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方彝是一件著名的西周青铜器,1929年在河南洛阳马坡出土,同出器物还有令方尊、令鼎等。令方彝、令方尊和令鼎都有长篇铭文,其中令方彝和令方尊同铭。由于令方彝系联了一批青铜器,且内容重要,一经刊布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罗振玉、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学者都先后撰文讨论,但对铭文的理解和铜器的断代结论却相差甚远。罗振玉以铭文中出现的“成周”及“康宫”字样,推断令方彝为成康以后物,文中之周公为周公旦之后人为卿士者①。郭沫若以明保、明公、伯禽为同一人,认为令方彝为成王时器②。唐兰以康宫为康王之宫,令方彝为昭王器③。陈梦家以明保、明公、君陈为一人,将令方彝断为成王器④。令方彝断代的“成王器”和“昭王器”提出后,学界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近年来,“昭王器”似乎已获得压倒性优势,然以令方彝为成王器的学者也时有发声。鉴于令方彝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中的重要地位,令方彝的时代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方便起见,先将令方彝铭文释读如下: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鞲嬗谥芄宫,公令(命)同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命)舍三事令(命),o卿事寮,o者(诸)尹、o里君,o百工,o者(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命)。既成令(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明公易亢师鬯、金小牛,曰:“用。”易令鬯、金小牛,曰:“用。”乃令(命)曰:“今我唯令女二人亢o]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乍册令敢扬明公尹埽ㄘ剩,用乍(作)父丁宝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册。
对于令方彝这种有着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断代的首要根本在于正确理解铭文内容,找到可以断代的人物,其次要与相关的可明确断代的青铜器进行系联比较,明确铜器在时展序列上的相对位置。
一、 周 公
令方彝铭文之所以不好理解,在于对“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这句的断句认识不同。我们将其断为“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困扰本篇阅读的障碍就迎刃而解了。
以往,很多学者将“王令(命)周公子明保”作为一个整体,将之理解为“周王命令周公的儿子明保”。这样断的结果既使明保为何人变得扑朔迷离,又让下文活着的周公无所安放。
重新断句后,可以看到,王命的对象就是周公本人。甲申日王宣布诰命,丁亥日命作册令到周公居所传达诰命内容,此后才有了“公令(命)同卿事寮”。这个公向作册令下达命令,显然是活着的人,指的只能是周公,与前文王命周公一致。
十月癸未,周公到达成周后,作册令尊称其为明公,此时明公指的依然是周公。鲍鼎指出《书・洛诰》有明辟,《礼记・祭统》有明君,《孝经》有明王,后世有邓禹称光武帝为明公,孙坚称张温曰明公,“此彝屡称明公,无论其是否,即为周公”⑤。鲍鼎指出明公即为周公这是很有见地的 。
另有明公簋,文曰:“隹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才。鲁 又工。用乍旅彝。”铭文中提及伐东国,据《尚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征徐戎。”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伯禽即位以后,有管、蔡等反也,淮戎亦必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费,作《费誓》。”文献记载与明公簋铭文相合,足证鲁侯即伯禽,明公簋之明公即令方彝之明公,也即周公。周初铜器还有禽簋,也是周公与伯禽并举。
令方彝铭文中的周公地位显赫。首句中有“子明保”,罗振玉早就指出:“‘子明保’犹《洛诰》言‘明保予冲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⑥”他的发现很重要,找到了正确理解明保的依据。《尚书・洛诰》中的“明保予冲子”与令方彝中的“子明保”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是说成王希望周公能保护自己这个孩子。《尚书・多方》中的明保也是保护之义。郭沫若曾据作册卣“隹明保殷成周年”和小臣传卣“命师田父殷成周年”,推断明保为人名,其实不确。李学勤先生指出“明保殷成周”的主语实际是后文中的“公”⑦,也就否认了明保是人名。作册令口中的明公,能保护年幼的周王,在居所接受王命,地位显赫,只能是周初辅***的周公旦。
