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提要：在中国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现实需求下，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提升城市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2—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规模异质性；第二，对城市规模高于门槛值的大市场而言，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关系呈现“倒U型”特征，小市场则与之相反。基于此，应正视城市群“虹吸效应”和“涓滴效应”、鼓励城市群内部城市走差别化效率提升道路，以实现城市群发展质效提升。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城市规模；虹吸效应；涓滴效应；城市生产率
202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是打通制约经济循环关键堵点，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举措。***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事实上，自***的十四大提出“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以来，我国在打破市场藩篱、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环节，而提高城市生产率、缩小区域间生产率差距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体现。因此，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便成为新时代下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伴随着剧烈的空间重构，随之城市生产率也发生了鲜明变化。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2019年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历经30余年的发展，如今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和城市生产率在国内各大城市群中位居前列，且跻身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对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可进一步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对于市场一体化影响城市生产率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丰富的有益探讨。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赵儒煜和孙宁志（2019）、孙昊和胥莉（2019）等分析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得出区域市场整合能够积极显著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致结论。詹新宇等（2022）认为，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黄赜琳和姚婷婷（2020）通过验证发现市场分割与城市生产率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然而，古典经济学忽略空间因素，无法反映区域之间的要素互动和运输成本。因此，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运输成本引入，以贸易自由化为切入点，探讨研究市场一体化提升地区福利水平的关键机制在于集聚。马筱倩等（2022）研究提出主要遵循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集聚、城市生产率的变化又与经济集聚过程直接相关的基本思路。城市是企业集聚的载体，生产率异质性企业的集聚选择行为从根本上决定城市是否具有生产率优势。一个典型事实是：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大城市（李晓萍等，2022）。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以研究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微观作用机制。Baldwin和Okubo（2006）研究发现：生产率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导致地区生产率的差异，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选择大市场，从而提高大市场的平均生产率；低生产率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小市场，导致小市场的平均生产率降低。Okubo等（2010）对Baldwin和Okubo（2006）的模型进行拓展，发现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选择效应发生变化，此时即使是高成本的企业，也倾向于定位在大市场。孙元元和张建清（2017）则同时将产业集聚和企业异质性内生互动作为研究市场一体化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的内在机制。叶祥松等（2022）比较了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认为学习效应与学习扩张效应是导致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但从以上文献总结发现，相关研究仍然还有待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链条中，忽略了城市规模对两者关系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如何从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视角分析造成此种差异的理论机制。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在于随着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异质性生产率企业在不同规模市场尤其是长期被忽略的小市场定位选择行为将会如何改变城市生产率，主要贡献在于在异质性企业理论中将一体化、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纳入统一框架之中，进而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城市生产率的城市规模门槛效应进行检验。
二、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已经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的提升会降低运输成本，通过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促进产业集聚，并且使要素从低效流动转向高效有序流动。而由城市经济活动集中导致的要素集聚是城市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且城市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要素流动效率的提升。因此，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产业集聚，以及由集聚带来的各种正的外部性推动技术进步，最终实现城市生产率的提高。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根据“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解释企业定位选择策略。其中，“选择效应”意味着差异化生产率企业基于利益优先原则会选择在不同规模市场集聚；“排序效应”意味着区域***策的差异会诱使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转移到核心地区，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转移到。在“选择效应”和“排序效应”的综合作用下，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企业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并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根据Baldwin和Okubo（2006）、Okubo等（2010）的理论研究，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高生产率企业总是优先选择大市场，从而可以接触到更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相比之下，低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定位在较小规模的市场，寻求保护的同时免受高生产率企业竞争。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要素流动门槛逐渐降低。这意味着高低生产率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在大小市场之间自由配置以谋求最高利益。企业在市场间的流动最终导致城市生产率的变化。在市场一体化提高的起步阶段，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是低成本的企业总是优先选择大市场，而对于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在市场一体化的初期，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力资源都相对匮乏，低成本企业定位选择在此类地区没有明显优势。因此，高成本企业总是优先选择小市场。故高于城市规模门槛的大城市的平均生产率首先提高，而低于城市规模门槛值的小城市市场一体化不利于城市生产率提升。随着市场一体化的深入，高、低成本企业的定位选择发生变化。企业为了追求具有更多消费者的市场定位，即使小市场的竞争强度较低，高成本企业也不再倾向于在小市场定位，而是主动选择具有激烈竞争环境的大市场，这就导致大市场的平均生产率降低。因此，对于大城市而言，市场一体化会使城市生产率先上升后下降。对于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其市场一体化可能会正向作用于城市生产率：一方面，高成本企业的退出使企业基数变小，这反而有利于企业集中小市场有限的资源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优势产业，促使城市的要素投入降低的速度低于产出增加的速度，导致平均生产率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扩大，城市公共服务逐渐配套完善，各种高质量要素开始不断向城市集中，人口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快速向城市集聚，创新要素流动速度加快，其他各种要素的流动广度、宽度、质量也有所提高，规模效应也由此产生。此时，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降低了区域之间的交易成本、人际的协作成本，进而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H1：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H2：大市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H3：小市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与城市生产率可能为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关系。
三、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关系的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1）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TFP为城市生产率，MI为市场一体化，X为系列控制变量，ui表示个体效应，着it为随机项。（2）由于理论研究表明：大市场和小市场中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别。因此，通过式（2）加入市场一体化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初步验证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具有城市规模调节机制，并进一步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面板门槛模型可以实现当城市规模不一致时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因此，建立如下面板门槛模型：（3）其中，式（3）的门槛变量是城市规模变量，酌i为需要被估算的门槛值。通过以上模型检验城市规模的不同是否会引起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不同影响。为了验证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式（4）中加入市场一体化的二次项。即：（4）
