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医院
9月，念建兰带着弟弟去了两趟天安门，这是念斌身体能承受的极限。
第一次在中秋节那天，北京的阳光明媚得竟有些刺眼。姐弟俩肩并肩坐在广场上，暂时忘掉了病房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和半封闭空间里的压抑。念斌像个孩子，会因能外出而打足精神，露出久违的笑容，“像做梦一样。”但身体是诚实的，走不了几步就必须坐下，休息良久。
极度疲惫不只因夜夜无法入睡――因为精神压力，也因为疼痛，他每晚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他还失去了大部分自理能力，例如刷牙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必须有人协助才能完成。
脱下“工”字镣铐，念斌开始重新适应一切。他踉踉跄跄地学习常人的走路方式，学习如何与常人接触、交流，接受8年里他错过的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多的，他不得不继续交给姐姐来处理。
念建兰每日奔波于医院的各个科室。她去得最多的是内科和骨科，但最近除了给弟弟***腰肌、脊椎受损部位和严重的胃溃疡疾病外，医生建议她再去看看神经科，“（他）肌肉萎缩的病很复杂，还需要神经系统的专家来治。”
她满脑子都是弟弟的***方案。在如愿将念斌从死刑判决中夺出来后，现在，她只关心如何让他逃离病魔。
鼠药专家
从2006年7月起，念建兰的人生就只剩下一个方向。那天她接到家里人的电话：弟弟被警方抓走了，然后是福州平潭县警方的消息。他们在全村人面前正式公布：经侦查，认定念斌在邻居丁云虾家的烧水壶中投放含氟乙酸盐的鼠药，致丁家一儿一女中毒身亡。经过他们的“思想***治教育”，念斌已承认罪行。
自那以后的8年，她不断听到比这更坏的消息，“如果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已经死了四个念斌。”
念家在小儿子被带走的那天就塌了。父亲几个月后含恨离世，兄妹几人虽及时带着母亲逃离故乡，母亲却精神失常。
年幼的侄子和柔弱无助的弟媳撑不起为念斌伸冤的重任。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唯一的单身者，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念建兰在病床上做出决定：她宁可不要爱情，也要救出弟弟。
走法律途径去救一个死刑犯何其难。念建兰不熟悉法律，她为自己找到的第一个努力方向是研究鼠药：既然所有证据都围绕含有氟乙酸盐的老鼠药，是不是了警方的证据，就能还弟弟清白？
哪种鼠药含有氟乙酸盐？洗过的锅能否检测出这一毒物？疑问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她跑遍附近五省搜集鼠药，但含有氟乙酸盐的鼠药是剧毒，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生产。搜集的过程遭遇过无数次怀疑和拒绝，除了通过友人关系，念建兰还为自己找到了掩护的身份。一次听说某工厂有这种鼠药，念建兰找上门，在负责人的质疑中，她坦然告知对方自己的身份：“我是化工所的研究人员，专门负责这方面的。”
跑得最多的，是中科院福建物构所。这是国内唯一可以鉴定氟乙酸盐的机构。物构所的门卫认熟了这张风尘仆仆的脸，因为同情她的遭遇，物构所的一位大姐还在私底下告知收费处的工作人员：以后这个人再来，就不收费了。
会计出身的念建兰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因此变成“专家”。在后来与业内人士来往的几次研讨会上，从业几十年的老专家也忍不住惊叹她对氟乙酸盐、质谱***（离子经质量分析器分开后，经检测记录下的***谱）的了解，“这些专业名词，就算是学这一行的记起来都会吃力。”
法律是武器，但她太弱
但凭这些无法法院判决。念建兰需要律师，一位敢说话的律师。她决定去北京找。
几乎所有朋友都反对她北上。一位朋友试***以自己的经历劝阻她：“北京是有中国最好的律师，但你认识他们吗？你怎么知道自己找到的不是骗子？我曾经就是因为轻信，被骗走了30万元。”