根据令方彝,周公到成周后,“舍三事令”,“舍四方令”。《尚书・周书》也有多篇记载周公之事。周同认为,《尚书・洛诰》、《尚书・立***》、《尚书・多方》中的内容多可与令方彝内容互相阐发⑧,这从史实也印证了令方彝为周成王器,可据文中的周公直接断代。
二、 作册令家族器
令方彝的制作者为作册髁睿与作册髁钕喙氐钠魑锘褂凶鞑岽蠓蕉Α⒁撕黧、令鼎等。
作册大方鼎铭文的内容为:
公来铸武王、成王异鼎,隹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乍(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用乍(作)祖丁宝彝。册。
根据铭文中提到武王、成王来看,作册大方鼎作于康王时。作册大方鼎文末与令方彝文末都有“册”的铭记,且都有字,区别就是一个“乍父丁宝彝”,一个是“乍祖丁宝彝”,可以看出令方彝与作册大方鼎是一家之器。从父丁与祖丁的称谓,可以确定作册令为作册大之父,作册大承父担任作册之职。作册大方鼎为康王器,令方彝只能是康王之前所作,这与我们上文考定令方彝为成王器是相符的。作册大“乍祖丁宝彝”,且担任作册之职,可见其父尚在,那髁钤诳低跏庇值H魏沃澳兀
宜侯黧的作器者为宜侯鳎令方彝的作器者为作册髁睿两者同名。宜侯黧铭文的内容为:
隹四月辰才(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诞)省东或(国)***。王立(位)于宜,入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髟唬骸!侯于宜。易鬯一卣,商(瓒)一,弓一、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埽ㄘ剩ǎól)三百,埽ㄘ剩百又廿,埽ㄘ剩邑卅又五,埽ㄘ剩百又c(四十)。易才宜王人又七生(姓)。易奠七白(伯),埽ㄘ剩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餮锿跣荩乍(作)虞公父丁彝。
铭文首句提到“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可知该器应为康王器,文中的宜侯髌涓肝父丁,与令方彝又一致,可知宜侯饔胱鞑髁钣ξ一人。只是宜侯黧文末不再有“册”的铭记,应跟鞔耸币丫不再担任作册之职有关。作册髁钤诔赏跏备ㄗ糁芄,康王时已是一方诸侯。
上述作册大方鼎与宜侯黧的时代已将令方彝的时代锁定在康王以前,所以令方彝的时代只能是周初。
令簋也有长篇铭文,铭文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王姜。《左传・昭公元年》载:“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说明周武王之妻为邑姜。《论语・泰伯》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所说的妇人就是邑姜。朱熹注:“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令簋中的王姜地位显赫,与邑姜的地位是相符的,王姜指的就是武王之妻邑姜。沈长云先生认为:“考周武王之后为姜太公之女、齐侯吕级之妹, 是王姜被视作周武王之后自有文献的依据。文献称齐太公望卒于康王六年(古本《竹书纪年》), 又称齐吕级与康伯髦、楚熊绎等并事康王, 则王姜的活动时间也正与她的年龄符合。盖武王英年早逝, 其后王姜自可活动于成、康之世。⑨”
综上,铭文内容是令方彝断代的首要依据,参照文献、结合相关铜器的时代,才是明确断代的方法。只从只言片语出发,背离铭文的篇章联系,或是主要依据纹饰、字体等辅助因素进行断代,只会使令方彝的时代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
注释:
① 罗振玉:《饕涂际汀罚《金文文献集成》(第28册),第1~5页,线装书局,2006年。
② 郭沫若:《令彝令[白][匕][殳]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第43~81页,科学出版社,1961年。
③ 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6~14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5~40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⑤ 鲍鼎:《饕涂际椭室伞罚第6页,石印本,1929年。
⑥ 罗振玉:《饕涂际汀罚《金文文献集成》(第28册),第2页,线装书局,2006年。
⑦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271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⑧ 周同:《令彝考释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⑨ 沈长云:《论成康时代和成康时代的铭刻》,《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特约责编:徐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