的清楚，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⑧不只是《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翻检曾先生编著的各种文献，全都在编纂体例上下了极大工夫，对当代古籍整理有着示范作用。
曾先生还强调要用开放性的眼光看待学术研究。也就是说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要结合起来，“我一向主张搞系统工程，反对单打一”，⑨如在编《全宋文》的同时，他接受一些老同志的建议，重点抓《全宋文》的“副产品”，如《宋文纪事》、《宋代人物传记资料补编》、《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著述总目》、《宋人年谱集目》之类，从它们对学术界的影响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副产品”的价值决不亚于《全宋文》本身，因此，在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时，曾先生指出，既然花了大力气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就不能以出版这一分典为满足，还应进一步做开发工作，第一，不能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字数限制，要与现代科技接轨，建立宋辽金元文学资料库及其检索系统，并入网、出光盘，让全世界研究宋辽金元文学的学者都能很方便地利用这些资料。第二，由于买得起《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这样大部头著作的人不多，为了使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利用编《全宋文》和《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所收集的资料，编撰各种一般读者买得起的工具书和研究性专著。因此，所有著作的出版，都要以实用性为目的，把古籍整理切实转化到当下的读书治学之中，以方便易用来促进读者更深入细致地读书，从而激发他们问学的兴趣，反过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以上是笔者就个人体会，对曾先生的学术思想所做的简单叙述。事实上，曾先生的学术思想相当广阔丰厚，要系统地把握并非易事，这从曾先生已经出版、发表的众多专著与论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大致说来，曾先生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如作为基础学科的文字训诂之学、修辞学、语音语义学、文献学、史料史，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史学、考古学乃至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但曾先生的学问并非是散漫无绪的，而是有所侧重，他的特长、专精，是学术界都承认的：“三苏”和宋代文学研究，无几人能出其右。另外从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品格、境界和追求方面，曾先生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正所谓“研究造就学者”，曾先生认为，问学之道，贵在坚持，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达到学业的高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曾先生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心血，是非常巨大的，他十年前患了癌症，但养疴期间仍然治学不辍，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病魔的同时，还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曾先生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足以成为一代学人的典范。
注释：
①曾枣庄：《需“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评〈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第7页。
②④曾枣庄：《为宋代文学研究多做些基础工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2），第146页，第13页。
③《〈全宋文〉五人谈》，《文学遗产》，2007（2），第146页。
⑤曾枣庄：《怎样读〈西昆酬唱集〉》，《古典文学知识》，1996（2），第19页。
⑥曾枣庄：《日本〈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第80页。
⑦《〈历代文话〉七人谈》，《中国***书评论》，2008（7），第119页。
⑧曾枣庄：《论〈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⑨曾枣庄：《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回顾》，《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第77页。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生）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宋代文学以雅为主，但又有雅论文联盟俗分流或雅俗结合的现象。就总体而言，多种文体并兴而见雅俗分流；就一体而言，则从严辨雅俗而至二者结合。究其原因，当是受制于宋代文化。因科举制的发展完善，精英文化已从唐代的进士文化成为此时的士大夫文化，而城市经济的发达，文化消费的产生，促使了大规模市民俗文化生成。文化变，文学不得不变，遂造成了上述特点。
一
宋代文学尚雅，既源于相关背景，又根于文学内部。
从背景而言，首先，“雅儒”精神的确立，决定了文学尚雅的倾向。宋朝科举取士的规模远过于唐朝。据统计，北宋开科69次，平均每年取士约360人，是唐朝的10多倍，也为明清两朝所不及。唐代不少著名诗人未登进士第，而宋代则有许多孤寒之士登第并踏上仕途，造就出文人、学者与高官的三位一体，这既近于填平了文人与官员之间的鸿沟，也模糊了儒林和文苑的传统，造成了一种新的士人精神，如果选择古代现成的名词，不妨可用“雅儒”称之。此说出于《荀子·儒效》：“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由于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仅取其名，而不论其内涵。“雅儒”精神的建立，使得士大夫文化及相关的文学创作必有尚雅倾向。其次，宋初以来所行的重文轻武***策，确立了文人的地位，由“文”而“雅”，实属必然。宋自立国起，就不重武人，而文人却很关心国家的武备。宋仁宗时，屡败于西夏，使得兵甲财赋成为了由科考的策论到朝廷的奏折经常言及之事。面对输币渐多而边备日弛的局面，仁宗尤将注意力转向***事，造成了如《郡斋读书志》所说“元昊即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被元好问讥为写“女郎诗”的秦观，青年时曾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淮海集》中的《进策》颇多论兵将、边防等作，很有过人的见解。然而，宋代文人虽或能言兵，却处在难建边功的时代，更难有唐人的从***经历，也就不具备那样的强梁之气，由文入雅，可谓逻辑的必然。
