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逝两千年,今日捧读《史记》与《报任安书》,遥想当年,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景仰之情,唯有司马迁赞美孔子的那段文字可以形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太多太多,那是一份份多么厚重而珍贵的馈赠啊!
梳理了一个民族
几千年的记忆
好一部《史记》,几十万字的煌煌巨著。
此前有孔子的《春秋》,叙事太简略。
此前有左丘明的《左氏春秋传》《国语》,可春秋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没有下文。
此前有《战国策》,毕竟只是战国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记录,被遗忘的人与事太多太多。
此前有《楚汉春秋》,也可叹只是断代的历史。
谁来梳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集体记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系统工程。历史选择了司马迁,司马迁也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份重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天文历算和国家的典籍***书。司马谈临终时嘱托司马迁:“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现在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辈出,我做太史而不予记载,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不安,你多加考虑吧!”司马迁含泪答应了。
就像种子无法选择它出生的土壤一样,司马迁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与家庭。司马迁出身于世袭的史官家庭,而且他的父亲又恰恰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的人生使命感的史官。说是历史的巧合也好,说是天下一统的社会赐与司马迁的机遇也好,总之历史选择了司马迁,选择了由他来梳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记忆。
司马迁世袭继任太史令后,撰写《史记》便成了他一生的使命。
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开笔写来,直至汉武帝,十二本纪写成了。
《三代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直至《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写成了,几千年历史脉胳清晰了。
《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八书写成了,天文、地理、历法、水利、经济、祭祀、封禅的全貌展现出来了。
《吴太伯世家》《陈涉世家》《留侯世家》等三十篇世家写成了,贵族侯王的历史有了交待了。
《伯夷列传》《管晏列传》等七十篇列传,更是太史公的呕心沥血之作。
几十万字,几千年的通史,一个人完成!
纪传兼书表的体例,史无前例,开后代几十部正史的先河!
这就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的贡献。
思想的力量比
刀***更强大
命运之神向司马迁提出了一个命题――思想与刀***相比,谁更强大?司马迁用四十万字的《史记》作了回答――思想比刀***更强大。
公元前99年,司马迁正踌躇满志,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天有不测风云,厄运降临在他的身上。一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作为副帅抗击匈奴,兵败被俘。消息传来,朝廷震惊。汉武帝召集文武百官讨论李陵事件,大臣们见皇帝一脸怒容,一个个噤若寒蝉;汉武帝点名让司马迁发表看法。司马迁“竹筒倒豆子”,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陵出身将门,一向不贪***功名富贵,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此战以五千兵马,深入匈奴王庭,击杀匈奴近万人,使得匈奴单于率倾国之兵十余万人围攻李陵,李陵浴血奋战兵败被俘。司马迁进而认为,李陵投降,实有功于朝廷。一是出于无奈,二是想等待时机报答汉朝。汉武帝听后,雷霆震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游说,并借此打击此次征讨匈奴的主帅李广利。李广利非常人可比,恰恰是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汉武帝此次任命李广利为主帅,目的就是希望他能立下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赫赫战功,在朝廷赢得***治资本。李陵降虏,本来就是国耻,司马迁为李陵辩白,无形中又触及了汉武帝的隐衷,汉武帝一怒之下,便将司马迁交付廷尉治罪。
按汉代法律,免罪有两种方式:一是祖先或自己立下大功,享有君王赐与的豁免罪行的丹书铁卷;二是以巨额的财产赎罪。司马迁的父亲只是一介太史令,后来司马迁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君王眼中,太史令与戏子、***妓的地位并无多大区别,此话虽然不无偏激,但的确也是事实,第一条自救的路司马迁是没有的。可叹的是司马迁身为太史令,也无足够的家产来赎罪;亲朋好友虽没有落井下石,却无一人伸出援救之手,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是如此。最终,司马迁被定罪,接受宫刑。
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当时观念的影响。按儒家观点来看,“身体发肤皆受之于父母”,身体受辱致残就是对祖宗的莫大羞辱,更何况是被施以肉刑中的极刑――被割去生殖器,这是天大的不孝啊!司马迁想到了孔子看见卫灵公与太监雍渠同乘一辆车就离开卫国的故事,也想起了商鞅因为借助于太监的引见得以侧身朝廷被人羞辱的史实。虽然出狱后汉武帝将他升为中书令,执掌皇帝的诏令文书,但这个官职向来是由太监担任的,这无疑是将司马迁当作太监来使唤――有着强烈的自尊心的司马迁怎能接受这一事实?
是忍辱活下去,还是自己结束生命?司马迁面临着选择。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思量,司马迁做出了抉择:活下去。因为《史记》等待他续写完毕。
司马迁自有他的解释,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这样一死了之,与蝼蚁无二。再说孝有大小之分,“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是司马迁父亲的临终嘱托,言犹在耳。身体受辱是不孝,如果修成《史记》,了却先父的遗愿,司马氏家族得以彪炳史册,不正是尽了大孝吗?这样赴死,不就死得比泰山还重吗?
司马迁还从历代圣贤那里找到了慰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坚信借助《史记》,一定能尽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进而“成一家之言”,为自己在史册上赢得不朽的地位。
汉武帝的刑具伤害了司马迁的身体,但没有使司马迁高贵的头颅低下。
专制者最恐惧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反之,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也就是拥有一个***的人格,能自由而***地思考与评说。如果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思考与保持沉默,那么正是专制的暴君所期望的。细心的读者去读读司马迁记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吧!通篇没有写他的半分文治武功,倒是极力写了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如何不惜重金遣人一次次寻道访仙,一次次劳民动众登上东岳封禅祭祀,汉武帝的昏庸愚昧的一面显露无遗。如果再读《外戚世家》,写到汉武帝的残忍,你会有难以卒读之感。汉武帝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外戚专权,竟将为他生了皇子公主的妃嫔一一杀死。在《外戚世家》的结束语中,司马迁不无讽刺地写道:“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司马迁以他的那一支笔将汉武帝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谁能不说思想的力量胜于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