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女性文学论文篇1
一、结构坚实
视野宏阔，是该论著的另一大特点。在结构设计上，《历程》打破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另辟蹊径，以冰心、丁玲、张爱玲三个女作家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写体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主体框架结构之外，论著作者别出心裁，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辅助性结构或副结构———在每一编的最后单设一章，分论三个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节设置是:时代主题的交响(一)———冰心时代的庐隐;时代主题的交响(二)———丁玲时代的萧红;时代主题的交响(三)———张爱玲时代的苏青。这是一个贯通到底的双结构。这样，每一编里实际安排了地位主从的两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较，冰心与庐隐，丁玲与萧红，张爱玲与苏青，两两相对，所谓“交响”，既是对同时代的两个个性和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及其创作之比较，同时，更是对同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时代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交响”，双声部或多声部之谓也。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构的，杂树生花，30年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涌现出了大批经典性文本，现代女作家依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所提出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出路等重大问题引发了持续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繁复丰富的研究对象，任何所谓“抽象”、“概况”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见肘，流于简单。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论著目前的双结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视野恢宏，它最大程度地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使得作者的论述丰富厚重，析出的观点和结论坚实而有力。
二、文本细读
论从“文”出。《历程》在文本细读上所显现出来的硬功夫，是笔者最想强调的，这是论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韩立群这一辈属于第二代学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启下”的意义更突出。他们活跃于新时期初期，那个时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学科定位和建设问题，所以这一代学者学科意识尤为强烈。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是教材撰写。在山东，在第一代学者田仲济总主持下，韩立群参与并主持了山东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为山东乃至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编撰，除“史识”外，通读作家作品，对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韩立群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课，培养了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和第一手史料的掌握，长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练就了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因而其学术研究从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观点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作支撑。这种细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读，在《历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来，《历程》三编的框架设置是平行的，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题，即“理性启蒙”、“艰难实践”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盘考察和整体分析，三个时代女性主题的界定、特征和差异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你会发现，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上，作者实质上划分出了两个阶段。1940年代随着愈加深化的殖民地过程，女性在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两性关系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挤压着，女性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愈来愈物化、奴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体性地位进一步丧失。
三、总结
作者敏锐地抓住它，并层层发掘出来;不仅如此，借助于对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的辨析，作者发现，女性愈来愈被物化和奴化的本质正是在这些“文明”、“自由”观念的掩饰下而变本加厉的。而在***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将文明、自由的观念予以实践之，则是丁玲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问题意识”的统领下，《历程》的作者将女性问题一一提出，界定、辨析，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作者：李玉明秦丽萍单位：青岛大学
女性文学论文篇2
【摘 要】比较研究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共振和差异，可以丰富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的内涵和拓展其外延；同时，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刚健、激昂的特征，打破了传统女性文学的私人化与封闭性，无疑为这一时期的世界女性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延安时期 英美女性文学 共振 差异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16JK1844；延安大学校级项目，项目编号：YDK2015-29；延安大学外语学院横向课题，项目编号：YDH2013-17。
前 言
目前，国内对于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的个别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研究最多且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丁玲，专著研究与论文研究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另外，对于其他女作家，如陈学昭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丁茂远编的《陈学昭研究专集》、万国庆著的《突围与陷落：陈学昭传论》等。其余延安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如草明、白朗、曾克、袁静、韦君宜、莫耶、李建彤、李伯钊、李纳、颜一烟菡子等。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对于延安时期女性作家的群体性研究开始绽放，赵学勇教授2013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天地之宽与女性***――延安女作家群述论》，无疑开创了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另外，罗锦鸿的硕士论文《时代洪流中的女性书写――延安女作家群及其创作透视》、李青的硕士论文《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研究》、阮慧的硕士论文《从***女性到女性***――论延安女作家对女性***的探求及其话语实践的复杂性》均推动了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同时期的英美文学界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世界里，人的信念缺失成为文学作品的重大主题，同时，由于对“迷茫的一代”作家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学界对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忽视。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依然有其共同而鲜明的主题，即反映女性丰富而曲折的生活经历；创作技法上，女性作家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笔者考察后，发现这一时期的英国女性作家，除了伍尔夫以外，其他女性作家在中国鲜有研究，比如Vera Brittain， Stevie Smith， Dorothy L. Sayers， Storm Jameson， Naomi Mitchison and Ethel Mannin。温尼弗莱德・霍尔特比（Winifred Holtby， 1898年-1935年）和维娜・布里坦（Vera Brittain， 1893年―1970年）认为爱情和婚姻应该服从工作的需要，因为战争已教会她们这一代女性知道生活的愤怒。维娜・布里坦的《南莱丁》（South Riding， 1936）、《荣誉房产》（Honourable Estate， 1936）和《对待青春》（Treatment of Youth， 1940）等拓宽了关于女性平等权利的法律定义，使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勇敢、更自觉地深入到社会生活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在美国，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以两种模式为主：一种是以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艾格尼z・史沫莱特（Agnes Smedley）等为代表的***治抗议小说；还有一种就是以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内拉・拉森（Nella Larson）为代表的黑人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眼下对于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的研究也多限于对作家或作品的个别研究，如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技巧运用研究；赛珍珠和史沫莱特作品中中国印象研究；哈莱姆知识分子的文学与艺术创造研究等。虽然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和同时期英美的女性文学已从不同角度做了分析和研究，但将它们进行对比、比较研究的仍为数寥寥。因此，运用国际视野，研究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共振和差异，可以丰富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的内涵和拓展其外延；同时，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刚健、激昂的特征，打破了传统女性文学的私人化与封闭性，无疑为这一时期的世界女性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共振