从文学内部而言，宋代文学以南方成就为高，由于传统的影响，使之以雅为主。我国的文学传统历来是北方尚质而南方多文，黄公度《送郑少齐赴官严州序》说：“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气俗，从古则然。”其实汉、唐文学兼跨南北而以北方为重心，宋代文学地***才发生了以南方为主的改变，南宋时期，***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更加重了文学盛于南方之势。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据《四库全书总目》152卷至155卷，列表统计了北宋时期有别集的作者，其中北方30人，南方50人［1］（p340—344）?，其大概可见。而所列南方籍者尚未包括范仲淹、柳永、晏殊、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周邦彦等大家。南宋时期，除个别南渡作家外，文学家基本上都是南方人。《宋代地域文化》还据《四库全书总目》的介绍，在表格中列出了南北作者的风格，南方作者评语中带“雅”字者有10人，北方6人，由于所列表中南方为50人，北方仅30人，所占比例相同。不过，能够说明问题的是：除了带“雅”字的诸人外，其余北方人只有魏野的“冲淡闲逸”，文彦博的“诗风秀逸”较接近“雅”，而南方人中如赵湘的“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林逋的“澄澹高逸”，夏竦的“辞藻赡逸，风骨高秀”，苏颂的“清丽雄赡”，王逸的“文博赡瑰丽，诗富丽细润”，沈遘的“词令庄重温厚，诗清俊流逸”，梅尧臣的“诗旨趣古淡”，王安礼的“制章典重可观”，秦观的“诗高古严重”，刘?的“诗峭拔不俗”，谢逸的“风格隽拔，时露清新”，谢?的“清逸可喜”，李新的“诗气格开朗，文俊迈可诵”，都与“雅”为近。可见，宋代文学以南方为重心，受传统影响，确实是以雅为主。
其次，文人成为高官，其文学观亦成主导，使得文学创作易于向台阁化的典雅方向发展。西昆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昆诸人专工律诗，长于用典，属对工巧，音节和谐，风格典雅。杨忆《西昆酬唱集序》云：“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楷模。……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磋……”［2］?明确宣称“懿文”、“雅道”的追求，并从“历览”前人作品中“挹其芳润”，可见其求雅的具体途径。欧阳修《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3］（p270）?，西昆体的主导作用可见。
二
宋代文学尚雅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不妨结合宋人所论而论之。
首先，“雅”属意于语言。贾谊《新书·道术》云：“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此处的“雅”即高尚、文明之意。《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集解》引孔安国、郑玄，训为“正言”，朱熹《集注》训为“常言”。若合上面二说，“雅言”应是“正常”之言：“正式”、“经常”使用的高尚、文明的语言。孙何《文箴》有云：“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诏聘，鸿硕纷纶。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师帝心。语思其工，意思其深。勿听***哇，丧其雅音。勿视彩饰，亡其正色。”这里所说的“勿听***哇，丧其雅音”，既与“文”的“勿视彩饰，亡其正色”相关，又须是“语思其工，意思其深”。只有语言是“辞令就得”的“正言”且为之“常”，才能够“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姚铉编选《唐文粹》，其序言表明了“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4］?的编选原则，所说不止是文风，也是语言问题，“古雅为命”必与“侈言蔓辞”划清了界限，因为“文”与“言”是紧密相关的。黄庭坚《跋书柳子厚诗》说：“予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5］?所说王观复未能做到的，实即气格超俗以外还有语言的要求，赞赏之中是有所期待。晁补之认为：“鲁直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书鲁直题高求父杨清亭诗后》）［6］?则是对黄庭坚雅人风致成因的解释。
其次，“雅”具有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要求，尤在于***治内涵的“正”。我国古代文学受到***教观的制约，《诗大序》就是从这一角度阐释“六义”的，其中对“雅”的理解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之所由废兴也。***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六义》将此说与雅言说结合起来以释“雅”：“皎曰：‘正四方之风为雅。正有大小，故有大小雅焉。’王云：‘雅者，正也。言其雅言典切，为之雅也。’”［7］(p160)?且不说北宋诗新以来的文学主体，即以西昆体来说，其主导面如前所说的“懿文”、“雅道”和“芳润”，其“雅”也有特定的内涵。如王钦若向宋真宗密奏，说杨忆、刘筠、钱惟演相唱和的《宣曲》，意在寓讽，后来陆游《跋西昆酬唱集》指出其所讽者是：“《宣曲》见《东方朔传》，其诗盛传都下，而刘、杨方幸。或颇谓指宫掖，又二妃皆蜀人，诗中有‘取酒临邛远’之句。”刘、杨二妃在真宗为襄王时入宫，后来很得宠幸，以致有碍朝***，而真宗封刘妃为皇后，令杨忆草制，杨忆拒不奉旨。可见，后来常被人诟病的西昆体，其实在“雕章丽句”而“雅言典切”的台阁文学中，也有“雅”而“正”的“王***废兴”内容。范仲淹评判诗歌史，肯定了唐人抒情的多样性，提出“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的原则，反对“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他叹赏“意必以真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览之者有以知诗道之艰，国风之正也。”（《唐异诗序》）［8］?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诗歌“雅”的***治内涵，和正确的感情、思想指向，不只是风格、用语问题。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还对韩愈以来的文学发展，发表了自己关于求雅的正途之见：“予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他肯定了韩愈“古道最盛”，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其门人也“能师经探道”。而学西昆体的错误，是在“有希仿佛”中导向了“专事藻饰”，其“未暇及古”使之“破碎大雅”，未得“雅”之根本，当然祈向也就不正确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再次，宋代文学的“雅”具有特殊的民族意义。汉族本土的传统文化，古人以“雅”目之，并以之与夷狄相对，《荀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一说可证。“四夷”对汉族的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音乐舞蹈上，对“夷音”的态度，大可看出雅俗观及其背后的民族内涵。北宋尚雅思想在音乐上的体现，同样具有民族矛盾的背论文联盟景。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所表达的看法，与白居易很相近：“……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放。”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陈?《〈乐书〉序》也说：“声音所以不正者，以乐不正也；乐所以不正者，以经不明也。……其书冠以经义，所以正本也；***论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郑也。……志在华国，义在尊君，庶几不失仲尼放郑声、恶乱雅之意云尔。”其《进〈乐书〉表》认为秦汉以后的音乐“或指羌调为和奏，或悦俗调为雅音”，希望当朝能“勿用裔以乱华，罔俾哇而害雅，息诸儒好异之说，归大乐统同之和”。可见，雅俗之分是与华夷之辨紧密相关的。