（二）研究区域与指标选择
1.研究区域。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不仅可以进一步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而且对引领部级城市群加快推动一体化建设具有示范作用①。研究时段设置为2002-2020年。2.指标选择。因变量为城市生产率（TFP）。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城市生产率（严斌剑和吴启凡，2021）。其中，投入指标包括以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衡量的劳动力投入要素和以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的资本存量衡量的资本投入要素；产出指标为经过指数平减的地区生产总值。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一体化指数（MI）。以“价格法”测度市场分割指数，且由于市场分割与市场一体化呈反向变动关系，故采用作为市场一体化水平。门槛变量为城市规模（scale）：选择市辖区人口密度作为城市规模的测算指标。控制变量的选择如下：（1）产业份额（indus）：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tindus）占GDP比重之和来衡量。（2）人力资本水平（human）：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3）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4）***府支出（gov）：采用公共财***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5）交通基础设施(infrs)：采用每万人公路里程数衡量。为避免量纲差距对回归带来的偏误，数据均取对数处理。数据来源于2003-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年度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四、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Huasman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市场一体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生产率提高0.316个单位，可见市场一体化的深化可以显著地提高城市生产率，与理论预期一致。通过引入市场一体化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并对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发现市场一体化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交互项系数亦为正，说明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城市从市场一体化发展中获得的效率提升就越大，即在具有不同城市规模的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假设1得以验证。
（二）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区分大市场和小市场对于市场一体化和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将市辖区人口密度作为区分大、小市场的变量，进行单一门槛值和多重门槛值检验并测算相应门槛区间；然后，在不同门槛区间条件下，完成阶段性门槛特征检验。经过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城市规模第一个可能门限值是0.0655，对应的F统计值为19.65，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拒绝是线性关系的假设，此时残差平方和最小；进一步检验第二个门槛值是否存在，双重门限效应检验的F值为5.46，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故而拒绝存在双重门限的假设。因此，确定城市规模的单重门槛值为0.0655，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区间，进而在不同区间内考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见表2）。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市场一体化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时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非线性影响。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的城市为“小”城市，其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为U型曲线关系。因此，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城市生产率先降低后上升。当城市规模高于门槛值时，市场一体化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分别是0.234和-1.453，且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大城市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呈现倒U型特征，即城市生产率随着市场一体化先升后降。综上，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从长三角各城市基于城市规模的分组结果看，江苏省高于城市规模门槛值的城市占比较高。当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即使城市规模较低的城市也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并且由于这些小规模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相比于安徽的边缘小规模城市更靠近上海、南京、苏州等大城市，能够得益于这些城市的“辐射效应”，知识、信息等流动速度较快，城市生产率可以得到明显提高。浙江大部分城市相较于江苏而言城市规模较低。但对浙江省的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只有当城市规模低于浙江省门槛值时，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城市规模较低时，浙江省的市场一体化有效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升，推测这可能与浙江省的小商品市场主导模式有关。相比之下，安徽高于门槛值的城市较少，说明安徽小规模城市的城市生产率受到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呈现从下降到上升的影响。安徽省的芜湖、合肥、马鞍山、铜陵等城市从最初低于门槛值逐渐转入高于门槛值的行列，可见市场一体化对其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实现了根本性的跨越。安徽省在2010年之后才开始正式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无论是区位因素还是经济基础都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江浙沪相去甚远。当大城市率先加入长三角一体化时，如南京、上海等地区对安徽部分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导致优质资源流出，从而不利于城市生产率的提高。然而，随着大城市市场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大城市开始利用市场一体化优势有效整合周边资源，提高城市生产率。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以上面板估计结果的稳定性，首先对城市生产率以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替换、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品价格指数指标进行替换，回归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因此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五、结论与***策启示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影响的规模效应机理，利用2002-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的事实数据验证了不同规模城市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大、小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的小市场而言，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而对于城市规模高于门槛值的大市场而言，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是“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以上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提出如下***策启示：1.正视城市群一体化进程中的“虹吸效应”和“涓滴效应”。城市群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必然伴随着“虹吸效应”，表现为中心城市对低成本企业产生的巨大向心力。虽然“虹吸效应”的产生是“核心-边缘”空间布局下的必然，但从本质上仍然提高了中心城市的生产效率。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城市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心城市的“涓滴效应”会逐渐显现，地区的生产率会得到相应提升。为尽快跨越并转向城市群核心城市发挥“涓滴效应”阶段，加速核心城市要素向边缘城市流动，从而提高全域生产率水平，可能的途径包括：一是加快推进都市圈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二是降低城市群内产业链分割，提高城市群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城市群上中下游产业合理布局。2.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发挥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对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言，不断推动区际互联互通的同时，也要应对随着准入门槛降低导致的高成本企业进入对城市生产率的负面影响。随着高度一体化的到来，大城市同时集聚了高成本和低成本企业，应加强企业之间的学习和溢出效应，使低效率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和创新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3.创建良好营商环境是强化市场一体化水平以及城市生产率的根本之道。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消除地方分割、吸引高效率企业落户是提高地区生产率的重要路径，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优质企业进入并形成集群的关键动因，尤其是对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更是如此。一方面，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小规模市场提供***策补贴，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提供技术交流机会并建立高水平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另一方面，为市场打造优质空间品质，充分发挥空间品质对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的同时，加强创新人才的空间配置，从而提升城市生产率。
作者：谢伟伟 金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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