1.社会性十分突出。同处于战争这一时代背下，无论是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还是二战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二者均面向社会，社会性十分突出。埃莲・肖尔瓦特总结英国妇女文学时说： “妇女现实主义、女性抗议和女性自我分析在20世纪有关社会和***治的小说中结合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交，丁玲的创作将女性问题与社会***治问题紧密结合，如把妇女问题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考察的《“三八节”有感》。
2.女性创作主观性很强，注重内心世界的描写。女性创作最常见的方式是情绪宣泄、女性自我分析，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也不例外。如集中体现伍尔夫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到灯塔去》《达罗卫夫人》、丁玲的《从夜晚到天亮》，还有散文《风雨中忆肖红》等都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
3.批评父权文化。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延安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话语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显得甚为稚嫩，但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透露在字里行间，如丁玲作品中所涉及的***区男权文化。伍尔夫将对战争的批评与男权主义紧密相连，1940 年8 月， 她发表了杂文《和平――空袭中的思索》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以及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达洛维夫人》则有力地控诉了战争及父权制。
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差异
1.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 这一时期英美女性文学延续了对“人”“女人”的关注。反思作为“生而平等”的女性，追求自身“人”的价值，群体反思父权文化对自身的压迫。各自秉承自我的传统，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是其人文主义思想在女性文学方面的延伸，而中国的文学历来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也是此种传统的延续，所以说，这种差异并非特定时期特定背景的独特产物，仅仅是各自传统的延续。
2.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独特的特征是刚健、激昂，甚至被称为“雄性化”的特征，这是同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所不具有的。
3.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所面对的阅读对象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体现出“大众性”的特征，延安文学女性话语着重体现在底层女性的经验表达。女作家为了创作经常深入到乡村田野，体验真实的底层生活，同时***话语与女性话语相融合。丁玲、陈学昭、李伯钊、草明她们作为女作家的同时，也是实际的***工作者，实现了女性的个人经验与底层经验、“女性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结合，这也是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所不曾体现的。延安女作家群开创了一种新的女性话语的表述空间，其话语形态富有鲜活的历史感、崇高感和使命感，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追溯延安时期以女性承载的和女性主导的女性文学，笔者无意于仅仅将中国的女性文学与西方的女性文学作比较，并非对延安时期的女作家、女性形象进行西方女性主义论证，而着力挖掘延安时期这一本土性别研究资源，致力于研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对于“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这一使命的担当与不容轻视的隐忍和付出。
参考文献：
[1]Phyllis Lassner：British Women Writers of World War Ⅱ-Battlegrounds of their Own， （st.martin’s press， inc.，1998）.
[2]Jenny D. Hartley：Hearts Undefeated： Women's Writ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3]丁玲：《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4]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李维屏、宋建福：《英国女性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6]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赵学勇：《天地之宽与女性***――延安女作家群论述》，《中国社会科》2013年第7期。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延安
女性文学论文篇3
进入二十一世纪直至今日，虽然“女性主义”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在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治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孙桂荣博士一直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她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一书的结语中用了“边缘”和“疲惫”两个词来形容女性文学研究，并援引了学者程麻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译著《性与文本的***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所做的这段序言来佐证这种“边缘”和“疲惫”：
“和近些年来传进中国文学批评界，并招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惹得沸沸扬扬的诸多国外文学思潮相比，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运似乎与众不同，有点特别。所谓特别或不同，说得俏皮些，便是至今它还没太被当成一回事――讲西方有种女权主义批评，大家都能姑妄听之，可如果认定它是一种比较有系统，而且有深度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坛上会有不少人觉得是故弄玄虚，起码有些言过其实。”[1]
的确，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界的尴尬境地（北大曹文轩教授曾将之概括为四点：“其一，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甚如意；其二，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其三，被研究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其四，被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际关系之中”[2]）。女性文学研究在孙桂荣博士看来简直是“尴尬中的尴尬”、“边缘中的边缘”。“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3]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毅力从硕士到博士学位论文均以女性文学研究为选题对象，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本《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便是她多年耕耘的产物。
该书是在孙桂荣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来的，这篇论文曾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关于“后女权主义”，她在博士论文中总结道：“‘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形态可以说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回归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时代现场与个人欲望、男性期待与女性意愿、物质的***治经济现实与文化的社会性别理想，所有这些都在‘后女权主义’这里构成了一个交叉点。”这种论述是颇为独到的。
在消费社会，生活本身已抹平了与艺术虚构的界限，艺术变成了生活本身，审美幻境到处泛滥，所有的事物都披上了一层不假思索的戏仿色彩。处于这一躲避崇高、“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时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根本无力去反抗人性中对外在虚荣的追求以及利欲对于人内心的煎熬，更无法改变败坏人的灵性与神性的种种社会陈规与陋习，它能够给予自己的唯有一种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内在力量。正如邓晓芒先生在《文学与文化三论》的自序中所言，“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反抗却不一定是反思，所以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至于所需反思的具体对象与关键内容，可引用孟繁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需要反思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的“失语”状态，到底是因为知识论或信息交流上的无话可说，还是因为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还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这样的反思无疑能够触及当下女性文学研究最为深层的问题。而孙桂荣博士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中，对女性与女性文学在消费时代的存在状态与文化际遇有着精辟而详尽的论述。
孙桂荣博士是笔者读硕士时的师姐，当初读书时女性文学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孙师姐在那个时候就沉迷于这方天地，几年的耕耘与沉潜果然使其在这里做出了一番成就，这本《消费时代的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今与师姐天隔一方，各自在工作之地为生活奔忙，谨以这则书评聊以表达对师姐的想念和对她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成绩的祝贺。
注释：
[1][挪威]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于文本的***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271页。
[3]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向忆秋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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