从华、夷角度看待雅、俗，在靖康之变后的词、乐及相关理论中，又掀起了高潮。?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和姜夔的《大乐议》，分为二者的代表。
《复雅歌词序略》指出：“更五胡之乱，北方***，元魏、高齐、宇文氏之国，咸以戎狄强种，雄踞中夏，故其讴谣，淆杂华夷，焦杀急促，鄙俚俗下，无复节奏，而古乐府之声律不传。……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乐，而明宗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是才士始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对宋***以来词作的判断是“蕴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9］(p658)?，词乐源于“夷音”而变，那么“复雅”而以“今之乐犹古之乐”相观，则音乐指向当在回复于华夏。姜夔《大乐议》以五行比五声，附会宋金南北对峙，虽十分牵强，但于此可见其议乐的动机是希望乐正人和、“华”强而“夷”弱。音乐如此，必然影响了文学，与音乐密切相关的韵文文学，更应带有特定的“雅”意。
三
宋代文学尚雅的原因和“雅”的具体内涵，已大致如上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以雅为宗的同时，又表现出雅俗结合的变化。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10］(p2)?俗文体既可以被文人所习，且在“升格”的过程中逐渐雅化，雅文学也可以接受审美情趣的改变，而渐染“俗气”。一时风气变，多种文体亦变，横向与纵向发展变化的交织，遂使整体的文学出现雅俗结合的变化。纵观宋代，传统的诗、文在尚雅的同时，也能与时而变，出现了雅俗结合的现象；“小道”的词渐变为雅，南宋更是一时作品皆以雅词命名；而俗文学的杂剧、小说则日见兴盛。
宋代文学的运行，总体呈现从以雅为宗到雅俗结合之势，后一变化亦与文化密切相关。首先，经济发达，城市繁荣，造就出可观的市民队伍，其文化消费促使了俗文学的发展。宋朝疆土狭小，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但较长时期以来，社会较安定，农业有很大发展，粮食的增产使漕运量远胜唐代。南宋时，农业生产也恢复很快，江南膏腴之地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北宋的采矿、纺织、制瓷、造纸和造船业都很发达。南宋采矿和冶炼业不如北宋，而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则远胜北宋。农业发达，剩余农产品增多，传统的自然经济改变，促使了商业的发展。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成了城市群的出现，开封、洛阳、扬州、杭州、成都，成为户数众多、商人云集的著名都会。南宋商业比北宋更发达，除临安府外，建康府、平江府、成都府和鄂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是人口众多的著名商埠。尤其是临安，其物产、行市、商铺、食肆等，南宋人的笔记多有详尽记载。商业与城市的发展，促使了市民文化的繁荣，使得宋代文艺具有了平民化、通俗化的特点。城市中除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有关设施外，勾栏、瓦舍等娱乐性场所也较多，从《东京梦华录》卷五的《京瓦伎艺》一则，就很可见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兴盛。南宋时，以临安为代表的城市非常繁华，市民文艺需求更旺。《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西湖老人繁胜录》的《瓦市》，《梦梁录》卷二十的《妓乐》、《百戏伎艺》、《小说讲经史》，以及《武林旧事》卷六、卷十等，对俗文艺的演出记载甚详。俗文艺具备了商品性，使文艺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加以文艺在自身演变中，传统形式盛极难继，给新兴的通俗文艺形式腾出了发展空间。因此，市民的文化消费确实是俗文学兴盛的主因。
其次，宋代俗文学的接受效应，影响了雅文学作者的创作思想，使之从一味求雅转向了雅俗结合。从《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可见宋代俗文学主要的样式及内容、特点：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杂剧中，……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
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
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宋代印书业发达，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方便。通俗文艺要适应市场需要，雅文学也不能一味的自我欣赏，为了有更多的读者，适当的通俗化应是可行的道路。这里仅举二例：欧阳修曾以民间说唱艺术的形式写过一组《渔家傲》鼓子词，分咏一年十二月的风物节序，可见出对群众性节日、民俗的兴趣。南宋时，曾身居相位的史浩，其《?峰真隐大曲》也有《采莲舞》、《花舞》之类的民间歌舞内容。二人所作都体现出雅俗结合的特点。
以上原因之外，宋代文人普遍悦禅，也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通俗化。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指出，禅宗在语言学上具有显著转变的特点：“……是经典中的书面语言被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所替代，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又被各种特意变异和扭曲的语言所替代，这种语言又逐渐转向充满机智和巧喻的艺术语言，……最转贴于论文联盟
后，中国特殊的知识语境与社会背景，又使这一思想领域内的宗教语言，逐渐演变成了文学中的语言艺术与语言游戏……”［11］(p92-93)?这正是悦禅的文人诗文由雅而俗的原因之一。
四
宋代文人学士对雅俗结合的文学是怎样认识的呢？首先，表现出对俗文学乐于接受的态度。王禹?是宋初学习白居易诗的主要代表，写实主义以外，白诗的通俗平易也影响了他，故而颇喜欢民间的俗文学。其《唱山歌》可见：“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夜阑尚未阕，其乐何??。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乃知国论文联盟家事，成败因人心。”再如，秦观曾记载野闻，其《逆旅集序》云，因所集“虽有先王之馀论，周孔之遗言，而浮屠老子，卜医梦幻、神仙鬼物之说猥杂于其间”，引起人家的质疑。对此，他辩解道：“仆，野人也，拥肿是师，懈怠是习，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偶有所闻，则随而记之耳，又安知其纯与驳耶？然观今世人，谓其言是，则矍然改容，谓其言信，则适然以喜，而终身未尝信也。则又安知彼之纯不为驳，而吾之驳不为纯乎？”［12］（p1258）?其实，“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只是托词，对野闻的兴趣，真实见出了秦观对俗文学的态度。有的虽不对俗文学有很大兴趣，但也能通过具体记载或批评，在艺术上作出肯定。如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以《德行》中太丘所言“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为“家翁语”，《任诞》中刘道真所说“去，去！无可复用相报”为“市井语”，《容止》中王导见卫?所说的“若不堪绮罗”为“妇人语”等，见出了他对俗语表现人物个性的肯定。