“我没有30万元可骗。”她默默地回答，不去，弟弟就一点生还的希望都没有。她揣着仅剩的2000元钱，踏上进京的列车。
初到北京，她租住在阴暗的地下室。没有窗户，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由己念彼，念建兰可以想象出弟弟在更糟糕环境里的绝望，“我不想在这样压抑的地方去争取一线生机。”
搬出地下室后，她终日窝在出租屋里上网。看博客、翻案例，大量查阅律师信息，直到遇见张燕生，“她就是我想找的律师。”张燕生精于各类刑事诉讼，主办过数百件重大疑难案件，更曾多次将死刑冤案。
只是简单翻了一下念建兰带去的卷宗，张燕生就决定接下这件案子。平潭警方办案的荒唐是那么明显，光取水样就能发现很多问题：警方声称从铝壶中取水送去样检，但取证拍的照片显示壶是空的，对取水的过程也没任何记录。
他们将所有可以检方证词的证据提交给法院。福州高院却在2010年4月的二审上第四次宣判了念斌死刑，并将判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一旦核准，念斌再无生机。接到福州高院通知的那天，天正下着毛毛雨。从满怀希望到彻底粉碎，念建兰竟不记得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她恍惚着来到一处公园，爬上小山。从这里，她能看见关押弟弟的看守所。
这是离弟弟最近的地方，生命虽然美好，在这一刻却已和他们无关。
否极，好消息姗姗而来
念建兰提心吊胆等着最坏消息宣布的那天。楼上的那只靴子却在三个月后才落下，用另一种方式。
她收到弟弟最新寄出的信。“上个月，我见到了几个法官，他们说是最高法复核我的死刑时，觉得有问题。”“他们跟我说最高法重物证、轻口供，就是你念斌今天跟我说所有都是你干的，我们也要去查物证。”
三年来，第一次有人听我的声音了。她反复念弟弟的话，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哽咽。
2010年10月，死刑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她以为弟弟很快就会被宣判无罪释放，但这一等，又是几年。
2012年3月，念建兰见到了“传说”中的吴华英，和她一样，吴华英也为蒙冤的弟弟而北上呐喊。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很多类似遭遇的人。大家彼此鼓励，这让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下的念建兰找到了出口，她不再是孤***奋战。
吴华英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念建兰，要想尽办法制造新闻，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情况，但“发微博时尽量保持冷静，不要过多攻击福州高院”。她始终不习惯吴华英行为艺术一样的出位争取，尤其后者激烈的上访方式让她心虚，“我怕自己变成长年累月蹲在门口的访民，看不到希望、没有尊严。”“更怕自己被抓进去，就没有人去救弟弟了。”
从吴华英开始，她得到的帮助越来越多。2013年10月，两人在机场拦截到斯伟江律师，一小时后对方当即答应为念斌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张燕生，斯伟江，然后是国内众多知名法学家、证据学专家、法律同仁和媒体记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念斌案中，事情一点点朝着更好的方向扭转。
平潭警方终于交出了6年前就该公布的证据――他们断定念斌有罪的质谱***。带着这份***，念建兰与张燕生绕道深圳前往香港，寻求更权威的鉴定。
一周后，香港专家告诉她，死者尿液中检测出的氟乙酸盐质谱***居然和标准样品的质谱***一模一样，“这就相当于把心脏病患者的心电***给了另一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有心脏病。”
这是裸的造假，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关键证据。
念建兰雀跃不已，专程在香港大学校门前留影，“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碰触不到的平静生活
