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民国：为家族利益结婚
1926年，15岁的林家小姐林娴静初入十里洋场社交圈，甫一露面便小有名气。这也是向外界放出的一个信号：林家千金开始考虑婚姻事宜了。
林家是江苏省的书香世家，林父到上海后，一路平步青云，四十岁不到便任上海市长秘书要职。但生活在新思潮集聚的上海，并不意味着林家改变了封建家长制作风，至少在儿女婚姻大事上，林家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女儿的婚姻，并不需要她自己的意见，林娴静五六岁时，长辈便在门当户对的世交家庭中寻找联姻人选，此后十年，父母在满足家族利益和需求的前提下，尽量为她定下一桩“应该会幸福”的婚姻。
林娴静从小就被教育“家族利益高于一切”，15岁的少女有对爱情的幻想和憧憬，但也明白锦衣玉食的生活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17岁那年，林父为她选择了前清二品大员的长子张孝儒为夫——改朝换代后，张家依然在***队有不小的话语权。
尽管***府在1911年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法亲属篇》，明确了结婚必须要得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但不管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里，忽略子女意见、父母全权包办仍然是婚姻主流模式，一些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家庭为显示民主和进步，会在条件允许下征求子女意见，但总体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作为婚姻当事人，子女有为家庭利益而结婚的义务。
然而，西方思想不断冲击着壁垒森严、令人窒息的封建婚姻制度，青年男女用一种极端的姿态挑衅传统，尤其留过洋的少爷小姐们，一朝闻道，作风大胆令今人也瞠目结舌。
1917年6月8日，北京《晨钟报》上刊一则社会新闻：“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自由婚姻趋势初显，虽然整体数量并不多，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产生的各种“新式婚姻”影响深远。青年男女因家庭阻挠，于是相约出逃，一度掀起“私奔潮”；又有许多新式女子因为自由恋爱，不计名分而甘愿与有妇之夫同居，成为“新式妾”。
谭晓慧初识张治平是在一次妇女***运动动员大会上，风度翩翩的张治平作为嘉宾到场演讲，一番妙语连珠的精彩演绎，立时俘获了谭晓慧的一颗芳心。受“自由恋爱”思想影响的她，丝毫不在乎张治平比她大15岁，也丝毫不在意张治平不能给她一个名分。大方果敢出手告白的她与张治平的私人约会很快确定下来。
辛亥***后的广东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世界，新式派头。女子***，自由选婿。”结婚的理由，除了新派男女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外，精神上的共鸣亦是重要选项。
1950年代：为***结婚
青海大草原农场副站长杨东亮的终身大事，被组织写进了日程安排。
1959年初，杨东亮因为工作勤奋踏实被提拔为青海大草原农场的作业站副站长，他虽然也为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花了不少心思，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
那时的未婚女青年们最渴望嫁给两种理想对象。
一类是战场上的英雄。从《小二黑结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鲜战场上那些最可爱的人，嫁给***人等于嫁给光荣。另一类是职场上的模范。“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刘巧儿在大柳树下的这段告白，道出了那个年代不少姑娘的心声。
而劳模杨东亮正是这样一个被憧憬的对象。此外，在结婚还叫“解决个人问题”时，经组织介绍结识“***伴侣”，亦是一种荣耀：只有思想进步、表现突出的先进分子才能享受这种待遇，一般人只能通过亲友找对象。
经过几番筛选，农场工会负责人安排了他与李燕见面。后者也是农场职工，贫下中农的女儿，剪羊毛好手，经常被领导点名表扬。杨东亮对李燕也早有耳闻，但因为不属于一个工作站而没能见面。
在对财富、职业没有高要求的年代里，***治成份的“门当户对”就尤为重要，结婚的目的也因此显得非常简单：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建设的需要。
建国初期的婚姻曾引起社会学家的争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翼认为，此时“无产阶级爱情观和婚姻观”符合民主自由标准，当时绝大多数青年男女的婚姻，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的，婚姻包办成为旧时代的代名词而转化为历史。与之相反的是，家庭社会学家林明鲜认为，此时的婚姻虽然走出了家庭利益至上的捆绑挟持，但结婚的权利并没有彻底交还给个人，至少在“为爱情结婚”的理由之前，还有国家这个大前提，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都要经历组织考察、审查、批复等程序。
“从1953年起，为了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公权介入婚姻中，婚姻成为和国家利益相关联的公事。”
但在那时，为***结婚才是常态，爱人，首先应该是***同志，从***友谊升华为爱情是那个时代的主线。在和李燕确认恋爱关系后，杨东亮从未如此坚定地认为：婚姻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理想，他们理应作为祖国的一个小小齿轮，发挥自己小家庭的余热。
1980年代：为自己结婚
1984年，母亲嫁给父亲。那时母亲是常州长霞纺织厂的“厂花”，虽然才18岁，但因外公死得早，外婆是小脚女人，舅舅年幼，她14岁就顶了外公的岗位挑起家中的重担，像男人一般在外面工作。厂里的女职工都很佩服她。