其次，有意于改造传统雅文学，力***探讨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自北宋起，就有不少名家论述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这里仅就梅尧臣“以俗为雅”一说，及苏轼、黄庭坚的继续阐发而论之。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梅尧臣曾答书“不用陈语常谈”的“闽士好诗者”，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13］（p314）?梅诗的特点是平淡，他的《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平淡”除了“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到者”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语）［13］(p267)?，也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还包括将一些似乎不宜入诗的俗事写入诗中［14］(p16-17)?。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赞赏韦应物、柳宗元、司空***的诗，《祭柳子玉文》不满“元轻白俗”，黄庭坚《书缯卷后》认为学书“俗便不可医”，屡以“韵”来论艺，都可见尚雅的指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一味排斥俗，而表现了兼容并包的态度，继承了梅尧臣的思想，提倡以俗为雅。
苏轼《书黄鲁直诗后》说：“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格韵高绝”当然是雅之极致，他却以为多食会犯病。他在《题柳子厚诗二首》中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是梅尧臣之见。周紫芝《竹坡诗话》还引了苏轼所说的“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钅容化耳。”［13］(p354)?更见其对如何采俗语以入诗的看法。沈德潜《说诗?语》卷下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15］(p544)?此说多少道出了苏诗善于熔铸语言、其中也包括俗语的特点。苏轼诗歌善用博喻，其中常有用俗物为喻者，而甚见形象生动。
黄庭坚《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郴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宁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他排比众例，对雅俗的辩证关系阐发得非常全面、通达。其《再次韵杨明叔小序》继续梅尧臣所说，并出以形象的比喻：“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5］?他自己的“点铁成金”，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以俗为雅之举。据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五载：“山谷云：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
转贴于论文联盟
场。”此说可见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对俗文学的学习、汲取，而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实体现出这一方法的运用。他常先说一些难以理会的话，再用意挑明，确实类似于杂剧手法，或禅宗的和尚说法。这种作法，确能收到以奇破常的效果，当然论文联盟另一面亦如苏轼所说，是“不可多食”。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蒋原伦在这里给批评文体下的概念简短而明了。另外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比较来谈，说：“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批评文学的体裁样式说，是文体；从批评话语的表达角度说，是方式。这意味着，一定的批评方式总是通过一定的批评文体来表现的。”［2］320童庆炳教授还在本书中提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人们创造了批评文体的多种形式，如论文、点评、诗话、随笔、评传、序跋、书信、对话等等。”［2］320可见童庆炳教授给批评文体下的定义比较详细而深刻。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有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游记体、祭文体等。苏轼丰富多彩的批评文体既是继承前人智慧的成果，同时也是苏轼本人创造性思维的结晶。苏轼多样的批评文体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批评文体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本篇论文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苏轼批评文体所具有的文体学意义：一、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二、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
一、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苏轼对文学艺术具有很深的造诣，对文艺发表过很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一生写的评论文章内容之丰富，文体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苏轼具有很强的文学天赋，因此才能写出如此之多批评文章，但苏轼在批评文体方面也继承了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首先谈论一下他的论诗诗。若论论诗诗的渊源，早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就已经有了论诗的句子，六朝时期文人诗中更是有不少的论诗诗句，虽是片言只语，正可见论诗诗体式发展之过程。唐代论诗诗特别兴盛，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七绝体论诗诗成体的标志；除七绝体论诗诗外唐代论诗诗有各种各样的体式，有五言、四言、六言，也有古体与律体，特别是五言古体论诗诗，比七绝体论诗诗更得风气之先，在唐宋时期一直很兴盛。在论诗诗发展史上，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具有特殊的意义，杜甫过后，七绝体论诗诗犹如涓涓细流而为江海，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苏轼的论诗诗无疑受到杜甫等前人的影响。