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父亲的病》这篇散文主要讲述的是鲁迅对父亲的病的回忆和他与两位“名医”周旋的故事。本文希望以《父亲的病》这篇散文和与之相关的鲁迅青少年时期的资料为背景,结合弗洛伊德等人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学术观点,重新解读鲁迅和他的作品,从而能更深层的“接触”鲁迅的潜意识内容,理清鲁迅早年生活经历与他后来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父亲的病》 鲁迅 解读 生活经历 文学创作
精神分析理论属于心理动力学理论,是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它的影响远不仅局限于临床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心理科学乃至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
本文希望以《父亲的病》这篇散文和与之相关的鲁迅青少年时期的资料为背景,结合弗洛伊德等人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学术观点,重新解读鲁迅和他的作品,从而能更深层的“接触”鲁迅的潜意识内容,理清鲁迅早年生活经历与他后来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父亲的病》与鲁迅文学创作中“病“的原型
《父亲的病》这篇散文主要讲述的是鲁迅对父亲的病的回忆和他与两位“名医”周旋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父亲的病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不仅是浅层伦理意识上的影响,更是一种深层的创作心理机制心理特征上的影响。用荣格的理论来说,是一种原型的构成。所谓原型,就是就是通过对原始意象的追寻从而为现代人找到一条返回人类生命、人类感性的最深泉源、最原初根基的途径。对鲁迅而言,在他那里,“原型”作为一个中介,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
这个所谓的“原型“,表现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指构成他许多小说创作的核心情节---病。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鲁迅文学作品中诸多对于病的描写看作是对父亲的病的转借。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死前“哑了喉咙”,《药》中华小栓因患“痨病”而死,《明夭》中的宝儿“排红带青,热,喘”,分明是肺病的征兆,《狂人日记》中也有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的细节。鲁迅反复写病,而且都写肺病,这一选择的系列化,从他对肺病特殊兴趣和关注的角度,显示了父亲的病在他创作中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在鲁迅创作中某些肺病患者也都带有父亲在病中的精神和病理特征,例如魏连殳“纵酒”、“绝望”,死前的“说不出话”,死后抑郁阴冷的塑造,这都是周伯宜精神和病理特征、乃至行为方式的复现。
而o父亲治病的“老中医”, 则也成为鲁迅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型。比如《狂人日记》中给“狂人”治病的那个“老头子”,姓何,他究竟是谁?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说给父亲治病的“名中医”是陈莲河,《鲁迅全集》的注释说陈莲河“当指何廉臣”。可见,《狂人日记》中的“老头子”也就是何廉臣。据此推断,《明天》中的何小仙也当应该是指何廉臣无疑了。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病“这个原始意象,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得到了泛化。而《父亲的病》这篇散文中的很多情节、意向,都作为了一个原型贯穿于鲁迅的文学创作之中。对其创作有着原始的创作张力与主导的心理倾向作用。
二.《父亲的病》与鲁迅的气质特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非常强调童年的经历的作用。《父亲的病》所记述的内容,是鲁迅童年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一段异于普通孩童的经历,对鲁迅的心理发展以及气质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气质特征,是指父亲的病对鲁迅个性气质的重大影响, 以及这种气质在鲁迅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众所周知,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不仅象自己的父亲那样粗暴,而且在粗暴中还渗入了阴郁和消沉”。这一点在周伯宜患病之后,达到了顶点。父亲“常饮酒”,“如遇生气时会把筷丢掉,或把碗摔碎”这使鲁迅和母亲感到压抑、痛苦,后来父亲也曾因此“力戒自己过饮”。可见,在父亲对鲁迅气质特征的影响中, 尤以其患病时期的影响为最大。
首先是构成鲁迅个性气质的疑惧倾向。鲁迅的童年跟父亲的病密切联系在一起,他是在父亲的病中逐渐生发了对周围世界的怀疑和恐惧。在父亲患病期间,鲁迅奔走于药铺与家之间不断的与所谓的“国手”“神医”周旋。用高额诊金换来的方子却是现在看来极其荒诞的东西。这在《父亲的病》一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如“先知秋气”的梧桐叶立秋可治难症,破鼓皮做成的“败鼓皮丸”可以打破鼓胀,“蟋蟀一对”作药引需用“原配”,“舌乃心之灵苗”、“前世冤想”之说等。而在童年期的鲁迅看来,每日搜罗筹备这些神奇的药引已经是花去了不少时间气力,然而起死回生的“国手”却也没有医治好父亲的病,终究父亲还是去了。一次次愿望的落空,以及伴随着父亲离去家族中种种的人情凉薄,促成了鲁迅日后多疑、阴郁的性格。
还有一点很明显的气质特征,便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受虐与自虐倾向。首先,对一个青少年期的孩子而言,在用尽一切办法寻医问诊,眼睁睁的看着父亲一天不及一天,最后离开人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抗争过,却扔无力回天,在青少年心理的发展阶段很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即所谓习得性无助。而这种无助的体验会强烈影响青少年的性格与气质,进而形成自卑的性格。而自卑则又是受虐与自虐倾向发展的土壤。其次,父亲生病的这段时期中,鲁迅有时被讥为“乞食者”,遭受过的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但与外来的压迫相比,鲁迅从家庭内部特别是家长即祖父与父亲身上所感受到的压迫,可能是他更为恐惧和不堪承担的心灵重负。祖父和父亲的暴躁、怪戾和孤僻, 给鲁迅留下了被损害的记忆。他的回忆录中就有描绘祖父的暴躁怪戾的段落。可以推见,祖父在家庭中所制造的恐惧事件和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鲁迅。在这种氛围中度过最重要的一段童年时光, 构成了鲁迅童年经验中的压抑感。对于鲁迅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一种精神的折磨。可以说这是构成鲁迅受虐心理倾向的一个重要根源。
