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提到托马斯・莫尔这个名子，人们马上就会想起他的那本《乌托邦》，一本最早提出“共产制”，反对“私有制”的著作，一本“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但莫尔之所以令后人钦佩，却绝不仅仅因为这本书，虽然它很伟大，足以让作者名垂青史，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为理想与信念牺牲的勇气，是他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淡定。
关于托马斯・莫尔的生年，我们一直不太清楚，他的最初的几个传记写作者，都没有记下其生年。直到1868年阿尔狄斯・雷特才根据在剑桥三一学院***书馆内发现的一个手抄本证明，莫尔是在1478年2月出生的。虽然我们对莫尔的出生所知不多，但我们对他的死却耳熟能详。
托马斯・莫尔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在那里，形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大学时期研究的是哲学，但使他崭露头角的却是散文，他是英国散文之父。在那样一个非人道的“人道主义”时代，莫尔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妇女给予了对那个时代来说值得称道的赞美和肯定；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既体现出一个父亲深沉而不失亲切的爱，同时又给予其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关怀。这当然体现了莫尔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另外体现莫尔人道主义思想的是他对科学的积极态度，虽然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喜欢观察禽兽的生活和动作，“这个特征在当时就是少见的”，别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莫尔是一个几何学家，同时还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研究天文学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不同，不是为了作占星术的预言，而纯粹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
但作为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的个体，莫尔也有他与时代合拍之处：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的作者认为：“莫尔的性格虽然矫健卓绝，而他的虔诚有时近于狂信和禁欲主义”，这个断语下得非常准确，莫尔虽然抱着人道主义的先进思想，但不像意大利和法国的人道主义者那样，走向了无信仰的境地。莫尔是一个怀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天主教徒，一个半截的异端者。他反对僧侣统治，对僧侣一直抱着如其他人道主义者那样的冷嘲热讽的态度，甚至教皇也未逃脱他的讽刺，其《乌托邦》中不乏这样的内容。但另一方面，莫尔却又是一个教廷的维护者，在他看来，如果失去了教廷的最高统治，失去了教廷对世俗王权的控制，整个基督教世界将分崩离析，最终陷入民族互相敌视的混乱局面。正是对此一观念的坚持，他最终成了“天主教的殉道者”。
莫尔的时代，正是教廷权力逐渐衰落，而世俗权力日趋扩张的时代。特别是在英国，贵族和教士都成了国王的仆役，“并赋予国王以欧洲其他各国国王当时所没有的一种绝对权力”。正是权利的膨胀，当国王享利八世决定与自己的妻子西班牙公主迦特琳离婚，而迎娶宫女安娜时，他显得义无返顾，不惜脱离罗马教廷，因为教皇持反对意见，不允许他那样做。当然这桩婚姻案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治原因，享利八世在离婚上的决绝，是因为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结盟已名存实亡，毫无意义。此外，享利八世希望通过使英国教区与罗马教廷的脱离，最终没收教会的财产，以解其财***危机的燃眉之急。而教皇之所以持反对意见，是因为他唯西班牙国王马首是瞻，而西班牙国王正是迦特琳的侄子，同时，西班牙也不希望英国加入到法国的阵营，使自己的敌手变得强大。
在这个权利纷争、利益交换的***治转折时期，托马斯・莫尔本可以置身事外，但作为国王的大臣、大法官，国王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这与莫尔的信念不合，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认为国王应该服从于教廷，教会***只会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分崩离析，最终陷入民族互相敌视的混乱局面。更重要的是，在莫尔看来，国王的做法，与一个暴君无异，他虽然是一个君主制的拥护者，但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暴君者。最终，莫尔辞去了官职，过上了贫困的隐居生活。