由于在宋代之前就产生了论诗诗，唐代的论诗诗发展非常兴盛，北宋离唐代相隔不是很远，并且苏轼是宋代最有名的诗人，因此苏轼很容易受到唐代文风的影响，运用诗歌来评论诗歌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苏轼的批评文体虽然相当丰富，但苏轼的这些批评文体在苏轼之前已经非常盛行。书信体和序跋体在汉代已经是主要的批评文体，如序跋体有著名的《毛诗序》、班固写的《离骚序》、司马迁写的《太史公自序》等；书信体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到了魏晋时期批评文体更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批评文体除了书信体与序跋体之外还出现了用骈文写的批评文章如《文心雕龙》、用赋体写成的批评文章如《诗品》及用论写的批评文章如《典论·论文》。到了唐代除了新出现的论诗诗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墓志铭。此外在唐代，书信体与序跋体更是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这时期主要的批评文体样式了。到了北宋前期，欧阳修创立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诗话。苏轼的书信体、序跋体、祭文体、游记体等批评文体样式都受到了前人创作的影响。因为这些批评文体在苏轼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发展已经很成熟，苏轼运用这些文体来进行批评无疑受到前人的影响。然而苏轼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这首先表现在苏轼采用了多样的批评文体样式。在苏轼之前的文学家们大都使用一到二种文体样式来进行文学评论，而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丰富多彩，苏轼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有论诗诗体、序跋体、书信体、记体、墓志铭体等。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不像其他文学家的批评文体那样非常单一，而是多种多样。其次，苏轼的论诗诗体式多样，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体式。在苏轼之前，论诗诗比较流行的体式是杜甫的七言绝句体式,当然唐代还出现了五言、四言等形式，但苏轼以前文学家们很少有运用多样的批评体式，而苏轼的论诗诗体式是很丰富的，他的论诗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第三、苏轼的记体批评文体比较多。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可知，在苏轼之前没有一篇是用记体来进行文学评论的。然而苏轼却运用这种文学文体来进行文学评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苏轼创作了形式多样的批评文体，苏轼创作的形式多样的批评文体无疑对其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苏轼写的许多批评文章最先对北宋及南宋文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苏轼的批评文体及批评思想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弟弟苏辙及弟子黄庭坚。如苏辙写的一篇较有名的评论文章《上枢密韩太尉书》就显然受到苏轼写的书信体批评文章的影响。再如黄庭坚在宋代也是一名著名的诗人及评论家。他也写过很多评论文章，但他主要采用的批评文体是书与记。如他的有名的书信体批评文章有《答洪驹父书》和《与王观复三首》，他写的记体批评文章有《大雅堂记》等。无论是他写的书信体批评文章还是记体批评文章都受到了苏轼写的类似文体批评文章的影响。到了南宋，许多有名的文学大家也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一生写过很多批评文章并且批评文体也较丰富、形式多样。他的批评文体有墓志铭体、书信体、游记体、诗歌体、序跋体等，陆游写的这些批评文体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如陆游写的一篇有名的序跋体批评文章《跋东坡七夕词后》与苏轼写过一篇跋体批评文章《跋张希甫墓志后》在文体上和文章命名方式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用词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南宋除陆游之外，还有很多文学大家受苏轼的影响，如还有著名山水诗人杨万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杨万里写的批评文章主要采用的文体有诗歌体、有序跋体。这种批评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总之苏轼的批评文体既继承了前代文学家的传统并且又有所创新同时他的批评文体对其以后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
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3］320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从而使中国传统因素大多已经丧失。西方文论主要特点是：理论讲究系统性、思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话语具有相当强的客观性。西方文论的这些特点给西方评论文章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如行文具有很强的程式化、语言非常枯燥、思维太过于讲究逻辑性从而使文章丧失文学色彩。由于在西方文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文论向着严密的逻辑性、思辨性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中国古代诗性传统文论特征几乎不再存在。这就使得当今评论文章理论色彩相当浓厚，从而导致这样的评论文章语言显得干瘪、格式呈现出很强的程序性并且很单一、使读者读起来感到枯燥而无味。在这种追随西方文论的氛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其演变历程为西方文论思想文化所规范，而且其理论体系、思维模式、文论话语都是西方文论所提供的。“中国文学理论自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诗性传统。”［3］6
