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个喜欢把真话唱成民谣的老人就要来了。鲍勃・迪伦在中国举行演唱会，这本身就已成为一个历史事件，这在世界摇滚乐史上也是重要的一页。从纽约到北京，这根连线已意味着一种改变。谁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随风而来的那个神秘的信息里，究竟藏了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将至的鲍勃之夜，将掀动暴风骤雨。
很多年前，我只身一人在异途辗转、游荡。那是一个清晨，我们坐马车离开，也许是看出来了我一路的倦怠与怅惘，突然坐在身旁的她摘下自己正在聆听的耳机塞进了我的耳朵――是鲍勃・迪伦的《铃鼓先生》。仿佛是一片光亮或一道神迹，在奔驰而去的马车上，迪伦的声音引领着我走出困惑和种种欲念纠缠。
我是Dylan迷，喜欢他所有的歌曲，迷恋他所有的影像，尊重他的***治立场，我的歌曲创作深受他的影响。一次喝酒时，我曾对齐秦说，您是我的偶像，成了哥们，我很满足，但我的另一个偶像要见估计很难，齐秦问我是谁，我说是Bob Dylan，齐秦说也许你还能见到，他还不算太老，有机缘咱们一起见。
Bob Dylan对于我本身而言，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音乐了，在文学等其他领域甚至是***治层面上，他其实都是一个值得更多人去瞻仰的人物。我对Dylan肃然起敬的时刻，是把他那本不算翔实的自传读完的那段时间，从他那段时期的音乐以及这本书当中所收获的裨益，大到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
我是一个小县城里长大的孩子，在寂寞苦闷的少年时代，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搜集来的Bob Dylan，The Beatles,Eric Clapton的磁带伴我度过了我的青春期。John Lennon已逝！Clapton的上海行我也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错过了， Dylan来了，我不能再错过了！
对于鲍勃・迪伦，我想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是感情的，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看过他一场演出，从舞台到演唱整个过程都特别震撼。我听他的音乐最大的感受是歌词，他的歌词非常的唯美和诗化，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诗人，之后才是一位歌手。
鲍勃・迪伦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摇滚音乐家之一，他对于这个时代是弥足珍贵的，从旋律、歌词,到他的创造力，都是后人很难超越的。看他的歌词会一下子打开我心中的某个窗口，我尤其喜欢他那首《随风飘荡》。
4个关键词解读鲍勃与中国的关系
他的精神遥遥投影在中国的波心
【永不终止】
2011，音乐长征之中国站
1992年5月，黄燎原、韩一夫主编的《世界摇滚乐大观》出版，中国歌迷第一次知道鲍勃・迪伦。1994年夏天，《阿甘正传》全球公映，片中插曲《Blowing in the Wind》也很快在中国流行，中国人终于听到了这首上世纪60年代的民谣圣歌。时至2011年4月，光荣与梦想终于合而为一。
从1961年到2011年，鲍勃・迪伦的歌声一直像一颗干枣般干涩、直率，却也甘甜。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具野心也最善于推销自己的音乐家之一，1966年春，出道仅仅5年的鲍勃・迪伦就率领他的乐队踏上澳洲和欧洲的巡演，从1988年6月开始，47岁的他发起一趟名为“永不终止”（Never Ending Tour）的世界巡演，并且定下指标：一年100场。2011年4月，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也成为“永不终止”长征中的四站。