莫尔辞官隐居了，然而却没有逃离厄运。1533年，国会通过了最高权利法案，法案规定国王为教会最高***，这意味着英国教区脱离罗马教廷而***。此外，还规定王位继承人改由迦特琳的女儿为安娜的女儿，并在当时起草了一个承认这一原则的承诺，要求包括莫尔在内的教士们宣誓。坚持自己信念的莫尔承认继承权的原则，但拒不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的原则。因此，莫尔被囚禁到伦敦塔。鉴于莫尔在人民心目中的极大威望，国王试***收买莫尔，但没能成功，最终对他进行了审判。但因莫尔在审判中的缄默，无法定他的罪，审判者只得利用一个假证人，证明他与修士尼巴顿勾结，而后者曾预言如果国王娶安娜为妻，必在短期内遭毁灭。莫尔审判者们终于阴谋得逞，莫尔被判有罪。判词是这样写的：“莫尔应由执行官威廉・宾士顿解回伦敦塔，并从伦敦塔拖出，通过伦敦城解往泰本法场实行绞刑，绞至半死之时，不等其气绝加以凌迟，将其割下，将其腹部豁开，将其脏腑撕出烧毁，随后，再将其四肢剁下，在城的四门，各挂一肢，头颅应高挂在伦敦桥上”。这是异常残酷的刑罚，但莫尔对此处之泰然，甚至在国王改判其为斩首时，他诙谐也不无讽刺地高呼道：“求天主保佑我的亲朋，免受此种恩宠。”
在莫尔由威斯敏斯特被再次转往伦敦塔时，得以与自己的女儿见了最后一面，当时的场景――据莫尔的女婿，也是莫尔传记的最早书写者之一威廉・若帕尔记载――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托马斯・莫尔爵士再次由威斯敏斯特转往塔狱时，爵士之女、吾之内子念及此生无缘再与其父相逢，且亟欲获其最后祝福，乃于伦敦塔码头迎候，因彼确知其父进入塔前将途经该地。彼窃望其父得返家园，甫抵码头，遥见其父即双膝下跪受其祝福，随即急步趋前，毫未顾念自身，奋力跻身簇拥其父周围、手待巨戟长矛之卫士群中，扑向其父，于众目睽睽之下，坦然与之拥抱，揽颈亲吻，爵士感其女出自天然之亲情，报以慈父之祝福，并出自至诚安慰再三，彼告别其父后，仍感既有之会晤为未足，恍若忘怀自我，并因全心挚爱慈父而魂魄飘忽，既无视自身，亦无视爵士周围蜂拥之人群，倏然回身，再次奔向其父，揽颈入怀，以至亲至爱之真情拥吻再三；终怀沉重之心，强打精神黯然离去，在场观者目睹此情此景，多凄恻神伤，哀叹悲泣。（张扬译《托马斯・莫尔与其女诀别》）
莫尔在伦敦塔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在此期间，他留给后人的是他致亲人朋友的书信，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文主义者的伟大精神。这些信中最感人至深的是莫尔写给他大女儿玛格丽特的绝命书：
我的好女儿，愿上帝赐福于你，和你丈夫，你的小儿子，还有你所有的孩子和我所有的孩子，以及我所有的教子教女、你与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可以，请代我向我的爱女塞希丽致意，我祈求我主保佑她，我为她和她所有的孩子们祝福，并请她为我祈祷。我送给她一块手帕，愿我主安慰我的好女婿，她的丈夫。我的爱女丹丝处有一画在羊皮纸上的肖像画，那是你从库尼尔斯那里为我带回来的，画背面写着她的名字，请你转告她，我会衷心为她祈祷。你可以以我的名义把画像送还给她，就当是我为感谢她为我祈福而送给她作为纪念的。
我非常喜欢多罗茜・科利，请你善待她，我想她是不是就是你在给我信中提到过的那个人，如果不是，也请你善待她，她可能正处于痛苦之中。另外也请你善待我的爱女琼・阿莱恩，请你给她友善的回应，因为今天她曾在这恳求我，让我求你善待她。
好心的玛格丽特，我给你添了太多麻烦。但是如果我的大限之期拖延过了明天，我将深以为憾，因为明天是圣托马斯节前夕，也是圣彼得节的第八天，因此对我来说，那是我去拜见我主的良辰吉日。你上次亲吻我时，我以前从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到你的情深厚意，因为我正享受着天伦之爱和亲善之情，也就无暇顾及什么世俗的繁文缛节了。
永别了，亲爱的孩子，请为我祈祷，我也会为你和你的朋友们祈祷的，愿我们能在天堂相会。对于你的付出，我深表谢意。
现将我的爱女克莱门特的计数器送还，一并送上上帝和我对她和我的儿子以及她的子女们的祝福。
请在方便的时候，代我向我的爱子约翰・莫尔致意，我非常喜欢他自然的行事风格，愿我主赐福于他和他的妻子，我的贤儿媳。希望约翰要善待他的妻子，这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我的田产由他经营，请他不要违背我关于他妹妹丹丝的遗嘱。愿我主赐福于托马斯和奥斯丁以及所有该得赐福的人。（此信系笔者据艾德蒙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艾尔瓦罗・德・西尔瓦编选的《托马斯・莫尔最后的信函》一书译出）
1535年7月6日，托马斯・莫尔被处以死刑，在上断头台前，因断头台扎的不结实，来回摇晃，他不无幽默地对行刑人员说：“请帮我上去，至于下来，我自己来负责就好了。”临刑前，他试***向人民发表演讲，但被禁止了。他神态自若地自己用头巾蒙住眼睛，并对刽子手说：“我的脖子很短，瞄准些，不要出丑。”
就这样，一位伟大的人与世诀别了。托马斯・莫尔的死，与其说是为宗教献身――虽然后来罗马天主教会将其列入殉教者的行列，并追封他为圣徒――不如说，他是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的。他是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与国王决裂的，也是因为坚持信念而被判死刑的，当然也是因为坚持信念而从容地面对死亡的。在托马斯・莫尔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的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看到了作为坚持自身观念的斗士的个性精神。这也许是莫尔之死给我们后人的最有意义的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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