中国的文论应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不应该完全西化从而丧失自己的传统特征。中国的文论如果要想在世界文论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和对世界文论圈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应当建立起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像当今大多数学者那样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如果中国文学批评家们一味模仿西方文论模式，那么中国的文论将会完全丧失自己的传统，也将会在文论界迷失自己的方向。中国文论自古就有自己传统特色，所以当代文论家们应该找回中国的文论传统。但要找回中国文论的传统就应该重新注重文论的“诗性特征”。什么是“诗性”呢？“狭义地讲是指‘诗歌的特性’，广义地说是指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3］6苏轼作为古代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写的批评文章具有很强的诗性特征：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的美文化、风格的抒情化、思维方式的直觉性。苏轼的批评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特点。他的批评文章采用的都是感悟式的批评方式及优美的文学语言，文章结构如行云流水、写的酣畅淋漓，就像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一样，使读者读起来如痴如、沉浸在如诗如画的优美意境之中。苏轼在进行文学评论时篇幅比较短，不像当代大多数批评文章那样长篇巨制，苏轼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文学现象论述的生动透彻。另外苏轼在进行论文评述的时候使用的是生动形象富有很强审美意蕴的语言，运用的是各种生动的修辞手法，采用的是感悟性的思维方式，因此苏轼的评论文章给人带来一种审美愉悦感，而不会让人感到索然寡味。苏轼的这种诗性的批评文体对当代规范化格式化的文论语言和枯燥干瘪的批评文体给予了很大的启示。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苏轼； 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坡”，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词人，被誉为“唐宋家”之一。苏轼的诗、词、文均有极高的成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的文学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丰富的艺术气息：“苏文”的文以通理，把宋代文学引向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的发展道路；“苏诗”的以文为诗，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诗歌的自由性；“苏词”的以诗为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文化境界。他的这些成就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足以确立他“文坛领袖”的地位。
一、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新运动的集大成者。
在苏轼的散文中，无论是议论文还是记叙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许多独到的新见，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随机生发，翻新出奇，既展示其才情，又显示其文采。杂说、书札、序跋一类议论文，也总是善于翻新出奇，而形式则更加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笔势收纵自如，尽显大家风范。
二、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1.以文为诗在苏轼表现为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
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坡诗纵横如古文”，他为文如江流奔注，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他的古体诗也有奔放驰骋不可一世的气象。《王维吴道子画》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正可以作为苏轼诗风的写照。如七古《雪浪石》描写的是作者所欣赏的一块盆石，物体并不大，诗人却以横绝山岳的笔势出之：先从雪浪石的来历写与东岳争雄的太行山，蔽空遮日的飞狐口，上***郡，起笔非常雄伟。以下写其形势、气概、奇峰、崩崖和山石很不平凡的经历。方东树说：“此诗奇横……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姿。
2.吸收古文章法，加以改进创新。
古体长诗由于篇幅恢宏，本来便于才华横溢的诗人驰骋文思，苏轼又惯于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就使他的诗层次严紧而又恣肆、波澜起伏，如《王维吴道子画》，总叙吴、王二子之画一层，专论王维画一层，品第二家之画一层。全诗次第井然有序，旋提旋收，充分体现出东坡长诗吸收散文章法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3.引进散文的句式字法，运用驾驭自如自然妥帖。
苏轼的诗多为散句单行，如《游金山寺》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联是对偶外，通篇都是单行散句。《戏子由》共三十句，只有两面联对偶。不少五七言古体通篇不见对偶。这都是古文的用语习惯。苏轼时常糅进散文的语气词，如：“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问言”——《王维吴道子画》。
4.将议论运用到诗歌当中，既能抒情，也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苏轼诗篇中的议论决不是押韵散文，而是诗的有力表现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多是借助于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而与议论文主要用抽象的概念化的理性语言不同。如《秀州僧本莹照堂》批评僧人本莹一味强调天性，追求静寂无为，开端即发议论“鸟囚不忘飞，马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桎梏其形未必能制服其神。作者以“鸟囚”“马击”为喻，并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
5.在写诗当中因物寓理，带给宋诗全新的手法。
在苏轼的诗中，作者在对富于情趣的自然景物，生活片断的叙写中，往往融入深刻的哲学体悟，即景寄理，意在言外，具体意象与哲思理趣浑然一体，这是苏轼对宋诗的一大贡献。
三、苏轼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
1.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诗道与词道统一。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的恶态。
2.独具新意境和新风格，开拓了词的境界。
突破了晚唐五代男女恋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境。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另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四、苏轼对后世的影响
就苏轼本人的品质而言，他是刚正不阿的代表，他是飘逸洒脱的典范，他是开朗幽默的，他更是超然达观的，这些共同构筑成他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式，为后人景仰、倾慕，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封建士人的精神与心态。苏轼还以和蔼或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苏轼研究》 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
