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伟大诗人有哪几位?我记得1950年代常常提到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以为李、杜、白三位都伟大,各有各的伟大处。白居易的伟大,主要在讽刺诗。他的讽刺诗,数量多,质量好,不但李白、杜甫远远比不上他,就是整部中国诗歌史上,也没有哪一个人能望其项背。
白居易有真诚的艺术良心和高度的艺术勇气。他是文学上的“为人生”派,写诗作文是为了反映现实,改良人生。他与那些一味“吟风月,弄花草”的文人墨客大异其趣。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同情“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和妇女,你总该记得他的《观刈麦》《卖炭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他强烈憎恶为官不仁者和为富不仁者,你总该记得他的《新丰折臂翁》《宿紫阁山北村》《重赋》《轻肥》……在这些诗里,他尖锐地、大无畏地揭露和批判那个不公正的社会,那些骄奢***逸的官僚、富商、***官、公子哥儿。锋芒所向,甚至扫到已死的和健在的皇帝,因为许多盘剥人民、残害人民的***策,都是得到皇帝的批准或默许的。
白居易的创作黄金期,在公元806―814年,他35―43岁这8年间。他最优秀的讽刺诗,大多写于这个时期。815年,他上书言事,触怒宰相,平日忌恨他的人趁机落井下石。他被贬谪江西九江,沦为“江州司马”。其实,宰相之怒,小人之恨,大半还是源于他的讽刺诗,越职言事只不过是借口罢了。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他吸取教训了,从此避祸保身,不复谔谔直言。他的人生,他的诗歌,都以43岁为界,划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虽然也写出了《琵琶行》《钱塘湖春行》之类好诗,但好诗毕竟少了,讽刺诗也被闲适诗所取代。然而,尽管如此,白居易依然是伟大的,伟大就伟大在他前期的多而且好的讽刺诗。白居易有高超的讽刺艺术。这个话题太大了,这里只能略举数端:
其一,善于抓典型。
白居易青少年时代生活贫困,飘泊流离。35―36岁当过两年“县尉”这种最低等的小官。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中下层官僚的劣迹是见得很多的。37岁拜左拾遗,调到皇帝身边工作了,眼界更开阔,对上层官僚乃至宫廷的腐败内情更了解,忧国忧民之心更强烈了。不难想见,他的生活素材是极其丰富的。他提起笔来,必定浮想联翩,各种材料争着向他报到。但是,他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看到什么写什么。他选材严。他总要挑选那些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社会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历史现象),来作他的诗歌题材。例如,反映贫富的极端悬殊,他选择农民挖地黄去换朱门肥马吃剩的“残粟”以“救此苦饥肠”这样的典型事件作题材(《采地黄者》);反映皇帝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选择为逃避兵役深更半夜偷偷把自己的右臂用大石捶折这样的典型人物作题材(《新丰折臂翁》)。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本身,内涵就非常丰富,用最朴素的言语文字叙述出来,也能让人动一些情。
其二,重情节细节。
找到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固然值得高兴,但如果干巴巴地说出来,只有几条筋,也会糟蹋了好题材,感人不深。好题材是浑金璞玉,需要提炼,需要雕琢。提炼雕琢的手法很多,且千变万化,但情节的交代、细节的描写不可缺少。而且,这种交代和描写,应该有血有肉,情景交融,富抒情味,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白氏讽刺诗情节栩栩如生,让人历历在目者,如《宿紫阁山北村》对“暴卒”的描写: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
细节以一当十、形神兼备者,如《卖炭翁》对卖炭老人的外貌和心理的描写: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诸如此类的范例,值得我们细细推敲。
其三,语言通俗化。
白居易作诗用语通俗是人所共知的,讽刺诗尤其是如此。这“通俗”,包含着质朴、明快、激切、流畅诸多含义。他刻意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目的是希望他这些诗容易懂,容易在社会上传播,容易传到大臣、宰相、皇帝的耳朵里去,起到为民请命、改革弊***的作用。他的创作动机是崇高的,艺术实践也是成功的。坡所谓“元轻白俗”的“俗”,如果是指“通俗”,那是对的;如果是指“俗气”、不高雅,那是他的偏见。刘熙载在《艺概》里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不易到。”袁枚在《续诗品》里也说:“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载,此妙谁探?”我赞佩刘、袁的识见。
(周俊根选自《中华诗词》2012年第8期,标题为编者所加)