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
一、司马迁生平及写作背景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破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0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腐刑又称富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是得于所闻的。《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资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资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评价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问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 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据《太史公自序》中说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唯一的史书。它把古代历史作了一次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弊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中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地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坚持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敢于背离传统，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对于当代帝王也敢于指责，《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
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他还是一位颇为深刻的思想者。《史记》所表现出的富于启发意义的诸多思想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不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