2014年8月22日，念斌出狱。那天，分离多年的念家人齐聚
北京，兄妹几人抱头痛哭。“我想把无罪释放的证明回家烧给爸妈，他们可以瞑目了。”念斌说。然后他看到兄姊们勉强的表情，念建兰告诉他：“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澳前村的念氏家族曾风光一时，百年传承，几房人热热闹闹地住在相连的三栋房子里。
2006年8月10日，平潭警方在几百村民面前宣布了念斌就是“投毒者”，半小时后，受害者丁、俞两家召集数百人砸毁了念家的两层小楼，也殃及到其他几房人。
打砸持续了十来天，仇恨却可能持续几代人。虽然念家人及时逃离老家，却从此分散各地打工，再不敢回家。
没有找到真凶以前，念斌依然是丁家人认定的凶手，他们不相信警方和***府会出错。法院宣判念斌无罪那天，丁家人也悉数到场，法院工作人员怕念家人的出现会刺激到他们，曾要求念建兰“如果控制不了情绪就不要进去了”。念建兰执意要亲眼见证弟弟洗冤，“我能控制。”但她低估了自己的控制力，更低估了仇恨无处发泄的破坏力。宣判结束，情绪无法自拔的她被法警拖了出去，耳边充斥着丁家人的怒吼声、哭声、与法警激烈冲突的打砸声。
老家没了，北京也不是他们的长期落脚处。因为弟弟还要治病，兄妹几人都挤进了医院的陪护病房。
治病的钱，念家现在并不发愁，除了打工挣的钱，还有张燕生律师和其他朋友的资助。念建兰发愁的是弟弟的未来。
这个三口之家虽有两个男人，小的，还在念书，大的，基本丧失劳动能力，靠柔弱的女主人打零工挣的钱，朝不保夕。
“我在争取国家补偿，这至少能稳定弟弟的生活。”念建兰为弟弟的未来继续马不停蹄。她强调自己在乎的不是这笔钱，“多少钱都不能补偿将跟随我们一辈子的伤痛，但他们欠我们一个说法，一个郑重的道歉！”
心怀感恩，才不惧怕未来
这是现代版的“杨乃武姐姐”，一名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将念建兰放到“姐姐”所能承载的最高海拔上。她接到全国各地的电话，坚强和执着频频出现在赞誉之辞中。
“最坚强的不是我，是我弟弟。”她对所有人说。
8年里，她不断收到弟弟的信。尽管身处黑暗，念斌的善良却从未黯淡。4次死刑、10次庭审的背后，是念斌不断把身边的每一份善意珍藏起来的举动。这些善意如黑暗中的烛光，照亮他前后，给了他坚定的信念与走下去的勇气。
念建兰把弟弟信中记录的每一道光，都记在心里：
“姐，今天又有一位狱友帮我揉了腰。”
“姐，我今天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出狱的狱友写给我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姐，请代我感谢张燕生、斯伟江这些好律师，是他们给我带来了生存的希望。我也很感谢那些还没有忘记我的朋友。”
“姐，告诉智轩，爸爸很爱他。让他好好读书，不要仇视社会。”
“姐，你一定要找个对你好的人，别只念着我的事。”……绝望时她便念这些信，鼓励自己振作。在弟弟眼里，她的人生没了自我，远离正常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事，我孩子都会打酱油了。”8年中她歇斯底里地谩骂过、绝望地嘶吼过、狠狠地咒怨过，一腔的仇恨。但是她也渐渐地像弟弟一样，在心中列出一份感恩名单，记录下哪怕只是曾经对她微笑过的人。
名单里有无私相助的律师团、甘冒风险的专家、抱团取暖、一同抗争的吴华英等义士、身边的每一位朋友还有媒体。她决定用更快乐、更积极地方式生活“来回报大家的期望”。
面对媒体时，她的心态依然复杂。她曾把弟弟获救的希望寄托在媒体的报道呼吁上，念斌刚出狱时，她也急切地想通过媒体的帮助，为念斌抗辩或争取什么，但她想传递的声音总不完整，“不是被删掉就是被剪掉。”念建兰干脆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记者。
但现在，她学会了包容和换位思考，其实你们也不容易，她对《家人》记者说，“大家都有苦衷，我也理解你们的苦衷。”
生的问题刚刚解决，真正的生活，不过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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