鲁迅的这种气质特征,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自然的会表露出来。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就表现了明显的受虐的恐惧。当知道有死后的魂灵和地狱等等以后, 她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捐门槛”这一行为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出变相的自虐。《狂人日记》、《长明灯》、《白光》也是鲁迅作品中刻划受虐和自虐心理的典型范例。小说中主人公分别是三个精神病患者:狂人、疯子和陈士成,作者在描写他们抑或是其他诸多的配角时,几乎通篇都弥漫渗透着被迫害或受虐妄想和自虐心理的紧张氛围。
三.《父亲的病》与鲁迅的父亲情结
情结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一般来说,情结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被压抑的欲望,一个是“创伤性”记忆。
我认为,父亲的病作为鲁迅独特的情绪记忆,令鲁迅感受复杂多样,对于父亲产生了一种极其矛盾的爱且憎的感情。同时这种情感的影响是广泛、深远,以父亲的病所形成的其独特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愤激情绪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成为他创作结构中不少方面的潜在形式和情感原型。《〈呐喊〉自序》曾经把父亲的病作为他对社会认识的重要线索来叙述,并指出“所谓回忆者”“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对于父亲的情绪和记忆,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已经固着成了一种情结。
首先,鲁迅是爱父亲的。父亲命运的悲苦,鲁迅听于耳、见于眼、感于心,他对父亲有着天生的同情,而这种同情源于对父亲的爱。鲁迅对于父亲的“爱”的情感,来自他对父亲悲苦命运的回忆,产生于父亲的病与死亡。父亲的病痛,鲁迅有着亲身的感受,作为儿子的他希望能够帮助父亲,甚至代替父亲承受病痛的折磨。然而一句“谁也不能帮助”,显示了鲁迅的痛苦与无奈。年少的鲁迅觉得结束父亲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喘完”,这是没有经过任何理性分析的最直接的内心感受。即使年长之后,父亲的痛苦还深深地刻在鲁迅的记忆里,“便是现在”,他也觉得让父亲结束病痛折磨的想法是“正当”的。而且,在父亲临终前的“喊魂”行为,鲁迅因觉得这是“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而产生深深的自责。我想,这种深深的自责正是源自对父亲深深的爱。鲁迅的一句“我很爱我的父亲”,不仅是他年少时的直接感受,也是年长时的理性确认。这也是鲁迅所有作品中对于父亲的爱的唯一表达,因而格外有参考意义。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鲁迅并没有接受太多来自父亲的爱,尤其是“五猖会”前背书的无奈、药店柜台前的冷遇、科场案后的重担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助,这一切以及所伴随的痛苦都与父亲有关,而且都历历在目,渗入骨髓,给鲁迅幼小的心灵留下无端的伤害,自然引起他莫名的反抗。所以说,在得不到父爱的前提下却要表明自己对于父亲的爱,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痛苦甚至恨。鲁迅对于父亲的恨表现得相当隐蔽,然而正是这种隐蔽起来的无意识状态,却是最真实的。于是,我们在鲁迅小说中看到,家庭结构网中总是缺失父亲,母亲成为寡妇,这些寡妇在无望中痛苦地挣扎。鲁迅的这种感受首先来自自己母亲的真实生活,但更是对父亲的报复:那就是在小说创作中让母亲(父亲的妻子)守寡。鲁迅在此表达了对于父亲的不满,即父亲对于妻儿的不负责任。如果男人没有生病死亡,那么女子就不用承担那么多、那么重的痛苦。又如鲁迅笔下的孩子。命运大致是:要么毫无意义地活着;要么就是毫无价值地死亡;要么是希望的破灭,等等。鲁迅小说中儿童的精神或者肉体的死亡,可以理解为是对父亲的“报复”,让他无子无后,老无所依,备受生活孤独的折磨。
《父亲的病》的文本上,这种爱恨交织是怎样体现的呢?最典型的是文中最后这一段,在父亲临终前的“喊魂”行为。虽然日后反省起来,鲁迅觉得这是“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但在当下,鲁迅表现出的是一种矛盾纠结的心态。一方面对于弥留之际父亲的不舍,另一方面希望父亲快点”喘完“在这里。青少年时期鲁迅当时的心态,诚然是对父亲的爱与不舍为主,但更有一种想加速这个死亡的过程的心态藏在潜意识中被超我所监控。这里的盼望解脱,不仅仅是盼望痛苦倒气的父亲的解脱,同时也是一种盼望自我的解脱。父亲当下半死不活的德行给鲁迅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煎熬和压抑,这几年来奔波于家与药铺,周旋于名医之间,受尽了世间冷眼,看惯了氏族淡薄,也让鲁迅心理上极度疲惫。这种煎熬和疲惫构成了本我中的一种原始冲动,即希望父亲的死亡加速,来消解这些痛苦的欲望。故而,文本中表达的自责和愧疚,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在成年以后通过理性的确认,觉得不该通过叫魂的方式让父亲徒增痛苦而感到的悔恨;另一方面,则是对彼时本我中强烈的盼望父亲死亡的一种忏悔。
鲁迅后来要“逃异地,走异路,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鲁迅自己曾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 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晚年长期寓居上海,即使相距不远却也一直没有回过绍兴。然而,人可以走了不再回来,理性的意识上也可以与旧时代彻底决裂,人生前十几年的在人格心理上刻下的痕迹,恐怕一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难以磨灭!这就是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理由和可能吧。
(作者介绍:姜伟,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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