反观父亲，用后来的眼光看，是绝对配不上母亲的。之前厂工会的女***给母亲做过媒，也有一些老大姐私下给她推荐过不错的小伙子，但也许是时代真的有了点松动，她就是不甘心被别人“左右”婚姻大事，一定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就认识了父亲。
那时城里的“60后”已经开始接触到流行元素，他们听港台歌曲，追求个性，表现在感情问题上，就是质疑上辈人所谓的“爱情”，认为真正的婚姻应该是琼瑶小说那样，以男女之情为基础，自己说了算。
父亲当时27岁了，虽然年纪轻轻就是常州无线电厂的车间副主任，但只有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长得也不好看，黑黑的皮肤，瘦长的身子，算是个“二等残废”。在琼瑶剧和高仓健正流行的年代，他不符合厂里女青年们的审美标准。更糟糕的是，因为之前被恋爱对象退过婚，厂里对他的风评也不太好。
媒人介绍母亲与父亲相了一次亲，媒人都不看好的这桩婚事，母亲却出人意料地同意了。这轰动了整个纺织厂，很多人，包括当时厂工会的女***，都轮番上门来劝母亲要综合考虑下，母亲的车间主任甚至急得说出“我绝不会在你的结婚申请上签字”的话。
在那个年代，母亲是个比较有远见的女子，小小的她知道生活的艰难，因而就想到要如何走出艰难。在当时看来，母亲的许多做法都太现实。比如对婚礼提了一堆物质上的要求，还要求调到父亲所在工厂，因为当纺织女工确实太辛苦了。
母亲结婚的理由就是为了改变现状，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和她的上一辈一样，其实她结婚也不是奔着爱情去的。但和老一辈又不一样的是，她敢提经济上的要求，这是过去的人不敢的，也许敢想，但不敢做出来。
父亲结婚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母亲选择了其貌不扬被人嫌弃的他，他就有责任照顾好她。这是很传统的东西。在两人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没有爱情基础就走进婚姻中的他们，用奉献和责任维护着他们的婚姻。
事实上，从1978年***提出“***思想”的口号后，人们对为什么结婚有了全新认识。结婚由“公”走向“私”，1989年5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领导干部应当少干预个人的私事》的报道，第一次明确了“结婚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
伴随思想***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们选择结婚，不再只考虑责任、父母、***治、社会影响等外界影响，更看重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既有来自精神的，如兴趣爱好是否相投，也有来自世俗的，社会地位高低、收入财产等，还有将婚姻当作跳板的，以改变自身不如意的处境。
当下：为结婚而结婚
为了爱情，或者是为了想要的大城市的生活，“沪漂”汪小玲辞去了老家公务员的工作，这个决定在后来让她后悔不已。
选择嫁过去，汪小玲考虑了很多，比如对方能给孩子办上海户口，对方是联通上海公司的中层，发展潜力巨大，对方答应把岳父母接来同住，对方同意她结婚就当全职太太等。一桩婚事可以带来如此大的收益，谁也不愿意放过。
后来的事谁也没料准。孩子有了上海户口，但对口的小学很差，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去年她把孩子的户籍迁回合肥；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孩子上幼儿园后就中止了，在上海，离婚的全职太太不少，她怕自己步上后尘；给私人老板打工后，她开始想念当初铁饭碗的安逸。
当初的结婚目的，除了父母和自己同来了上海，没有一个实现。在仔细思考后，汪小玲在话题问卷上写下最真实的答案：“觉得自己该结婚了，于是找个条件不错又看得顺眼的，就结了。”
这也是“北漂”女孩谭贞的答案。27岁之前，她不想结婚，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但扛不住周围人的热情，上至爹妈，下至朋友，和她聊天时三句不离“我给你介绍一人吧”。她没有勇气当不孝女，也不想成为朋友圈的边缘人群，于是同意去相亲，最后与同样是北漂的先生结婚。
还有为了房子结婚的。故事主角是谭贞的朋友，毕业于北影却在娱乐圈混不下去，最后嫁给了北京土著胖子，因为对方在北京有四套房子。还有更多的结婚理由，如：“对方买了房子，还写了我的名字，干嘛不结婚？”
“说是结婚了，他家里人就安排我们一块出去留学。”
“在一起八年了，抗战都结束了，周围人都觉得我们该结婚了，也没有不结婚的理由啊。”
“青梅竹马，再也找不到比对方更有默契的人。”
“一起创业，有感情了。”
“因为怀孕了，她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相信父母的眼光。”
“他让我有安全感。”
“求婚太浪漫了，于是就答应了。”
结婚的成本低，离婚的成本更低，自由的年代里，婚姻的主角们选择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且婚姻还能作为一项可盈利的投资，获得丰硕回报。于是在纸媒和网络里，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结婚理由。但看似各异的答案，其实可以归为两类：因为被感动，或者不可抗拒的外界压力。
更多人选择了后者，在浮躁的社会里，爱情是奇迹，有它是锦上添花，无它，也有其他可以填补婚姻空白的东西。
比如那个最实在其实也最浪漫的结婚理由：“结婚，可以分担一半的生活成本，父母老了，可以多一个人照顾，失业了也有个人当你的后盾，哪怕是暂时的，在压抑得喘不过去的生活里，回家后，有一盏灯为你亮着，心里觉得踏实。”
在思想最开放、物质最丰富、个性最自由的当下，结婚反而成了最头痛的事。前三个年代，都不曾出现过“是否一定要结婚”的选择题，恋爱到婚姻，只有一条路可走。但当有了更多选择，恋爱不一定就得走向婚姻时，“为什么结婚”显得那么纠结。任何理由都可以成为说服自己走进围城的借口，对婚姻的轻视，似乎让历史在这里后退了一步。
（摘编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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