[2]《东坡词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3]《苏轼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4]《中国文学史》 中华书局，1995年
[5]《大学语文》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在这样一种总体背景之下，宋史研究所谓的“新进展”，并非指具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虽非全新，还是有新作、新人、新论题出现，也有针对“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认识。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
1 王***：《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
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治史：
***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争的讨论4。
宋代的***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
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之争与北宋***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治与***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
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
1 邓小南主编《***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
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
1 例如，1999年末，《历史研究》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曾瑜、朱瑞熙、李华瑞、张其凡等学者都曾自不同角度对于宋史的研究状况作出述评。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陶文鹏先生的《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正是透过一篇篇论文向我们托出了作者的思考和实践，揭示出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当然，古典文学研究是多元的，途径和方法正日渐多样化，陶先生研究成果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多样性的排斥，这一点无庸怀疑)，对我们有很深的启示意义，下面我就谈几点读后的体会。
一
现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必定是以现代的眼光——特定的思想、情感、文化心理、知识背景甚至时代文化风尚去感知古人，其间自然会有古今会通融合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曾说要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面对。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无形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长期培养出来的固化的认知模式都阻碍着我们。最直接的后果是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忽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情感艺术特性。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缺陷：一、心灵缺失；二、艺术退场。
研究古典文学，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有与古人的精神遇合，明代的谭元春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思亦非苟然而已。”(《诗归序》)陶文鹏先生在《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中以诗意化的笔调写道：“既然诗歌是心灵的音乐，我们就必须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去，探究、捕捉诗人从受到自然社会人生的刺激到灵感触发的微妙心灵律动，准确地把握诗人怎样把他的心灵律动外化为富于旋律、节奏的诗歌语言形式。”陶先生正是以诗人之心去体味诗人之心，因此，也就格外能真正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具有独到的学术品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要从语言、艺术人手，方是本位。陶文鹏先生对语言的把握是很敏锐很精细的，同时他更关注诗歌的艺术特征。《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指出，拓展唐诗艺术研究的格局，其中一点就是要对“唐诗与其他文学(散文、辞赋、小说、戏剧等)、艺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园林建筑等)、宗教、哲学关系的考察中，更准确、鲜明、深刻地把握唐诗的艺术特征。”陶先生不仅有理论的自觉，更能够长期实践，论集中的大多数论文是探讨诗歌与其他门类艺术关系的，诸如诗歌与绘画、诗歌与书法、诗歌与音乐。探讨诗歌与各种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找到诗歌与艺术的关联点，否则只是现象的并列，没有研究价值。《传神肖貌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一文对唐诗与人物画在艺术的渗透论述得十分精到，从以形写神、临界顶点、构***布局几个方面阐释了人物画对唐诗的影响。论述绘画与诗歌作为两个不同门类的艺术是如何相互影响时，作者通过丰富细致的引证，清楚地提示了“画格”亦即动作情节发展到顶点的一顷刻对诗格的影响。《狂草逸诗——谈张旭的书中有诗》通过对张旭现存诗歌的分析，论证了书法对诗歌创作影响，指出张旭诗歌不仅善用书法艺术的“无彩之色”，而且也受到它的“无形之相”的影响，多用虚笔，间接、曲折、概括地表现，从而使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有了比较点。
二
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指出：从理论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研究的是古论家的成果，后者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的规律与艺术方法来。陶先生的研究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他曾多次强调过程千帆先生的主张，近期在《学习钱钟书，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来》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艺术规律，乃至诸多艺术的方法和技巧。”并视之“学术薪火”，显然作者是以传承这一“学术薪火”自勉并努力实践着的。也说是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路径是从文本出发，从对文本的感悟、理解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套，打通古今，以不假外求的自足话语研究古典文学。