不过对于中国歌迷来说，鲍勃・迪伦最知名的歌曲全部集中在1960年代，而在此后的40年里，他还唱了哪些歌，就没有多少人关心了。在4月6日的晚上，唯一一首可以引起万人大合唱的恐怕也只有那首《Blowing In The Wind 》。但细细地揭开一个伤疤，我们也许会看到：鲍勃・迪伦单调刺耳的歌声从来就没有明亮地照射在中国的大地上，只有一些疏离的暗影虚弱地流动―而虚弱也是一股不可抹杀的力量，疏离也能自成一个不可动摇的核心。
【自觉】
崔健通过了鲍勃立下的自觉路标
在漫漫50年的吟唱里，鲍勃・迪伦一直在寻找一种自觉性，他厌倦任何强加性的东西。他比所有人都更像一个个体户，不随大流，不扎堆音乐节，不参加任何义正词严的主题演唱会，更不拉帮结派。他更喜欢一个人唱些北部乡村的布鲁斯，他更渴望在暴风雪来临前，去花园里静静打量那片被遗弃的荒凉。这样的自觉性，在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健身上也极为鲜明。
1962年3月19日，当鲍勃・迪伦发表第一张专辑《鲍勃・迪伦》时（当时崔健才刚刚7个半月大），13首歌里只有两首是自己的创作；22年后，崔健最初出道时，也只是在北京的西餐厅里和他的七巧板七人乐队为上流社会演奏西蒙与加风克尔、约翰・丹佛、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歌。但他们都很快自觉地意识到，要唱自己的歌，要对着人民唱。什么是最原汁原味的草根民谣？它就生长在鲍勃・迪伦和崔健这种一个人的拔剑出走两毅然里。
崔健的自觉性首先体现在他能在那个浑浊的年代里迅速替换掉自身残存的西化精神养料，给自己的人格重新造血。也许他在刚刚接触西方音乐时并没有听到鲍勃・迪伦的歌，但他经过自己近10年的探索，终于通向了鲍勃・迪伦在1960年代初树立的那块自觉的路标。
【改变】
他们在改变这个时代
在鲍勃・迪伦1960年代的音乐里，有一个关键词：Changing，它的意思是正在改变。1964年1月13日，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的52天后，鲍勃・迪伦发表了他最经典的专辑《他们在改变的这个时代》，包括一首记录肯尼迪被刺事件的作品。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停改变的人，1970年6月8日，鲍勃・迪伦发表专辑《自画像》，标志着1970年代的改变幕布拉开了。专辑中抒情的乡村音乐曲风和他1960年代树立起来的坚硬气质几乎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改变让他最初的追随者开始众叛亲离。就在这一年，在中国的沈阳，一个叫周云鹏的人诞生了。他就是后来的周云蓬。他与鲍勃・迪伦的最大相似，在于他的一生也经历无数改变―不断迁徙的旅程于生活自不必说，音乐的表达形式也从不固定，以2010年，周云蓬一张以唐诗宋词为土壤的专辑《牛羊下山》，鲜明区别于以往聚焦中国现实的风格。这张专辑引起巨大争议，正如鲍勃・迪伦在上世纪70年代初所遭遇的。
周云蓬之所以气质鲜明，一个很大原因是：自始至终，周云蓬的音乐里从来没有激情澎湃的鼓和贝斯，这也正和鲍勃・迪伦1960年代初期建立起的草根民谣歌手的形象不谋而合。
【警惕】
***思考与表达，不被主流收编
1989年9月22日，鲍勃・迪伦在他的专辑《哦 仁慈》里有一首歌《一切都已破碎》，它预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新生代里，并没有什么新的玩意儿生长出来，相反，原来的东西也一个个支离破碎了。在上世纪进入90年代后，鲍勃・迪伦对世界发展的趋势仍保持着惯性的警惕感。同时期的中国，正是经济大潮席卷，无数的青年、***音乐的概念开始在中国的南方慢慢催生。1994年，在中国南方沿海流浪了6年的王磊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出门人》，他的歌声透露着中国千百万背井离乡出门人的命运。王磊曾经说过，“我只会唱情歌”。在金币至上的时代里，一个自甘流放的歌手死心塌地地唱着他的忠诚与信仰之歌，这实际上和鲍勃・迪伦1960年代一个人的摸索上路是殊途同归的。
因为缺乏娱乐性，鲍勃・迪伦自始至终都没有主动被流行音乐收编。我们要感谢他慢吞吞、干巴巴、灰突突的歌声，正因如此，才没有在半世纪的一股股潮流洪水中被冲毁得无影无踪。而王磊、周云蓬以及其他民谣歌手如杨一、黄金刚等这些游兵散勇也一直选择了一种个体化的表达，他们散漫的、“不积极”的歌声，在今天显得越发立体，并一次次贴近了生活，击穿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