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约50名中国士兵4月15日越过‘实际控制线’，在印度领土上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印度媒体当初曝出的这条消息，再次将中印纠结了50年的边境问题推到前台：从1962年中印因此打了一仗以后，就一直处在“对峙－谈判－缓和”的循环中。在那绵延2000公里的中印边境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已和14个陆地边境国家中的12个确定了边界线，印度为何例外?
中印士兵在边境“帐篷对峙”了几天后，现在深圳工作的王向阳通过凤凰卫视看到了现场的画面。那山、那湖、那哨所，都非常熟悉。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排长才最终确定，1989年，他的部队就是驻扎在那个地区，中印边界纠纷的中西段区域拉达克。
24年后的2013年4月中旬，同一个地区，“帐篷对峙”，中印双方在边境线上新形式的纷争，让人们回想起1962年的那一场战争，以及随后半个世纪冲突与谈判的纠结，自然也勾起了曾经驻防在边界上的士兵们的回忆。
中印边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1962年发生的那场战争，战争给印度留下抹不去的记忆：战败；给中国留下尚待解开的谜题：战胜反而撤退。
1971年1月，21岁的湖北士兵万运祥抵达中国边境的察隅县驻防时，战争已经过去近十年，中印边界的氛围趋于平和。隔着一条河沟就是印度***营。虽然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警惕，但曾经兵戎相向的两个国家的士兵逐渐变得友好起来。万运祥记得，他们沿着那条由6米宽的河沟形成的天然国境线巡防时，经常能看到对岸的印度士兵。言语不通，他们便挥手打个招呼，面带微笑。
边境线上，每天都要巡防。万运祥所属连队负责的那段，大概要走四个小时才能走完。除了巡防外，他们还要在营区站岗值勤，白天一般六个小时一岗，晚上担心时间久了会打瞌睡，就变成四个小时一岗。
晚上的岗哨是在前线修好的碉堡里。在两国临时边界的河沟边上，布满了这种碉堡。一个碉堡可以坐四个人，上面有两个射孔。连队有命令，决不允许开第一***。遇到任何情况，都得报告指挥所。“天上发现飞机要报告，地上发现公路塌方了也要报告。”万运祥说，边境线距离连队有6公里远，每次报告都是“跑步回去”。
高原地区，天亮得早。五六点钟，他们就起床了。早操、早餐之后，就开始站岗、巡防的工作。没有出岗的士兵，则在兵营学习。
“那个时候主要是***治学习，学习中央文件，”万运祥回忆道，“比如，如何搞好边防建设，如何保护好边防，如何把建设好等方面的内容。闲暇时间，还会自学《语录》。”
“前线广播”持续了10年
这些内容，也通过广播被“送达”到印度士兵那里供他们学习，李荣欣则是他们的一个“老师”。
李荣欣是在1971年7月，结束了在北京大学为期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来到亚东边界。此地共设有乃堆拉、则里拉、卓拉3个山口广播组，每天对印***播放广播。李荣欣在海拔最高的卓拉山口，成为一名播音员。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事停止后，没有硝烟的***治攻势就在这里上演了。
喇叭安装在最靠近边界的哨卡上，播音室则设在距边界几里处的一处用石块垒砌的碉堡里。每天早晨7点，对印广播准时开播，李荣欣照例要先向对面的印度哨卡问好：“印***官兵们，我们现在开始广播。”接着播出一段提前录制的印地语《语录》，之后是昨夜录好的新闻。
整个广播时长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和晚上19点，同样的内容再次播放。每次中国的广播刚一停下，对面印度哨卡上的喇叭就开始响起来。双方各说各话，一日三遍，周而复始。
“印度播出的广播比较随意，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时长，不像我们这么正式、严肃。说得最多的就是介绍印度国内的发展情况，形势大好之类的，这跟我们的录音内容差不多。”李荣欣等广播站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记录对面广播的内容，定期向***区汇报。
有时候，印方也会用不流利的中文播一些煽动内容，“比如，中国***人们，你们都是远离家乡来吃苦的，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欢迎你们到这边来做客。”李荣欣说，当时，印***哨所的物质条件确实较优越。站在最前哨上，可以看到对面印度哨所整齐的营房和柏油公路，用汽车运输物资，吃罐头食品。而我方的哨卡还很简陋，战士住在临时挖建的猫耳洞里，每天用高压锅做饭，配压缩干菜吃。
李荣欣说，战士们从不理会对面的广播，同样，印***对中国***队的广播也无动于衷。唯一的区别是，对面的喇叭功率只有百余瓦，离边界稍远点儿就听不清。中国***队把高音喇叭捆绑在一起，功率高达数千瓦，扬声距离可达五六公里，“站在喇叭前，声音会把人震晕”。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持续几个月的暴风雪使得广播线路严重受损，李荣欣等战士无法及时修复。加之***治形势的变化，上级批准广播组停止对印***的广播。
印***孤单地广播了一段时间也没了声音。1973年，中方首先拆除了哨卡上的高音喇叭，印***跟着也拆除了。亚东边防延续近10年的“对敌广播”就此结束。
谈判时为一个单词争半天
当万运祥、李荣欣在边界上警戒之时，另一条战线――外交也在步履维艰地进行。1962年后，中印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别，但中国代办是所有代办中排在最前面的，部队出身的知名外交家陈肇源就曾担任这一职位。“他和我开玩笑说，外国领导人来访问的时候经常到机场迎接，他老是站在大使的后面，代办的前面，就叫‘待办头，大使尾’。”
周刚，1998年至2001年的驻印大使说起那段特殊的外交礼仪。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陈肇源成为驻印大使。1979年，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在这之后，中印边界问题开启第一层次的副部级官员会谈。1981年至1987年的6年间，中印副部级官员会谈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举行8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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