《论集》中《论盂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和《论王维的美学思想》、《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三文可称典范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或批评史上是找不到盂浩然的，但陶文鹏先生却别出手眼，将“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从中见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诗歌美学观”。比如，中国古人对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做过十分详尽的论述，作者指出，孟浩然继承前人的观点，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并引述了大量诗证。更进一步，作者对“兴”进行了界定，认为“兴”不但是盂浩然借以表述诗歌创作源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常用语，也是他用来揭示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特征的美学概念。可以说，这里所表现的孟浩然的美学思想并无新鲜之处，但直接从文本中发现的这些思想表述不是比抽象的理论表述更能切近古代的美学思想吗?同时，从文本细读中归纳出的概念不离文本，实现了语境重现，比抽离语境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文章对盂浩然美学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论说，这些见解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清晰地疏理清楚了文学思想、美学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弥补了思想、观念的逻辑演进中的环节缺失。如：清美是美学范畴中最重要概念之一，但古人在概念表述上十分随意，而当我们离开文本进行阐释，只着意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就易于陷入失语状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仍坚持从文本出发，用大量的例证表明盂浩然最爱好清美，并做了详尽的分疏，分为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五种。由于五种清美都是从盂浩然的诗歌创作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分疏与文学感悟相结合，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比抽象的概念界定更能深入诗心。
《论王维美学思想》一文中，陶先生从王维“审象于净心”的禅宗思想出发，指出其审美思想深深打上了禅宗思想的烙印，并通过对王维追求自然山水“深趣”思想的论述，不仅理清了禅宗概念向审美概念的转换机制，而且联系王维的“凝情取象”的美学命题，完成了从审美观念向创作论的完整论述。而这些论述都是在王维没有体系化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从文学作品中寻绎出来的，既没有参照流行的西方理论话语，也没有刻意地将其美学思想演绎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一文探讨了宋代诗画创作实践和诗画美学思想在艺术本质上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复杂问题。作者指出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加之后来韩拙提出的“阔远”、“迷远”、“幽远”，代表了山水画家对空间艺术局限的突破，侵犯了诗人独有的艺术领域，刺激了诗创造性，引起宋代山水诗的新变，这一论述角度极具创新价值，人所未言。更进一步，陶先生拈出了“荒远”概念，画家提出的诸种“远”的概念，着意点在构***上，而陶先生的“荒远”注意力则是对山水诗美学风貌的提纯，此点一出，不仅宋代山水诗的美学风貌全然拈出，而且解释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神清骨冷的绝俗精神。
三
文学整体边缘化其实是我们的幻觉，因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中心化，何来边缘化?当年的中心化是利用与被利用的结果，中心是***治，文学只不过是“帮忙”。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但不可否认，古典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有边缘化的趋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传统学科，旧有的传统在丧失，新理路还没有建立，因而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正处在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一个狭小的圈子，自外于时代，这样就不能担负起传承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任。
我们的文学论文写得越来越学院化，与古老的传统相比，这类论文太过死板，有的简直味同嚼腊。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就说：“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这里，我们赞同钱先生“着意于修饰”的观点，并非要求论文写作回归文士的刻意藻饰，抛弃科学性(钱先生认为章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实即强调论文的科学性)，而是基于这棒的认识：当我们研究文学文本时，文学性表述应该更能够进入文学境界，同时，也更能够向社会转述古典文学的精华。
读陶文鹏先生的文章不能不叹服他驾御文笔的高超能力，诗一般的文字从笔底流出，清澈雅洁，流丽自然。更为突出的是他文章能够在古今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让人顺利进人艺术美之中，流连低徊，陶醉其间。有人可能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这不是学院式语言，且不论学院式语言是否是唯一标准，其实这样的看法背后隐藏着错误的价值判断——即学院化与大众化是对立的，仿佛一提普及，就意味着研究品位的降低。古典文学研究有两个层次的任务，一是体系内的学科研究；二是普及古典文学，向大众传播古典文学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独守学院化，拒斥大众化，实际上是自外于当代文化建设。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古典文学文化研究者不能自树蕃篱，最基本的一点是写的文章要让人看懂，让具有一般文学能力的广大读者能够读懂，引人进人一个审美的世界。审美的表述更能从内心感动人，让祖国伟大的文学去感染人，吸引人，并从而培育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业。学院化论文往往高深、古雅或西化，且不论其是非高下，单就普及而言就不乎时代要求。普及型与研究型并不排斥，我想，陶先生的论文一般文学爱好者都能看莅，都会被文字的清丽优美所吸引，当然，研究者更能从中发现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